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温度

民间文书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具体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过程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种类繁多，浩如烟海。流散于社会上的各种民间文书，包括日记、笔记、记录、信函、小报、账册、课本等。民间文书反映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内容，为人们提供了记录社会基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

早在1925年，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2]在中国文献史上，民间文书是继殷商甲骨、汉代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的又一大发现，一般人眼中的陈旧故纸，具有非常重要的多重文化价值。

现当代史料通常有几类，一是官方档案文献，二是口述或回忆，三是影像或录音，四是民间记录的各种文字材料。在所有的这些史料当中，官方档案的形成、留存和开放，都难免会受到时政的影响；口述、回忆史料因时过境迁，加之当事人的主观意向和记忆误差，也极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读；至于影像、录音之类的史料价值，也有其局限——虽能保存声音和图像，但不适宜保存复杂的史料和数据。因此，现当代史料中数量庞大，也能真切反映社会当时各种情况的，恰恰是这些民间史料。

历史研究，关键在史料。昔日傅斯年先生论历史学研究方法，曾有一句很形象的名言，“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3]也许有人不认同这一说法，但是无法否认，史料学是所有历史研究的起点，不管你以怎样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无一例外，都要从史料出发。地方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意义如此深广，资料的搜集整理，自是重要的基础工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史学界开始流行区域社会史理论，这种理论发端于20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主张多学科或跨学科地研究历史，不追求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而是眼光向下，注重地方性知识。从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地区入手，进行个案分析研究。与传统的史学相比，区域社会史有两点不同：一是大大扩展了史料的范围，传统史学弃之不顾的乡邦文献，如契约、档案、账本、书信、宗教科仪文书以及口述资料，都在搜集研究之列，每件事物都是证据；二是革新了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亲缘关系，注重田野调查，重视地方性知识，以民间文书、实物碑刻、民俗乡情证史。

民间收藏中一个大的门类——“纸品”，蕴含着社会史、区域史的丰富信息。“纸品”种类繁多：邮票、纸币、粮票、照片、广告、烟标……均在其列。“纸品”也叫“旧纸片”，它们占地不大，不太与生活争空间，研究起来也很有趣味。我的收藏涉及各种各样的“旧纸片”，比如民国名片、戏单、民间书信、日记、账本、烟壳等，其中书信和账本是我“旧纸片”收藏中的两大门类。

民间书信是社会个体与家庭、亲友、朋友间的对话和联系。历史说到底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中，书信是最真实、最无遮拦的透露情感的交流形式之一。亲友间的书信，能够真实地透露那些在漫漫人生路上漂泊、奔波之人的喜怒哀乐。而这样的书信，实际上是最难保留下来，也最不容易进入“历史”的东西，可它又是市井生活的见证。它们历经重重历史烟尘和磨难，还能留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那些带着体温的书信，能让我们离曾经的岁月沧桑更近一步，对过去的事有更具体、更亲切与更深入的体会。

许多书商知道我喜欢收集书信，便不断地给我推荐他们收集回来的民间书信。至今我已经收集到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百多个家族的书信。书信的来源分布全国各地，还有从国外寄回来的多组家书，一个家族相关书信少则几百封，多则上千封。每一组书信都是一个家族真实的往事记录，其中往往蕴含精彩的人生故事。

之前，对于怎么发挥这一百多个家族书信的社会价值，我很是懵懂的，有点束手无策，往往收集到手后，看过一遍，便把它们束之高阁。后来我受山西作家赵瑜作品《寻找巴金的黛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和自由撰稿人云从龙作品《明星与素琴》（东方出版社，2017）的影响，渐渐找到了使用这些书信的方法与途径，那就是在对一批家族书信展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非虚构写作，通过一个家族的书信，梳理出一个家族的陈年往事，进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

2021年，我和朋友百合选择了一组从香港寄回上海的书信，开始尝试进行非虚构写作。这组书信是2013年10月份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利用周末去上海文庙淘书而收藏到的，是一位居住在香港、名叫素锦的女子，与她居住在上海的妹妹及子女的往来通信，时间跨度从1956年到1976年，前后长达20年，总计326封，40万字。这批家信真实记录了一个女子在香港生活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们共同设定写作篇章架构，由百合执笔写出《素锦的香港往事》。书稿原本是我的朋友张元卿先生主持的“微香港”丛书中的一部，后因项目下马，我们又联系读库的张立宪主编，发表在2022年《读库》第一期，受到读者的关注与好评，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与鼓励。

除了民间书信，我的另一个收藏兴趣点是账本。山西人素爱记账，从大的方面说，晋商的经营秘诀和特点，就体现在各种名目的账册当中；从小的方面说，就算是普通家户，家里也会有好几种账册——建房盖屋要记账，种地养殖要记账，办白红喜事有礼账，相互借钱借物要记账，日常生活开销也要记账。过去，一般大户人家都设有账房，专门雇人记录家庭的各类收入与支出。这些账本保存下来，便成为珍贵的家族档案和别具特色的社会史料，为我们还原不同时代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我本人对这些账本特别感兴趣，收集多年，积攒了不少各个时期不同家族的各类账本百余册。这些账本反映和折射出主人家的经济生活、人情往来、社会交际。它们书写于当时，事后不曾更改、涂抹，是市井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社会生活史的珍贵史料。

我在南宫市场发现的这批账本，其记录者以一己之力，为1952年到1993年间的太原人做了翔实的日常生活与消费的记录，其账本是太原人集体记忆的载体。这些账本还是亲情的载体、家风的见证，相信账本主人的亲人们如果能够看见它，会有更多切实的感受。因为他们是这些账本所记录生活的参与者、亲历者。这些账本本应该成为传家宝，代代流传下去的，但不知何因，却流落到了旧书市场。

既然上天让我有缘得到了这些账本，那么寻找到账本的主人及后代，并把它整理出来，使之能够重见天日，并在账本主人的后代家人甚至社会大众之中流传下去，或许就是我应尽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