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这个问题已经缠绕了我们几百年。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挖地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如同天堂般的海洋。当我们因为严格的礼仪和道德而感到窒息的时候，我们便扬帆起航漂洋过海，去寻找令我们陶醉、惊讶的原始奇风异俗。当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同样真实且残酷的现实时，我们就会想起塔西佗（Tacitu）所看到的在自然状态下穿越日耳曼原始丛林的高贵的野蛮人，并且期望狄德罗（Diderot）《布干维尔航程的补充叙述》（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中大溪地（Tahiti）岛民的卓越理性。这些所谓的原始人、野蛮人和原住民因此便成为我们的生活补充，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反面图像。如此一种反面图像，我们只能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远方才能够遇见。这一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野性的原始生活时，在18世纪大多发出了惊奇的啧啧声，在19世纪是对这种生活感到既恐怖又美丽的惊讶；而伴随着自然科学思想进军的20世纪的到来，我们又有了冷峻的解剖和分析的距离。但是自然科学从最初就处在一种危机之中，并且田野研究者的客观性也处于一种同样的境地。这两种危机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在波兰出生、后在伦敦教学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第一批跟随远洋航船出发的人种学田野研究者。他在20世纪初期主要研究了当时英属的、今天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euguinea）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Inseln）居民的生活。他详细描述这些原始人生活的《原始社会的性和压抑》（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 1927，也有译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比较》）和《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1929），曾在人文科学界掀起了激烈的辩论。他把在当地发现的家庭体系称为母系体制，并对儿童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的不确定性感到惊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试图在其中寻找出恋母情结的痕迹（Malinowski，1949），却一无所获。但同样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他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一种“被压抑的核心家庭情结”。即兄弟与姐妹间的相互吸引和叔侄（或舅甥）之间的相互仇恨。借用我们的心理理论来解释“野蛮人”，似乎只有运用那些被我们称为“压抑”和“情结”的术语，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特罗布里恩人的真实情况。但实际上，只有当我们站在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这种方法才是自然的（并通常也意味着是社会的），因而才是可取的。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却这么做了，我不得不这么想，他这是在将最后一个神话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与此同时，他却并未在理论上建构起我们有关人的理念的普遍有效性，因为他在经验上太无可指责，而在主观上却又太有责任感。

当然，那些运用他的这些报道的人，并不能或不愿如他那么拘谨，比如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赖希将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些发现用来作为“人种证明，以引申出性经济学的一些法则”（Reich，1935：3）。鉴于田野实地研究者目睹了岛民的孩子生活和成长在一个性自由的环境中，赖希认为就此证明了他有关性在性经济学意义上自我调节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性从自身出发就在前往一种自然的性秩序，并不受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比如市民社会的道德）的阻挠。但是如何解释享受着“柔情”和“性自由”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却为什么能够“忠实”地生活在“一夫一妻”的关系之中？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1979）曾批评说，赖希以及重新发现了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运动，都“固执”地忽略了岛民天堂般生活的另一面，即在特罗布里恩人的梦幻和神话中充满了侵略性和恐怖，充满了激烈的性别战争和永不满足的性欲望，也充满了对人的征服、肢解和阉割。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行为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梦幻里和神话中。

我们的爱情和性生活究竟怎样才算是自然的？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我们一个确切的回答。如果我们遵循着这期间因为诸多的捧场而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人类学，那么就必须在性交媾前先对对方的身体做一种护理，这种所谓的护理同时也是对对方身体施加的一种痛苦的伤害，以此激起我们的性欲；那么我们只能在白天有性交，忘却肛交，把对同性的欲望作为自然意志而加以赞助，将早泄病人赶出医院，并且男人必须因为女人特有的性生理和性高潮的优势而毫无怨言地拜倒在女人的脚下；那么我们就能把双方痛苦的关系理解为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性关系是极稳定的。

如果性的所谓的自然层面从未直接地，而始终只能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和社会的制造物才得以呈现，那么对什么是自然的性行为的解释，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错觉以及政治上左右两派的共同无奈。但是反过来说，谁想将由自然给定的、健康的、正常和正确的“自然”的性欲性行为，解释为只具有社会的“沉淀性”，或解释为“普通”百姓不停的无节制行为，否认存在于人的社会历史中人作为种属特殊的自然特性，试图对医学上的人体干预（比如阉割）做合理的论证，试图责怪（比如对同性恋），试图道歉或认可（比如对一夫一妻制或滥交），或试图推行替代选择的生活模式（如一些心理教派），则常常只是在煲他自己的汤（即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在做自己的事——译者注），并且也有理由这么做。

