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转化是怎样实现的

本书聚焦于如何帮助来访者实现情绪转化——不论来访者患有何种精神障碍，治疗师都要帮助他们先抵达非适应性痛苦情绪，然后凭借体验崭新的、适应性的情绪，进而离开痛苦情绪。我想说的是，若不先抵达某处则无法离开那里，同理，人们若想改变一种情绪，则必须先感受到它。

方法上，我们既重视接触情绪，也重视改变情绪。我会介绍一些通用的基本技能，例如，对来访者做共情同调，让来访者聚焦身体体验，以及处理其记忆片段，帮助来访者在当下体验过去。新的修正性情绪体验和对回忆的重塑过程都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在于：当旧的痛苦感觉被唤起后，来访者要能够拥有新的适应性情绪——这才是转化的核心。除了普遍性地对情绪开展工作的方法，我也会讲解抵达和离开情绪的更结构化的方法，如椅子工作法和对过去场景的想象式重建。

情绪转化的工作里有一条跨诊断的核心原则，即改变一种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唤起另一种情绪。我欣赏斯宾诺莎（Spinoza，1967）在《伦理学》（Ethics）第4章里所说的“除非出现了另一种更强烈的或相抗衡的情绪，否则起初那种情绪就无法被遏制或消除”。这个基本的心理规律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需要明白的。

这种类型的情绪转化与情绪调节很不一样，后者本身也是一种快速发展的跨诊断干预原则，主要在行为矫正流派中发展（Gross，2013；Linehan，1993）。情绪调节涉及情绪的控制——管理不想要的情绪，这意味着它是次级过程，帮助人们的途径在于应对方法和症状治疗。朱利斯特（Jurist，2019）指出了“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和“情绪调制”（emotion modulation）的区别[1]：情绪调制事关在情绪信号产生的层面就进行转化，从而使情绪以重整后的形态被体验。

情绪转化能形成调制后的情绪，这个过程发生在最基础的、情绪产生的第一时间或原发层面——在情绪信号进入能被调节和管理之前。在这个原发层面实现转化能够改变潜在的心理不适，并成为将来更高水平、更主动和成熟的调节行为的先决条件。这些调节行为是一个人在社会情境中面对情绪管理的复杂性时必不可少的。在治疗情境下，情绪调节是在事后（情绪产生的原发过程之后）帮助来访者应对和管理症状的辅助手段。关于情绪调节我将在本书第11章中更全面地讨论。

管理情绪的不二法门是在情绪产生时转化它们，而非控制已经产生的问题情绪。举例来说，在有愤怒问题的人群中，暴怒是一种反应——要么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要么为了让自己远离更深层的羞耻或恐惧所带来的混乱感觉。管理和调节失调的愤怒情绪的最好办法并非所谓的“愤怒管理技巧”，而是通过转化更原发的深层情绪（羞耻或恐惧）而达到重整愤怒的结果，因为失控的愤怒是对这些深层情绪的自动反应。当这些人不再感到羞耻或恐惧时，他们就不再需要用暴怒来保护自己，他们的情绪就被重新调制得更协调（Greenberg，2015；Jurist，2019）。

在和来访者的情绪进行工作时，心理治疗师首先需要帮助来访者抵达情绪，要让他们与自己的情绪保持联结。这样做是为了让情绪达到它们原本的功能性目标——服务于人，获得环境适应性。然而有些痛苦感受并不具备适应性，这些情绪是对过去所遭受的抛弃、忽略、创伤经验的反应。一旦来访者抵达了这些情绪，它们就需要被转化——这就是离开的阶段，是用情绪转化情绪的关键治疗过程。例如，羞耻中的退缩倾向——想要钻进地洞并消失——无法与另一种感觉共存：自我肯定的愤怒所带来的向上、维护边界的突破性力量。再想一想，恐惧中的后退倾向——想逃跑——可以被悲伤中想寻求亲近以获得安抚的主动性倾向所转化。

在治疗中与来访者的情绪工作时，治疗师总是先辅助来访者抵达情绪，帮助他们在治疗中与困难的感受同在。当来访者表达一种情绪时，治疗师用充满慈悲的共情方式回应来访者在表达中所体验的最痛苦的部分，促进来访者接纳并准确表达情绪的含义。这样做时，治疗师会关注来访者每时每刻的情绪体验，并帮助来访者不再评判他们的情绪，而是允许来访者体验它们并最终真正接纳它们。此时，治疗师还需要帮助来访者将他们的情绪转化为言语表达，因为将感受转化为言语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适应和调节作用（Kircanski et al.，2012）。除了接纳旧情绪，治疗师也要帮助来访者体验新情绪，以改变旧情绪（Fredrickson et al.，2000；Greenberg，2015；Lane et al.，2015）。

治疗师通过让来访者接近、表达、调节、容忍、理解、反思、接纳及（也许最重要的是）转化情绪来帮助他们有效地处理情绪（Greenberg，2002，2015）。这些都是重要的过程，且每一个都是不同形式干预手段的基础。为了以这种方式帮助来访者处理情绪，治疗师首先需要与来访者建立一种关系——治疗师在场且时刻共情以让自己与来访者的情绪、情感保持同频，建立工作联盟。这是一种强烈的过程导向的方法。

治疗师需要时刻将“共情的手指”搭在来访者的“情绪脉搏”上，跟随来访者的情绪变化，并需要对这些变化状态做出不同的反应。这意味着治疗师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感知来访者的变化。例如，来访者说话的声音大，频率加快或音调升高，避开眼神接触，呈现某些身体姿势或紧张的面部表情，这些都表明来访者感到不安全。这样的观察和感知可以帮助治疗师觉察自己可能说了一些让来访者感觉自己没有被倾听的话，此时治疗师就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治疗师时时刻刻都在“阅读”来访者和自己的身体感觉和行动倾向，用以指导治疗中的干预，或者将自己拉回来访者的情绪频道，或者两者兼顾。然后治疗师会观察干预的效果：自己的回应是否使来访者的面部表情变得柔和；或者使他们的呼吸放慢、加深；抑或如果存在共情失调，那么看看来访者是否仍然在关系中感到安全，工作联盟中的任何破裂是否都已得到修复。

以过程为导向的方法是与情绪工作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象学方法，它着眼于来访者对世界的主观体验（Heidegger，1953/2000；Merleau Ponty，1964，1968）。以这种现象学的方式工作时，治疗师关注来访者的主观体验及其变化。治疗师将人视为动态的、自我组织的、随时应变的情绪处理系统，而关键的治疗技能就包括跟随和助推来访者下一步的情绪过程。我们工作的核心在于密切关注来访者当前的情绪体验。观察来访者正在做什么及什么时候做——这类感知技能与干预技能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干预的有效性取决于治疗师观察到了恰当的时机。从过程导向的观点来看，重要的不是治疗师做了什么，而是做这些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