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账本

南宫市场有宝

我在山西省会太原生活多年，业余时间对收藏旧纸片情有独钟，也对太原的一些古玩市场比较熟悉。比如开化寺古玩市场、文庙古玩市场、大营盘古玩城、山西文联“晋宝斋”以及近来太原城南、城北新建的精品古玩城。但其中最热闹、最接地气的，还要数太原南宫旧货市场。每到周末，四方旧货商人云集于此，市场上人声鼎沸，热闹异常。

2007年至2012年，我是太原南宫旧书市场的一位摊主，利用周六日摆摊卖书，借此贴补家用。后来我意识到，老旧书籍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要比它自身的经济价值更重要。于是，我从卖二手旧书，转而收藏二手旧书，以及民国名片、戏单、民间书信、日记、杂字[1]、账本等各类“旧纸片”，附带对其进行研究。

我一直订阅《藏书报》，经常看名人书信收藏家方继孝先生发表收藏名人信札的文章，受方先生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着迷于名人书信的收藏，但总是收获甚微。一是名人书信不好判断真假，不敢轻易出手；二是名人书信要价很高，属于工薪阶层的我，经常因囊中羞涩而无缘收藏。

2012年2月份，我以很便宜的价格在南宫旧书市场，收集到包括吕叔湘、许国璋、朱德熙、李荣、黄伯荣、唐作藩、徐通锵、叶蜚声、吉常宏、何九盈、郑张尚芳、胡明扬、殷焕先、潘家懿、侯精一等众多当代语言学家的私人书信三千多封，他们多是各个语言研究机构和高校中的语言学教授，其中还有一部分日本、法国汉学家的私人书信。这批书信成为我的“纸趣居”（我的斋名）的“镇馆之宝”。

收藏并不是将物件收集起来后便束之高阁，只在闲暇时独自品味、自赏自乐，而应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和整理，才有意义和乐趣。我目前已经出版了几本专著，都是对故纸进行整理与研究的成果，比如《山西话剧档案》《山西杂字藏谈》《山西杂字辑要》等。收藏不仅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著书立说更平添几分成就感。

2015年的一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去逛太原南宫旧书市场。正好书友成金旺先生刚刚收到一批资料，共有两大纸箱，其中有各种文件、手稿等。翻看半天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堆小本子上。这些小本子一共12册，除两本为纸面手工装订以外，其他10本都是塑料封皮。在这些小笔记本里，主人用钢笔整整齐齐地记录着一行行文字，那是太原一个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收支账目。而账本记录所涵盖的时间，从1952年7月一直到1993年5月，前后长达41年。

我对这些账本很感兴趣，便问成金旺先生价钱，他一口价说800元，不搞价。成先生这样开价，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眼光独到、门路颇广、收藏甚富，是经营纸品收藏的行家里手，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也是能数得上的。我曾专门去他设在太原狄村南街六号茂盛装饰城里的店铺兼库房参观过，那里满满一房子的藏品，多是难得的地方文献史料。成先生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经营的旧书店“山西学府藏书阁”也很有特色，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成先生开了个死价，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但因为喜欢，也深知这些账本的价值与意义，我便毫不犹豫地花800元钱购入。但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悔，因为当时没有把两大箱子资料全都买下。收藏讲究资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只买上12册账本，不能不说是我的一个短见。这个失误，也使得我此后在寻找账本主人的工作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我花费近一年的闲暇时间，把账本内容逐字录入到电脑。最后经过统计，发现字数竟有40余万之多。账本主人经过41年不间断记录，形成这40余万字的民间档案资料，就静静地栖身在10个普通塑料封皮和2个纸面的小笔记本之中。这些账本中记录的内容林林总总、类型庞杂，既有账本主人一家的工资收入，也有家庭日常的各项支出，无论是买葱买蒜还是买针买线，不管是买书的书账还是买烟的烟账，以及看电影看戏、洗澡理发、教育子女的费用，账本主人都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其中。

账本中记录的“烧土”“粮票”“布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宝塔糖”等名词既是生活，也是记忆，更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这41年里，账本的主人记录了自己在山西太原工作、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孩子们次第出生、上学、参军、就业、成家，并有了第三代……而账本主人在孩子们逐渐成家立业的过程中，生命之树也逐渐凋零。在记账的后期，也就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账本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账本主人参加葬礼、追悼会的记录。逝者中既有他的亲人，也有他曾经的战友、同事。在一次次送别熟人的过程中，账本主人也迎来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承载了一个普通中国人以及他所有家人的生命印迹。也许在不经意间，账本主人把一串串文字和数字，化作顺着“时光之树”枝干流淌而下的“树脂”，将他及家人彼时彼刻的生命状态，以及所生活其中的社会，永久地包裹在其中。斗转星移，历经岁月洗礼，这些账本所蕴含的社会学、历史学意义，最终以“文化琥珀”的形态，呈现在了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