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阶层分化
一 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测量
（一）阶级与阶层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人群由于职业、收入、财产等各种资源占有的不同而产生的层级分化现象，社会学家将其称作社会分层（李强，2013）。而社会分层的实质就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层分化。谈到阶层分化，阶级与阶层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概念。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以及之后的社会学家都对社会中的阶级与阶层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中的阶级
卡尔·马克思是社会学三大理论流派之一的奠基人，是经济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大师，他所开创的阶层分析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class）现象被认为是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出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对阶级这一概念做过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相关著作以及后人的总结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阶级是指占有同样经济地位的群体，尤其是指一个集团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经济因素是马克思判定阶级形成与阶级划分的唯一标准。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划分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三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其中最基本的两大对立者是雇佣工人和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1972）。
马克思认为，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必然存在根本对立，这势必导致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正是这种对抗和冲突推动了阶级社会向前发展，并最终导致社会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思想。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在阶级社会，由于各个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和斗争，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只有用阶级的观点观察、分析和研究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现象，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的本质。
2.韦伯多元分层体系中的阶层
作为社会学领域的巨擘，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思想同样在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韦伯认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应当是多元的，在这些多元的标准中，财富、权力与声望占据了主导地位，是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维度（李强，2013：32～33）。财富标准，是指社会成员在市场中的机会，即个人能够占有商品或劳务的能力，也就是经济收入和财富的多少；权力标准，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控制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声望标准指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的声誉或尊敬，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受教育水平以及生活方式等，在多数情况下，声望来自较高的社会地位。在韦伯看来，财富、权力与声望这三者是互相独立的，但有时又是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的，因此，他主张综合上述标准将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划分成不同的阶层（classorstratum）。
虽然韦伯的多元阶层理论同样关注社会差别与社会不平等，但有别于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决定论，韦伯的多元分层观点更强调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因素；而其采用的财富、权力、声望等多元划分标准，更是确认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它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与互相交织的，因此在韦伯主义者看来，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学者用来进行研究的一种分类，在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集体意识，这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阶级是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阶级之间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迥然不同。
3.阶级与阶层概念的辨析
在马克思与韦伯之后，迪尔凯姆（Durkheim）、达伦多夫（Dahrendorf）、吉登斯（Giddens）等社会学家均对阶级与阶层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于阶级或阶层的划分标准纷繁多样，但究其来源，均离不开马克思或韦伯的社会分层思想。在他们的有关论述中，“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采用同一个词“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一般认为，英文中的“class”一词的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中文中的“阶级”与“阶层”这两个词的含义。而“stratum”一词的意思则比较窄，一般指的是等级分化（stratification）造成的连续性的等级排列。在多数人看来，“阶级”这个词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个词还带有反感情绪与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特征的群体概念。两者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词的含义，而在于采用哪种思路来分析。因此，在本章中，我们不去特意区分“阶级”与“阶层”在具体含义上的区别，除有特殊说明的以外，两者可以通用。
（二）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群体对各种资源的占有能力也随之发生改变。社会的变化最终体现为人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的分化与重组，因此，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构性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放眼世界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化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西方社会，以往由资本家、农场主以及工人、农民构成的简单的阶层结构演化为当今包括企业主、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在内的多样的社会阶层结构；而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进程使“平均主义”特征明显的社会结构让位于差异日益明显的阶层结构，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步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异也不断扩大。那么，体现这些差异的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是什么？阶层分化的结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分层体系？对于这些问题，吉登斯的阶层结构化理论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1.市场能力与阶层结构化
在吉登斯的阶层结构化理论中，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是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提升其讨价还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他认为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即对生产资料的财产占有、对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和对体力劳动的占有。基于这三种不同的市场能力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阶层——上层阶层、中产阶层和下层工人阶层（Giddens，1973）。而在市场能力与阶层形成之间，结构化（structuration）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具体来看，相关的结构化主要包括劳动分工、权威关系以及消费能力等直接决定和构造阶层结构的“直接结构化”以及不同的社会流动机制导致阶层再生产的“间接结构化”。吉登斯认为，阶层是一种结构化的现象，它使得阶层内部成员中产生了一种相对类似的态度或信仰，塑造了内部相近且区别于其他阶层的阶层意识。这也就是阶层结构的“二重性”特征。
