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戏剧合为时而作

德·罗米伊是法国著名古典学家,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1973年)首位女教授,生前曾任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荣膺法国荣誉勋位一级勋章等殊荣,凭借对古希腊文明,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史的研究蜚声学界。在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德·罗米伊曾先后任教于法国几所知名大学。德·罗米伊一生勤勉,著作等身,著述广涉古希腊文明和思想史研究,代表论著有《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Thucydide et l′imperialisme Athénien,1947/1951)、《希腊的民主问题》(Problèmes de la démocratie grecque,1975)、《古代雅典的民主热潮》(L′élan démocratique dans l′Athènes ancienne,2005)、《古希腊悲剧研究》(La tragédie grecque,1982年第三版)、《厚蕴沉香:希腊悲剧》(Tragédies grecques au fil des ans,1995)、《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恐惧与焦虑》(La crainte et l􀆴angoisse dans le théâtre d′Eschyle,1958)和《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La Modernité d􀆴Euripide)等,广惠学林。

德·罗米伊以研究古希腊史学起家,在修昔底德研究上造诣尤深,曾先后出版《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修昔底德的史学与理性》(Histoire et raison chez Thucydide,1956)等著作。数年后,她还受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久负盛名的“杰罗姆讲座”(Jerome Lectures)发表长篇演讲《古希腊作家论城邦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According to Greek Authors)。讲稿随后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初版,1991年再版)。可以肯定的是,德·罗米伊对史学的关注绝非现代意义上奉史料考据为圭臬的实证史学,而是带着明显的文明关切。这就是她的史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史学特点的原因所在。这个特征在她晚期重回修昔底德史学研究时已彰明较著。在2005年面世的《修昔底德笔下政治史学的创生》(L􀆴invention de l􀆴histoire politique chez Thucydide)一书中,德·罗米伊就直接挑明了她的政治史学进路。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志》卷一就开门见山,他要从人性本身入手来稽考希腊成败兴衰之理。[1] 通过细致梳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希腊各邦带来的全方位巨变,他期望后世能借此通古今之变,以鉴古观今。在这点上,德·罗米伊显示出与修昔底德一样的雄心:修昔底德通过以文学化(讲故事)的笔触描述那场影响深远的伯罗奔半岛战争,不仅试图探究雅典城邦衰亡的根本原因,还试图借此透析万物之理,穷究深藏于人性中的普遍原因。而德·罗米伊对古希腊文史的研究,甫一开始也结合了她对古希腊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普遍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困境的关注。用她本人的话来说,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出现了一股风潮,“致力于通盘认识适于多数情况的重要方案”(页168)。

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以此描述德·罗米伊本人毕生的学术志业也并无不妥。

由此不难发现,德·罗米伊对古希腊诗文(尤其悲剧)的兴趣同步于她对古希腊史学的兴趣。与她的史学论著几乎同期出版的,有数部同样影响深远的诗文研究:《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恐惧与焦虑》(1958)、《怜悯的演化: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L􀆴évolution du pathétique d􀆴Eschyle à Euripide,1961)、《古希腊悲剧中的时间》(Time in Greek Tragedy,1968)、《古希腊文学述要》(Précis de littérature grecque,1980)等。德·罗米伊敏锐地注意到,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与史家修昔底德的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1984年出版的《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的相似反思》(Réflexions parallèles chez Euripide et Thucydide)一书中,她就对比了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半岛战争的同步思考。

德·罗米伊把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的这种对比延续至两年后出版的《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PUF,1986)中。在这部聚焦欧里庇得斯与现代性的专著中,她明确把欧里庇得斯视为与修昔底德同样重要的思想家。德·罗米伊指出,对于学科分类并非像如今这么泾渭分明的古希腊时期而言,“不仅有一种欧里庇得斯的哲学,也有一种修昔底德的哲学”(页21)。她还发现,触发这两位思想家写作的动机,都在于深入反思伴随那场旷日持久的希腊内战而来的深重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

不过,在展开论述前,德·罗米伊首先界定了欧里庇得斯与现代性的关系。她很清楚,要把“现代性”这个极为现代的概念用在欧里庇得斯这位古代作家身上,必然引发困惑。为此,必须首先弄清,欧里庇得斯在何种意义上称得上“现代”?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首先在于“较之他的同代人和前人,欧里庇得斯是现代人”(页5)。正如她所言,只有在与前人的对比中,才能更好地凸显欧里庇得斯何以是现代人。为此,德·罗米伊跟随阿里斯托芬的眼光,将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进行了对比。她发现,伯罗奔半岛战争绝不仅仅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也带来了一场信仰危机:

