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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学生被分为两组——A组和B组。离家之前，利穆鲁的乡亲们都夸我是家乡的天才，念书比肯尼亚任何孩子都好。现在我诧异地发现另外二十名比我更好的男孩子被分到A组，而我却与二十名不够天才的同学分到了B组。不要紧，真的。所有同学修同样的课程，读同样的课本，参加同样的考试。我自尊的翅膀也许被剪掉了一点点，但和妈妈的约定依然鞭策着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且看付出能收获什么。

英语是我的第一节课。这节课跟我在这里遇到的一切相似，充满神秘和刺激。大腹便便的英语老师走进教室，原来就是已经见过的那位财务主管P.R.奥迪斯先生。他自我介绍完毕就吩咐众人：“跟我走。”抬脚便出了门。我们跟着他穿过操场，走过足球场，朝大门走去。然后他向左一拐，踏上一条缓缓上升、通向山顶的土路，两旁的夹道是灰溜溜的石头平房，褐色瓦屋顶，房子两侧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奥迪斯带我们走到这些房子中的一道门前，说：“欢迎光临我的城堡。”[12]我们的头一节英语课就是参观一座地道的英国家园。

我们边看边学，从起居室、客厅开始。奥迪斯逐一讲述：墙上的风景画、英国乡村风光；大地毯、小地毯；壁炉、壁炉架上的蜡烛和小瓷像；舒适的组合沙发与靠垫；茶几、咖啡桌（不是给人搁脚的，他连忙补充说），一只书架；一只高高的柜子，展示盘子和玻璃杯（不是日常用的，他又加了一句）。在卫生间里，我们发现浴缸、洗脸盆、水龙头、几把牙刷和一管牙膏。一切都与我们村的茅屋天差地别，我们的茅屋里只有一小块万能活动空间，有时还得与羊群挤在一起。我们的卫生间就是河边，在这里洗衣裳，在芦苇后面洗澡，在院子的水盆里洗手、洗脚。在我们村，红土是洗澡文化的一部分。而在这里，一切东西都洁白无瑕。

我们进入厨房，奥迪斯用英语指着各种器皿：电饭煲、罐子、平底锅、各种刀子（他说统称为刀具cutlery），以及各种器具。用餐区是一张餐桌，摆着盘子、刀叉、大小形状各异的刀子，当然还有餐巾。奥迪斯形容不要怎么坐（绝不要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如何拿刀叉；刀叉摆放顺序，吃肉该用哪种刀叉，吃鱼又该用哪种。应当礼貌地说“请把盐递给我”，而不是朝另一位客人侧身伸手去够想要的东西；当然还有餐盘要向身体外侧倾斜，免得把调料或汤汁弄到自己身上；嘴里塞满食物时不要说话。使用餐巾也有规矩，铺到大腿上，别塞在脖子周围；如何用餐巾角擦掉唇上不想要的东西，但千万不要用来擦鼻涕。我们还学会如何把刀叉交叉摆放或者成角度摆放，最好角度要大，示意侍者自己还没吃完盘中食物，以及怎样把刀叉平行摆放，告诉侍者他可以收走盘子。

我们还学会三道菜的一顿饭，以水果和甜点收尾。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以沙漠收尾，直奇怪那东西怎么能成块吃下去。另一个同学也大惊小怪。不是，甜点是吃的，不是一块沙子，叫dessert，不是desert。同学们哄堂大笑。这一切都好抽象，跟我在乡下吃的饭食太不一样，我们吃的是米粉糕和依丽什锦菜，通常就用手指头往嘴里送，我吃饭时肯定也从没被人伺候过。在理想的进餐礼仪指点下，奥迪斯在训练我们养成被人伺候的习惯，或者至少是在把这种念头灌输到我们脑子里。

最后，我们来到主人卧室，奥迪斯教我们说床垫、床罩、梳妆台和抽屉、衣橱、睡衣、晨衣。他正要带我们去客人卧室之际，几个同学发现一道侧门廊下挂着枪！奥迪斯想往前走，可同学们站住脚，傻了眼。那是一挺兰喀斯特机关枪、一把手枪，还有一个警报器，奥迪斯解释道。1952年茅茅战争爆发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和大卫·马丁当时加入了肯尼亚警察预备队。早些年他们还给学生配备过弓和箭，以便夜间巡逻，不过茅茅战士并未进攻或威胁过学校。明摆着，奥迪斯挺尴尬：枪支及其用途可不是上课要讲的东西。

大家鱼贯返回校园听下节课的路上，没人议论最后这件戳人心窝的事。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对不起”，“请把水递给我，谢谢”。我们还背诵着一顿饭三道菜的次序：头盘、汤、主菜、水果和甜点。有人还是把甜点念成沙漠，招来一阵哈哈大笑。你想要撒哈拉[13]吗？不，不，就来点儿卡拉哈里[14]吧。一些同学有节奏地重复吟诵，最要紧的是，除了水果，什么都不能用手拿。

这句话招来更多笑声：用刀叉我们怎么吃玉米豆子饭、依丽什锦菜和米粉糕？ 那米粉糕的滋味就全没啦，有人认真评论道。吃米粉糕的快乐就在于用手抓着品尝：手指头插进热气腾腾的糕，塞到嘴里让它慢慢变凉，再用舌头翻动它再滚上几圈。人家说的是英国饭和英国的吃饭规矩，别的人补充说明。奥迪斯听到这些就在下课前解释说，餐桌礼仪没有种族与肤色之分。举止良好就好比身体整洁，是通向上帝与神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