2.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化的相关特征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机制及对阶层结构变化的整体判断问题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成为当前社会阶层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中，陆学艺的“层化论”观点、李强针对中国社会的“碎片化”分析以及孙立平的“社会断裂”理论较有代表性。现代化的社会分层结构雏形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经形成，阶层要素的建构呈现一种稳定的趋向。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经济地位的分化、社会地位的分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分化趋于一致，而且这种身份地位趋于稳定化、持续化，我国社会在阶层分化领域呈现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李春玲，2005），这种阶层分化影响着社会成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阶层分化的测量
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与阶层结构，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准确的测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现实中，学界一般使用数量化、指标化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与社会分化状况。一般来说，当前测量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方法有五等分法、恩格尔系数法以及基尼系数法等。
1.五等分法
五等分法是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等份，然后测量每20%的人口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把人口分为五等，即五分之一最穷的，五分之一次穷的，五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次富的，五分之一最富的，从这五等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来看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化的具体状况。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中最高20%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097元，其后20%的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163元，中间20%的中等收入家庭、次低20%的中等偏下家庭以及最低20%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3781元、24550元和13723元。最高20%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20%的低收入家庭的5.62倍。而在农村，最高20%的高收入农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299元，是最低20%的低收入农村家庭的9.48倍（国家统计局，2018）。而在2013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中最高20%高收入家庭与最低20%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分别为5.84倍和7.55倍（国家统计局，2018）。这些数据表明，当前中国家庭收入和贫富不均现象较为突出，少部分人拥有较高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异逐步增大。
2.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变化的研究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程度提高，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界定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在30%以下为最富裕。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1995年末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以下，达到了富裕水平。2017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从这一数据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3.基尼系数法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194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洛伦兹曲线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0～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标准，这一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在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在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则预示着社会动荡可能发生。
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18，属于绝对平均的水平，但到2000年已经达到0.417。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已经大幅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社会分化加剧现象在社会中日益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尼系数可以体现收入分配情况，但无法有效描述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果在一个机会相对公平和程序正义的社会，不同收入群体始终处于动态，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阻力小，低收入群体一般不会有仇富心理，且大多会认为自己有机会和希望改善生存境遇，或把自身的低收入作为一种激励；与之相反，在机会不公平、程序相对缺乏正义的社会，收入差距才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
二 对我国社会分化状况的总体判断
40年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社会阶层结构方面来看，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改变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也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这4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那种依靠政府权威、行政命令管理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差异不大的“总体性社会”逐渐式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使社会转型不断加速，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分化程度较高的“异质性”社会。在这种异质性社会中，社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人们的社会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社会分化也引发了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弱势群体增加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做出总体判断。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分化存在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贫富差距是指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若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利于营造良性的竞争氛围，对社会进步也是有益的；若失控超过警戒线，造成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就会对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从测量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是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基尼系数为0.18，可以看作“绝对平均社会”，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收入差距较大。
笔者认为，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背后隐含着多元、深层的机制性原因。市场经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与“大锅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城乡之间存在的制度性壁垒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也造成了农村发展的滞后，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在职业与行业领域，由于垄断行业缺乏竞争机制，使得行业平均利润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拉大了职业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地区方面，由于东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资源配置与政策支持方面的倾斜使得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造成了贫富的地域差异。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我们需要警惕“马太效应”的形成。在社会中，由于富裕阶层自身占据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以及生活技能普遍较高，而贫困者往往由于自身在收入、教育、职业技能等方面处于劣势，可能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问题，给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巨大的隐患。
（二）一些社会群体弱势化