埃斯库罗斯对神义永在的朴素信仰也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下遭到不同程度的动摇。这场危机改变了戏剧的精神,也改变了邦民的精神。(页6)

对此,德·罗米伊依照阿里斯托芬的见识,将之归因于新旧两代人的差别:有别于亲历过雅典史上最辉煌的波斯战争的前辈,欧里庇得斯见证了这座由此崛起的帝国大厦将倾的末日图景。较之埃斯库罗斯笔下对雅典充满自豪及一切正蓬勃向上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仍清晰可辨),欧里庇得斯身处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页22)。从修昔底德笔下可知,这场历时二十余载的战争如何将人类珍视的一切价值毁灭殆尽,战争带来的无谓牺牲和肆意屠戮如何将人性的残忍暴露无遗。此世的无常同样令欧里庇得斯生发了一种幻灭感。我们看到,即便在他笔下的英雄人物身上,起支配作用的也总是灵魂中“人性,太人性的”的那个部分(比较《伯罗奔半岛战争志》,1.22.4)。

然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那场危机中,雅典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欧里庇得斯如此毅然决然地与传统决裂?很显然,和欧里庇得斯一样,索福克勒斯也亲历了雅典民主制盛极而衰的整个过程,但他没有显示出这种义无反顾的决裂……

对于欧里庇得斯与同时代人索福克勒斯判然有别的精神气质,德·罗米伊将之归因于天性的不同。她还注意到,两人虽同时经历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智识革命(智术师运动),在受影响程度上却迥然不同。智术师们在雅典搅弄风云之时,索福克勒斯已过知天命之年,欧里庇得斯却“正值对新事物充满热情的年纪”(页8)。他带着天生哲人般的敏锐感知力,全方位接受了这场思想大潮的影响,并以悲剧创作的方式热情洋溢地投入这场如火如荼的智识革命。

在他的所有传世剧作中,欧里庇得斯无不倾注了对母邦雅典那段令人失望、困境重重的岁月的关切。他的所有作品都记录了雅典在这段罹乱的特殊历史时期遭遇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内战的爆发令原本就已走向脱缰边缘的雅典民主制的弊端日益凸显,由智术师启蒙开启的质疑一切传统价值的风尚,给雅典社会带来的不是普遍开化,而是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传统伦理秩序一面举步维艰地维系社会秩序,一边渐渐濒临土崩瓦解。

可以肯定的是,欧里庇得斯虽积极投身这股思潮,却并未全盘接受智术师的教诲。面对这场风靡一时的思潮,欧里庇得斯在热情拥抱的同时,也敏锐意识到由智术引发的道德危机,甚至在剧作中以他特有的方式与智术师对抗。

欧里庇得斯的确意识到智术师给雅典社会带来的深重道德危机:普罗塔戈拉等智术师深以为傲的“双重论证”的诡辩技巧,就世间万物展开理性论辩,很可能无意之中为野心家或贪婪之人作了似是而非的辩护。由此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标准的缺失,直接冲击了人世基本的伦常秩序。在《云》中,阿里斯托芬就用智术师让儿子学会论证儿子打老子有理的例子,栩栩如生地呈现了智术对传统伦理和城邦秩序的根本挑战。

然而,看到了智术的危险是否就意味着他要为此寻求解决方案呢?

在《海伦》中,欧里庇得斯就显示了非凡的论辩力,通过把特洛亚战争的起源归咎于海伦的“幻影”,他对智术师的诡辩进行了冷嘲热讽。欧里庇得斯在此剧中显露出的论辩力甚至令头号智术师也自愧不如。然而,与前辈埃斯库罗斯对邦民“德性”的关切不同,由于欧里庇得斯关心的是“求真”,他通过“把戏剧变成理论论争的场所”,一面把古希腊悲剧变成“观念剧”,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页153),一面又在与智术师对抗中吊诡地与之站在了同一阵营。德·罗米伊诉诸尼采的评断,解释了欧里庇得斯这种令人困惑的悖谬:

所以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总是冷和热的混合体,既能让人冻得发僵,又能让人热得发烫。[2]

德·罗米伊还发现,欧里庇得斯身上独有的气质之谜,集中体现于他的剧作中两种互生龃龉的“趣味”:理智主义的趣味与怜悯的趣味。

通常认为,“追求怜悯与展开理性思考”格格不入。但一旦看到,欧里庇得斯笔下人物的大段说理,几乎总是为了激发“怜悯”,让理性为激情服务,困难就迎刃而解。这些人物要么受激情所困,要么因时乖运蹇而深陷困境/险境。而且,悲剧人物为了摆脱困境/险境卖力说理的企图越不成功(实际上,欧里庇得斯笔下人物的说理几乎均徒劳无功),就越能凸显这种怜悯,越能使人们将这种不幸归咎于混乱无序的世界(而非个人的不足)。

