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格局的形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人民第一次实现了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与此同时，新中国在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阶层结构与社会构成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有的阶级从此在历史上消亡，有的阶级开始壮大。学界一般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是两大阶级和一大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那么，“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社会结构格局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本部分，笔者试图从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入手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原有阶层结构的巨变

自步入封建社会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由皇权和封建官僚集团控制的农业社会，地主和农民是我国封建社会阶层结构的两大主体，手工业者和商人规模很小，且在“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下备受压迫和歧视。随着中国步入近代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传入以及近现代工商业在我国生根发芽，我国近代社会出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走上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道路（陆学艺，2010）。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压迫，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的人数虽少，却占据了较高的社会阶层位置，垄断了各种社会经济资源，而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众多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一样，过着夹缝中求生存、斗争中求发展的生活。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打破了原先的阶级体系（李强，2013）。首先进行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广大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雇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在这一阶段，地主作为社会的一个阶级基本被消灭，富农阶层也受到了限制，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二阶段，广大手工业者通过加入各级合作社的方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国家通过“赎买”和“公私合营”的方式，将民族资产家的工厂、企业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民族资产家也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相应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我国城市与农村社会中最主要的阶级。在消灭了敌对阶级以后，从原先社会各个阶级出身、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由于摆脱了阶级压迫，从而能与工人和农民一样，占有生产资料并从事劳动，因此被看作利益与共、目标一致的共同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就此形成。

（二）户籍制度的确立强化了这一阶层结构

户籍制度是学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户籍制度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规定了“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在身份上的差别，造成了不同省份、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机制。户籍制度的确立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控制尚不严格。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城市，由此引发了粮食供应、住房保障、城市交通以及社会治安等诸多问题，因而政府采取了严格措施限制农民流入城市。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户籍制度，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伴随着户籍制度的确立，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形成。城市中的工人、知识分子与干部群体不但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保障等方面拥有较为优越的条件，而且他们的子女往往通过“顶岗招工”等方式继承父辈体制内的职业。反观农村地区，国家开始对粮食和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但广大农民却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除了有限的升学和招工的途径外，他们及其后代几乎失去了流动的自由，农民这一身份被一直传递和延续下去。户籍制度制造了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的世界，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为地制造了城市中的工人、知识分子与农村中的农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格局从此固定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发生了改变。

（三）由财富分层向职业和身份分层转变

1949年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打破了原先我国社会中以地主、资本家为代表的财富分层秩序，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不拥有巨额财富，也不占有生产资料，基于财产所有权形成的差异消失殆尽。“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结构的确立，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分层由财富分层转向了职业和身份分层。在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格局中农民阶级的内部分化较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而在城市社会中，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其中，干部与普通工人的差异、干部与干部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单位工人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第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干部群体不但拥有独立的身份特征，而且在收入、福利待遇、社会声望等方面处于社会的上层。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流动也不是很畅通的，因此被列入“干部编制”是很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第二，干部与干部之间存在着级别、身份与待遇之间的巨大差别，这套干部分层体系完全符合韦伯所描述的“科层制”的制度设计，给之后的干部人事制度设计带来了深远影响。第三，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的确立使得工作单位成为一个“小社会”，单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不同单位在大小、等级、隶属关系上的差别，也影响了单位中干部和工人的身份。以上事实表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这一社会结构，是社会分层机制转变的结果，将计划经济时期的财富分层转向了新时期的身份分层。

二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以及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社会领域所发生的这些新变化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迅速分化重组，从而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而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迁，这一时期社会流动也呈现多样的特点。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呈现社会分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复杂化以及社会差异扩大化三个主要特征。