市场化改革前的中国，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工人与农民是最为主要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等众多新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而这些群体或有着丰厚的财富积累，或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或专业技术能力，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获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回报。由于城市国企改制等，一些工人失去了原先体制内的工作，成为下岗失业人员。而在原先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体制下本就身处劣势的农民群体的利益在市场化进程中也没有得到合理保障，农民依靠微薄的农业收入无法维持其家庭基本生活，同时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政策使得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进城务工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而从当前来看，弱势群体并非一个单一的社会阶层，而是一个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大致涵盖了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城乡低收入人员等。这些群体由于处于弱势且能力弱，普遍处于困难之中，突出表现为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医疗难、子女教育难以及法律救助难“六难”现象（崔凤、张海东，2003），这不仅给这些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造成了损害，而且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富人群体的兴起以及中产阶层[1]的规模化
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一部分高收入群体应运而生。近年来，由于社会分化的加剧使得国内出现了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群体。可以说，中国的富人群体已经开始兴起并粗具规模。从职业上看，以企业主、大型企业集团以及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为代表的“金领”是中国富人群体的主要职业，他们通过公司股份、高额年薪、分红等来保证稳定的高收入。
从富人群体的生成机制看，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以及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使得一些个体户迅速成长为企业主，造就了早期的富人群体。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金融领域的市场化使得有价证券、房产等资产成为能够自由流动的资源，部分富裕阶层通过买卖股票、证券以及房产，获取了巨额利润，金融化成为财富积累与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此外，富人群体的兴起在城市中造就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昂贵的劳斯莱斯座驾，精美的手工定制服装，坐落在高档社区内的豪宅——这些不过是生活标配。结束工作后，男士们喜欢在夜店内啜饮巴黎之花香槟，女士们则可能为了一瓶新款的美白乳液一掷千金。”[2]这些奢侈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人们财富与心理上的双重区隔，也给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心态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与富人群体的兴起同时出现的，是中产阶层的规模在中国逐渐扩大。市场化造就了一批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拥有一份较高的收入、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并享受较高的生活质量，对其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陆学艺，2002；2010）。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白领”为主体的中产阶层日趋庞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中产阶层这一社会群体的确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层具有正向的、稳定的价值观，对社会主流价值具有认同感与归属感，对社会的有序进步与发展可以起到稳定和推动的作用（李强，2001；李春玲，2003；周晓虹，2005）。
三 社会分化的影响
综观“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基于职业分化、财富分化和阶层分化形成的社会分化现象日趋明显，而社会成员在利益格局、社会分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刻变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社会分化的进程。从社会分化的趋势看，社会分化产生了职业层面的水平分化以及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方面具有等级意义上的分化。因此，社会不平等是社会分化的必然后果。从当前看，我国的社会分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隐含着一些问题与风险。
（一）适度的社会分化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竞争与活力
传统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分化源自社会需要，而不是个人愿望。社会的分化与分层在社会中往往会起到一种正向作用。美国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学者戴维斯（Davis）和莫尔（Moore）就指出，任何社会都需要建立某种机制，来保证处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成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保障社会的有效运转，而这个机制就是社会分层。分层使社会发生了分化，将不同的报酬和不同的待遇给予处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成员，这种不均等的资源配置可以使社会运行更有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斯和莫尔认为，显赫的声望、丰厚的报酬、充足的闲暇时间是对高级人才的奖励，也是吸引稀缺人才的重要机制（Davis & Moore，1945）。
从现实生活来看，戴维斯-莫尔的分层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国有与集体企业奉行平均主义的原则，长期实行基本工资制度，农村实行工分制度，这严重打击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确立市场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引入了竞争机制，大锅饭的分配方式逐渐被打破，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社会地位差距开始拉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过度的社会分化给社会运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中国有句古语叫“过犹不及”，说的是任何事物超过了一定限度均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社会分化也是如此。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逐渐提高，在某些地区或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过度分化的现象。这种过度的社会分化不但制造了贫富人群之间的差别与对立，而且使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不畅。
1.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正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贫富差距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富人群体占有社会的大量财富，而众多低收入者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却难以得到保障。富人群体利用职业、财产、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对住房、证券等金融资产进行投资，从而获得了高额利润，与这种财富和利润相比，劳动者劳动收入显得微不足道。贫富差距就在这种机制下不断被拉大，贫富差别也由此形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最可怕的，比这种财富上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基于贫富差距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情绪、心态的对立和敌视（李培林，2001）。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态，社会中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以及部分富人在财富积累上存在的“失范行为”和生活中的炫耀性消费，导致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仇富”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增加了社会的非理性因素，加深了贫富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价值观扭曲与变形。
2.社会阶层流动面临一些障碍
一些弱势群体，由于经济实力不足，面对就业难、高物价、高房价等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难以在贫富分化悬殊的社会中获得竞争优势。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农民工群体、下岗失业工人以及“蚁族”、“草根”等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较为艰难，没有均衡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另外，社会阶层的流动会受到身份背景、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使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在教育这个现代社会使不同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上，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富裕阶层可以通过购买价格高昂的“学区房”让子女接受更好的义务教育，他们也有能力让子女上各种收费高昂的课外辅导班，接受特长与才艺培训；而贫困阶层以及农村地区居民的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往往是“弱势的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