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年代后海峡两岸研究概述

（一）大陆学界的史料整理及研究概况

民国时期绵延40年的战争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大体宣告结束。自50年代至70年代，军阀课题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进展。但该时期海峡两岸仍处于对峙状态，且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性作用，政治批判运动连绵不绝，军阀学术研究受制于“政党史观”、“革命史观”和“阶级斗争论”的约束，平实性研究成果不多。除若干论文外，尚无专著出现。在“文革”十年，无论资料整理还是研究性著述，均陷于全面停顿。

“文革”结束后自80年代至今，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注重史实证据等健康的学术精神得到提倡，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得以凸现。高质量的论文与专著不断涌现，形成了真正的学术高潮时期，尤以人物、派系、事件等专史方面著作最多。据来新夏等关注多年后的统计，1949年至1999年大陆地区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论文约1000余篇；而1980年以前的30年仅130余篇。(36)对于大陆地区兴旺的研究气象，香港研究家周子峰评论：“近年中国大陆地区军阀史专著的出版有如雨后春笋，成为当地民国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37)

其中有关军阀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成绩显著，90年代后出现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1912—1928）》（六卷本），继而有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册本）。两书编者都对书中资料作了学术性论评。天津原为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也是北洋军政实力派主要活动据点，遗存资料丰富。天津古籍出版社于90年代编辑出版了《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汇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吴景濂等人档案资料影印件共33卷。利用天津史料所编纂的资料集还有《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并影印出版《民国丛书》上千册，是为可与台湾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比肩的巨大工程。其中相当部分文献均与军阀课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分五辑出版，所藏档案资料达数十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按重大问题、事件、人物等角度，分专题出版了《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等军阀问题资料集。专题史料编辑成果还有张侠、孙宝铭等编《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及《北洋时期兵变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

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出版《文史资料》，刊载有前北洋政权和国民政府人员为主的个人回忆录以及其他各种文献，目前已经出版130余卷。各地文史机关亦出版本地的《文史资料》，整理并出版有关当地军阀统治时期的资料档案。

专著方面成果较丰，值得指出的是，来新夏1983年《北洋军阀史稿》填补了长期缺乏通论性专史的空白，以该书为基础与焦静宜、莫建来、张树勇、刘本军等合著为《北洋军阀史》（上、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该著对旧有研究作了全面的补充修订，资料运用十分丰富，其绪章对于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讨论达77页，可谓详尽。

来新夏在梳理各家定义的基础上，开列专章进行辩驳，提出新的定义：“我们对近代军阀的定义和界说拟作如下的表述：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38)比较此前各家定义，进一步确认了私兵、割据、勾结帝国主义等传统要素，新增加的则有“中体西用”思想的表现；该书还坚持了对于军阀的否定性的基本估价，不过也在促进军事现代化作用等方面增加了一些积极评判。总体上说，在传统史学的军阀研究领域，该书是有代表性的通论性专著。

其他综论性著作还有：谢本书《话说北洋军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张鸣《武夫专制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作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等。

80年代之后就军阀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性质特征诸方面的研究，发表有大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如陈旭麓的《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1983年），李新《军阀论》与《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1、3期），等等。

将继北洋之后的国民党派系战争定性为军阀现象，并加以综合介绍的，有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薛谋成《国民党新军阀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些著作可在广义的范围作为军阀研究专著。

关于各派系、军系著述，如关于皖系与日本的关系，有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书后附有《寺内内阁时期日本对华借款简表》、《日皖关系主要资料简编》和《征引书目》等以方便读者。还有黄征、陈长河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季宇《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关于军阀各派系同孙中山的关系，有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内容甚为详尽。

再是人物传记，数目甚多。有关袁世凯的有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陶菊隐《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此外，还有若干通俗性著述。

被视为北洋派系主要人物的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张勋等，还有相当一批地方军阀人物，以及军阀与相关重大事件的关系，都有多达上百种著述出现，其中有通俗读物，也有不少研究性论著，在史料发掘及史实建构诸领域，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同以军阀概念为中心的大量著述相比较，以军政关系或党军关系为主题的学术性成果，在大陆一直不多见。80年代以后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关系到军事社会学、军事政治学的作品，多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解释政党对于军队控制的合理性及必然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国家军制学》（1987年）等。

近年出版的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其中一节以“党治与军治”为标题，著者以党权、军权为国民党内最主要的两大结构派系，并在引用胡汉民等人的传统论述的基础上，强调“国民党党权和军权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演化过程”。(39)氏著从制度层面为军政与党军关系研究作了推展。杨天宏新著《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2008），也显示出学界在党、政、军关系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推进。

伴随大陆地区新成果的不断推出，笔者曾借助电子检索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学术交流机遇，采用了比较研究等思考方法，努力探讨军阀话语源流，提出了新的论证逻辑和研究结论，先后发表有《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及《“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对于现代意义的军阀概念起源及其含义作了考订。再有《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与《南方党人的“武力”认识及其建军模式类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2005年9月第162期）等文章，试图运用和推广从军政关系角度研究军阀的模式。

对于古文献中的军阀概念考据成果，当推谢蔚的《试析“军阀”古义的形成》(40)，该文利用多种检索方法，较详尽地搜索出了《册府元龟》、《通雅》等各类古文献所记载的阀及军阀词汇，并通过分析其词根“阀”字及其相关词组意涵，确认古语军阀为军功之意，与近代“军阀”的含义不相通。但近代意义的“军阀”是“阀”字词义演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该文对于上述徐勇文章考据“廿五史”仅得“军阀”记录一条的叙述，有了较大的补充。

自民国军阀政治出现之后，百年来对其源由和语境的探讨不绝如缕，却因为汉字文化广博、跨国界史料浩瀚、语境转换时间漫长等条件约束，一直缺乏具有代表意义的研究结论。如果说当时学界尚认同军阀概念输入于日本，但对于古籍的源流状况几未触及，按笔者所见，仅南海胤子的“吾国素无军阀”大致是否定了古典军阀的存在。而上述徐勇、谢蔚等学者的文章，借助新兴电子检索手段及域外访学调研，在百年学术基础之上确认了军阀的古典存在，并对其本义、近代语境变化、域外传输和社会政治应用等疑难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这是新科技在史学领域的运用，也是值得评价的学术界百年讨论的共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