（一）社会分层多元化

伴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深入，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结构中的农民阶级首先发生了分化。具体来看，“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凭借辛勤的劳动，部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部分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务工，成为“离土不离乡”的工人，甚至还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直接创办或者承包企业，成为第一代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与农村相比，城市社会中的阶层分化更为明显。在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下岗工人，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消失的私营经济得以恢复并飞速发展，一大批私营企业在市场化浪潮中孕育而生，而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又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口，雇用了诸多劳动力，从而改变了我国工人阶级的构成。最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各种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社会阶层结构中又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这些人员被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张海东，2017）。

在纷繁复杂且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构成状况成为摆在社会学家面前的一大课题。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主要受到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资料占有以及制度分割四种主要机制的影响。他根据不同阶层占有不同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划分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陆学艺，2002）。刘欣（2001；2002）根据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差异，认为我国社会存在着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办事人员、自雇者、技术工人以及非技术工人的等级序列。当然，还有很多社会学家提出了自己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观点与判断。通过梳理这些文献，笔者认为，其共同点为：中国社会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社会走向了多元阶层结构的复杂社会，也形成了阶层多元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与利益诉求以及如何让各阶层的成员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等问题。

（二）社会流动复杂化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研究起源于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Sorokin）。在他的相关著作中，社会流动被定义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被人类活动创造的或修改的任何变化——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如职业、收入、贫困、福利、教育等（Sorokin，1927）。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社会流动的现象，社会流动是社会的固有属性之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先计划经济时期限制自由流动的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与机制，社会成员在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呈现复杂化的特征。

例如，在地域流动方面，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和分析范式是“推拉”理论。其中，“推”的力量是指原居住地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等。人口迁移和移民行为在流出地的推力以及流入地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发生。市场化改革以来，流动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初期的人口流动多是源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各方面束缚的制度因素，但随着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入，经济因素特别是产业结构因素成为更加重要的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具体来看，改变职业类型、追求更高的收入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就是典型的地域流动的结果：相对较低的农业收入迫使他们离开土地，进城寻找一份工资较高的工作。在职业流动上，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使得社会成员可以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进入新的职业，教育成为个人获得较高地位初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包括“父亲职业地位”在内的先赋性因素仍然在职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阶层流动方面，市场化进程使得阶层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塑造的那种社会阶层结构，在体制外初步开辟了新的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家庭出身对阶层的影响逐步消失，不少社会成员凭借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实现了向上流动，阶层流动率明显增加。另外，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公有制经济在大部分行业的垄断地位，导致职业流动中出现了“跨体制流动”的现象，尤其是从公有制部门流向收入、待遇较高的市场部门的流动率明显增加。上述几种形式的流动成为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四种类型的流动相互影响，使社会流动呈现复杂化的特征。

（三）社会差异扩大化

多元化的阶层体系以及复杂的社会流动使得当前我国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差异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为职业的分化和收入上的差距，还体现在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进程，就是一个社会成员之间差异逐步扩大的过程。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逐步消除了计划经济时代“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身份”对人的巨大影响，严格的户籍制度、档案制度以及工人与干部区分的制度日渐式微，相关政策对人们职业获得的限制也不再像先前那样严格，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地选择职业。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促使社会分工领域进一步分化，社会中出现了诸如个体户、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以及新媒体等新兴的职业与行业，人们之间的职业差异凸显。另外，市场化改革使人们的收入也变得多元化和差异化，除了工资收入以外，部分社会成员还拥有股份收入、证券收入、房地产收入等多样化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职业和收入的差异化是改革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必然结果，同时这种差异化又导致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

其次，社会成员日常生活领域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例如，在住房领域，住房市场化改革使福利分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住房被作为一种商品纳入消费流通领域，这意味着住房已然成为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才能拥有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在住房产权、面积大小、质量评价等多方面的差异，城市中出现了一大批“房爷”、“房叔”以及“房奴”和无房者。而原先单位制下单位管理、提供衣食住行的格局被打破，人们的社会生活从单位内的家属大院转移到了单位外的社区。住房小区成为人们彰显阶层地位、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社会，一些迎合中产阶层和上层品位的别墅区、高级商品房小区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应运而生。部分城市居民不仅仅满足于“我要买房子”、“我住多大的房子”，更开始关注“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我要住哪个小区的房子”，住房成为象征身份的“地位商品”和个体财富的指示器。住房不仅是社会财富的象征，而且是城市居民表达“我是谁”、体现其阶层身份的一种函数（张海东、杨城晨，2017）。这种住房的差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建构了各阶层之间的差异。而奢侈品消费、境内外旅游、参加高雅的运动或音乐会等，也成为众多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日常生活的“格调”。

