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性的客观性

在两三百年前形成的现代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历史基因认知，显而易见地展现了不从社会角度思考的一种性欲性行为可以有着怎样的自然反射性和动物性。那个时期在我们中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关于人的认知理论的自我意识。“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即这个现代的人，因此是一种还非常新的（认知）成就。新结构主义将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历史起点，认定在1800年前后的两三百年之中；这种分析的主要结论也得到了诠释学家如法兰克（Frank，1990）的认同。按福柯的见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几十年中，赋予自我权力并组织起来的主体踏进了知识的中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在此之前的传统认识论并没有为人设立一个人特定的和自有的独立领域：“在18世纪结束前，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并不存在。”福柯在他的《事物的秩序》（也有译为《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Foucault，1966/1993：373）中这么写道。现在首先是客观领域和主观能力在知识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但这些我们曾经熟悉的认识论术语，比如：生活和生活力量、语言和语言能力、劳动和劳动力、性本能冲动和性欲性行为，似乎自一些时间以来又在我们中间消失了——并且也因为这期间“分形”的主体已溶解在“一种多重的小型自我之中”（Baudrillard，985：78）。

由于“这个人”在福柯的理论综合思考中，通过新的、普遍贯彻自我意识的“规定性”而作为出现在1800年前后的一个正在生活、讲话、工作和爱着的生物，便使得这么个“人”（因而也应当包括他的性爱和性别的那一面，但是福柯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同时也成为一个认知理论的问题，对“这个人”的“规定性”因此也就站在意识和系统以及意义建构的中心。“主体性”被思考为“普遍性”，“个人性”被思考为“特殊性”，“个体性”被思考为“单一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并被思考者在建构其意义的那一刻强制地置放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上。晚年的福柯忽视了由此造成的后果。

“规定性”可以被看做是福柯后继者在理论上设置的一个总体策略。话语事件或已经超越主体的话语（比较Foucault，1969/1992：41），这就意味着在越过主体边界（比如Foucault，1972/1977：5）的话语的理论切点上，在福柯对权力作系谱研究和分析的理论中便出现了“规定性”（比如：1976/1977：35；1978：119ff）。可以理解为这是对话语性（信息输出模式；Foucault，1969/1992：69，99）和非话语性（机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式的内容模式；同上：45，224）实践加以整合的一种特定历史的权力策略，这是一种从内（相同性）到外（其他人，沉默）的整合。这种规定性的具体内容不是由哲学，而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但是我不想将隐藏在这个定理后面的，并且也同时是扯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红线的权力哲学一同加以话语性转换，而宁可将“客观性”称为“规定性”。

我把“客观性”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设置。在这种设置中，话语的物质文化技术、象征性符号、生活实践、经济和知识形态都以网状的形式构成了一种互联的状态，从而对现实做出一种新的历史性建构。由于这类设置一旦得以稳定，就会不断地自我再生，在相对比较通常的社会学观察中便给人留下了其作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制约要素的深刻印象，而在相对比较通常的心理学和道德与法的观察中，这类设置又表现为常态和规范，似乎只有它们才是秩序、安宁和安全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这类设置也经常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呈现为自然的客观事件。

性的客观性使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18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成为范畴、感觉和行动—事实，而正是在这期间也诞生和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因此可以说，那些我们称之为性欲性行为的这个范畴，还极其年轻，是通过把狂热的性爱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而存在的；如我所说，这是自两三百年以来只经过几代人、只是得以在欧洲和北美普遍贯彻并与外界隔绝的戏剧化的一个范畴。

顺便要提及的是：性欲和性行为只是起源于欧美并只在那里才受到关注的一个范畴，因而将只有欧洲人和北美人参加的性科学家大会命名为“世界性学家大会”，以及将只累计了欧洲人和北美人数据的性功能障碍称为“世界统计数据”，如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所做的那样，未免有些自命不凡和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