无论对欧里庇得斯还是修昔底德而言,指出人类犯错的机制,并不意味着就能尽力避免犯错。对“人性,太人性的”部分的深信不疑也使他们毫不怀疑,“只要人性保持不变”(3.82.2),经验所清楚揭示的激情的力量(血气、雄心/野心)就仍会主导人类的行动。对此,欧里庇得斯洞若观火。他无比清醒地呈现了人类在激情裹挟之下走向极端的例子(美狄亚、斐德若、赫拉克勒斯等)。但是,正如揭示这些激情起作用的机制并不意味着能阻止这些激情肆虐,同样,对这些激情进行解释也并不意味着旨在纠正激情。对欧里庇得斯而言,此世过于混乱,重整乾坤不过徒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的时代不仅是“最清醒的时代”,也是“最堪怜的”时代(页176)。

在德·罗米伊看来,公元前5世纪最后30年所经历的双重(政治和道德的)动荡,正是借助欧里庇得斯对悲剧这种文类的革新找到了公开的途径。经欧里庇得斯之手,昔日在埃斯库罗斯那里不合时宜的现实主义手法真正实现了“戏剧合为时而作”。换言之,欧里庇得斯对悲剧的革新,使之真正变得与他的时代精神相宜。

欧里庇得斯对歌队、悲剧角色等传统悲剧惯例和程式的一系列改革,都推动了悲剧的现代走向。在他之后,戏剧变得贴近日常,古希腊悲剧日益朝着现实主义戏剧的方向发展。悲剧一旦开始呈现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就向更多可能敞开了。但这在丰富悲剧舞台的同时,也导致悲剧在德性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甚至导致有违伦常的(“通奸或乱伦”)描述也进入悲剧(页12)。

这些在阿里斯托芬看来蕴含着危险的“开端”,却与我们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在他的时代被视为惊世骇俗的“大胆”之作,却无比契合现代风尚,与现代的各种主张同声相应。为此,德·罗米伊揭示了欧里庇得斯身上的现代性的第二重含义:“在好些特质上,欧里庇得斯又与我们的时代联系在一起。”(页5)

在德·罗米伊看来,备受现代作家推崇的那些所谓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手法,不过滥觞于欧里庇得斯的大胆:法国古典主义是审慎的最后一道堤坝,此后洪水滔天——如今的人们沉迷于肆无忌惮地描述形形色色的情欲,可谓与欧里庇得斯毫不遮掩地敞开一切有违伦常之事意气相投(页12-13)。

在精神气质上,欧里庇得斯无疑更切近现代人。在《古希腊悲剧研究》中,德·罗米伊就断言,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差异要大过欧里庇得斯与拉辛的差异。[3] 如果说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时代知音寥寥,那么,现代剧作家与他的心性相逢则时有发生:季洛杜(Jean Giraudoux)、萨特(Jean-Paul Sartre)、加缪(Albert Camus)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剧作家都是欧里庇得斯的徒子徒孙。区别在于,绝大多数现代剧由于失去了欧里庇得斯悲剧的崇高而丧失了与古希腊戏剧关联的可能。同样是描写战争的剧作,欧里庇得斯笔下除了表现人类的不幸和苦难,还洋溢着一种崇高的气息,这种气息曾存在于法国剧作家季洛杜的作品中(页213)。尽管欧里庇得斯剧作中不乏影射现实的词句,但他判然有别于萨特那样随时宣示政治立场的“介入”派诗人。较之萨特明确把文学作品与集体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欧里庇得斯的“现实主义”戏剧显然留有余地。用德·罗米伊的话来说,“欧里庇得斯压根未曾是革命者”(页218)。从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斯“合为时而作”的那些戏剧与其说是意在影射时局,不如说是诗人“深情的严肃表达”(页145)。

因此,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没有党派偏见,他也不是党徒(页218)。归根结底,欧里庇得斯只是一介书生。

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诗人晚年对雅典的失望沁入骨髓,年过古稀毅然选择离开母邦雅典远走他乡,在马其顿国王阿刻劳斯的宫廷孤独终老。这位马其顿王(据说品性不佳,是著名僭主,苏格拉底就断然拒绝了他的相邀)[4] 雄心勃勃的“文化复兴计划”早已吸引了大批希腊人才,有新派画师宙克西斯(Zeuxis)、悲剧诗人阿伽通(Agathon),以及因大胆创新而被观众赶下台的提摩透斯(Timotheus)。对于欧里庇得斯这样的自由心灵而言,远离那个令他黯然神伤的无序世界,让激荡的灵魂得以安顿,改认他乡作故乡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