最后，多样的阶层结构和复杂的社会流动使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中国社会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复杂社会。

三 从“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转型

国内外社会学界在分析社会结构的时候，通常使用画结构图的方法。比如，按照人们的收入或者阶层分布，将高收入者或者上层群体放在上面，低收入者放在下层，这样就可以直观地表现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状况。其中，“金字塔型”与“橄榄型”是社会结构的两种典型特征。在“金字塔型”社会中，贫富分化现象较为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较为激烈，容易诱发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不稳定。而“橄榄型”社会的形状是中间大、两头小，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占比很大，约为70%～80%，极富和极贫的阶层占比较小。“橄榄型”社会中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原本对立的贫富两极之间有了过渡“踏板”，让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看到拾阶而上的希望，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引发的对立情绪，减少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传统社会结构变革的必然结果。

（一）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结构转型

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与现代化过程同步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促使农业人口大规模减少，导致有产者和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壮大。城市化的推进进一步使农业人口向工业领域转移，与此相伴生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大量增加，使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得以缩小；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必然导致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转移，产业工人数量减少，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白领”的比重扩大，逐渐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重要群体。有关资料显示，在美国，诸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员及销售人员等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其比例已在50%以上（张蕴岭，2001），成为一个以白领阶层为主的“中产社会”（米尔斯，2006）。日本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短暂复苏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经济腾飞，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提高，大量白领涌现出来。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群体快速成长，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一亿总中流”的“橄榄型”社会（三浦展，2007）。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使一部分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脱离了农业劳动，转向第二产业，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国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造就了一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在企业中从事技术研发、经营管理、财务核算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社会领域，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单位制的日渐式微为中产阶层的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虽然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走向“橄榄型”社会的一般规律，但是，综观全国的情况，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收入偏低的农民和工人仍占大多数，社会阶层结构的底部基数仍然较大，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处于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形成“橄榄型”社会。而一些针对我国大城市的研究表明，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市场化程度较高，教育水平和市场能力也较高，因而其阶层流动渠道和中产阶层生成渠道较为畅通（仇立平，2014），这些特大城市“橄榄型”结构可能已经初具雏形。一项针对上海的研究表明，30多年来上海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从28.5%增至79.8%。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及商业服务业人员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增长了23.9%；而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下降了29.5%，以农民为主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人员下降了21.8%；从1982年到2015年，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底层十分庞大的“土字型”结构过渡到标准的“金字塔型”结构，再到接近标准的“橄榄型”结构（姚烨琳、张海东，2017）。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回顾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经济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二是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者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李培林，2015）。中等收入群体由于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消费潜力巨大，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这些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社会财富分配、职业流动等相关问题，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降低，社会发展的平衡被打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与发展可以优化社会结构，减少上层和底层的社会冲突，大大缓和社会矛盾，让资源财富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为社会成员共享，从而有利于缓解社会贫富分化、社会排斥、阶层对立和冲突等问题，进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还是现代价值观的创建者和引导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状况，通过向上的阶层流动过上体面的生活，在社会上树立了勤劳致富的良好形象，给底层群体的努力向上流动带来了希望、做出了示范；中等收入群体还是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是改革的受益者，希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能够保持稳定，以维护其利益不受损害。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对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政府和社会应当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提高收入水平、加强职业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完善政策、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等多方面出台有效政策和措施，切实扩大全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