自从以它新的性欲和性行为、新的性别认同和新的性联盟必然使许多人感到迷茫的这场新性革命以来（参见本书38章），越来越多的所谓的进化论心理学家在继承马林诺夫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论证：我们究竟是怎样诞生的。他们在我们中寻找猎人和花果采集者的原始特征，对石器时代的部落习俗与资本主义后期的个人命运加以比较，指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指名道姓地针对心理分析学家）深陷在科学史的垃圾堆中，但是这些理论家却在用新性革命前的偏见和陈词滥调，来推想男人的精子有一种普遍与生俱来的喷射能量，排卵期妇女的性瘾，由基因决定的滥交，为生殖而必要使用的性暴力，以及由人类部落史所确定的男人的霸主地位和女人的生育担忧。他们的理由是：“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中有着一切人类童年更新世的特征，因而具有在一个小的团体中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穿越大草原的优势……我们的许多需求、偏爱和厌恶……都可以从人类部落史的发展角度解释为人类基因适应早期生存条件的表现。……同样，人的性欲性行为也表现出诸多基因遗传、进化和心理机制的特征，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喜好和需求以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脚上的皮肤构成硬皮的能力”（Ma，2011：105f）。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嫉妒、相互关系、性暴力，也就是生活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当代人特定的性欲和性行为，都可以多少追溯到植根于基因中的部落史时代的一种适应进化，并且人类基因的这种适应能力在大约250万年前开始的更新世就已奠定了。只是有形的情感痕迹并不能都凝固在化石里。所有有关猎人和采集者的所谓的爱情和性生活，都只是逻辑推理的一种猜想。但这种猜想却忽略了他们所企图讨论的这一切并不涉及当代文化意义上的性，因而也就没有涉及性的主体，而只是单纯地涉及了生理意义上的传种和接代。格林斯坦（Greenstein，1993：U4）把这一切称为归纳。他举例说：“首先和最重要的，男人是女人的肥料。他要将自己的基因射入女性身体的需求是如此强烈，这一需求从他的青春期开始直至他的死亡都在一直支配着他的生命。这就要求他必须要有比杀人的冲动更加坚强的意志力。……我们甚至可以说，生产和供应精子，是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和目的。”即使是那些进化论心理学家也没有在总体上认识到，当他们如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员谈论生理的既定性的时候（比如关于“生殖投资”和“父母的育儿投资”），或当他们自以为看穿了基因的自私性的时候（Dawkins，1978），他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所谓的专家将一些无可验证的猜想作为自己理论的避难所，如果这些专家企图把复杂的关系仅归纳为最简单的公式，并按这种公式推导出：男人无疑是滥交的、致使女人怀孕的精子传播者，而女人则与其相反是由基因决定的一夫一妻制的拥护者和渴望者；那么这实际上是以我们经历过石器时代的基因来操控生活在以盈利为最终目的以及物质化社会时代的我们那充满了自我勇气的感情生活。如此这般解释现实的性和性别关系的理论，必然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他们看待事物的这种视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这种不合时代的简单还原法，却显然有着一种惊奇的安抚效用。他们相互争论，个人或团体究竟谁是进化选择的目的？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2012）主张“团体选择”，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他的追随者却谩骂威尔逊的理论是“垃圾”和“变态”的，并企图以此捍卫“亲属选择”的理论。

可以说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只有借助他的社会媒介且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超越身体形态而使性具体化并构成意义和具有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这种社会人的实践和理论思考方式，就可以完全排除人的性行为中的生理部分的要素。人类解剖学上的生理特征对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并不完全是那么轻描淡写的；它构成了方向和界限，虽然其效用——正如临床病理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是有限和无力的。但是如果神经被阻断，那么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将沦为虚空，并且面对因生物逻辑造成的阳痿，任何一种理论批判都会变得是那么无能为力。

因此，将存在于“性”这个范畴之中的一种常数与另外一种变数脱离开来加以研究，是很危险的。即使是那些在几十年前被我们称为性行为的“自然基础”或近来被称为性欲性行为和性别差异的“坚实核心”，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也不是盲目的。也正因如此，将“性”这个范畴脱离于社会或脱离于生理因素，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一种有关性欲性行为受中枢神经控制、受生殖生理驱动或受性荷尔蒙影响的解释，其实都是以各自不同的社会标准对性的操控和方向所做的推测，整合了当时的科学认知，并且也都是对人的形象所做的各自不同的理解，而构成人的形象的基础则是测定人与自然与社会总体关系的结果。如果我们将两性的差异作为一种决定性要素，那么女人怀孕和生育以及男人授精使女人怀孕，这就是生物的双性基因核心；如果我们选择这个特征作为与历史和社会等特性相比最具有稳定性的要素，那么我们立马就会看到三个问题：一方面，男人与作为性工具的女人之间因为生育而交配，并不是一种两性关系的保障，即并不能保障男人与女人间的性吸引力和行动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少的人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性别，知道自己是否、怎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应当怀孕或生育。这里又出现了在前文已经提到的理论，即离开了人和人的社会性生活过程，单纯的生物学上的性理论便毫无意义。最后，亦即第三个问题，生殖已是一种非性的过程，科学技术已在人的身上成功试验了无性生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