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论述策略是借助“形式”与“内容”这对范畴来展开，分析唯美主义内容和形式各自体现的神圣与世俗价值意向。因为唯美主义的价值意向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唯美主义者对这两个范畴的独特态度上。

形式与内容（质料）是西方哲学和艺术哲学最基本的一对范畴，一般文艺理论也借鉴这对范畴建构理论和分析作品。

相对于形式而言，质料是更基本的要素，是实存的原初形态，是现实的、也是个别的存在，是包含非理性要素的存在形态。而形式，与内容并举正是要突出其与内容的不同，突出其理性属性。延伸到艺术领域，形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实存（质料）赋形的能力，是人的理性能力。在文艺创作中，大致就是美的创造力的称谓。当然这是一种粗略的界定，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彻底分断文学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在强调形式与内容既区别又关联的层面上，本书将内容—形式作为分析架构的概念来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引证亚里士多德，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本没有截然分断。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有两卷论及形式—质料的区分以及与他所谓本体的关系。亚里士多德通过划分存在的类型将本体定义为基本存在，同时就区分了质料与形式，并将两者关联在本体以及存在这样的概念中。所以在亚里士多德，本体这一概念不同于柏拉图，本体不是纯粹的形式或一般，而是与个别或个体结合着，这个个别或个体当然包含质料要素。总的来说，虽然《形而上学》不同卷之间有一些冲突或不一致，但大致上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中，形式—质料并不像在柏拉图思想中那样被断然区分。[10]不过，基于研究分析的需要，分断又总是不可避免。

本书以此分断为大体架构，分别从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辨析唯美主义所意向的神圣与世俗精神价值。在此，形式所体现的理性品质很大程度上契合于一种世俗化的立场与实践，而内容或质料相对更能体现非理性的神圣立场。这一判断，依据了第二部分对较前沿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介绍。此种思想认为，神圣最基本的层面是非理性的层面。比如舍斯托夫从基督教的源头（舍斯托夫对基督教非理性要素及其价值的思考在正文部分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揭示并强调了被西方文化现代性所压抑的非理性层面之于实存的意义，奥托就基督教“神圣”内涵的重新思考对非理性与理性并在的强调，以及巴塔耶以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形式给予“圣性”的包容性和整体性，都指出神圣价值其始源和本质的非理性存在。

不过，正如形式和内容并不能截然分断，神圣和世俗本也是相互勾连贯通的。依据不同的历史空间和社会文化境遇，神圣和世俗的内涵甚至外延也在不断改变。大致说来，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化、现代性进程中，理性与科学成为人与社会发展的导向，这种发展导向致使基督教比在中世纪更强烈得多地被理性化，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一方面将理性要素纳入或者说混入神圣立场，为唯美主义运动对“纯粹形式”的神圣化铺垫道路。因此，虽说唯美主义的纯粹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形态，但唯美主义者却能够对其寄予神圣的价值意向，以对抗这种现代性进程。另一方面，理性化过程也使得基督教的非理性层面日益被遮蔽和遗忘，以顺应这一历史进程。然而，虽然理性化、世俗化不可逆转，但神圣的非理性层面绝不可能被彻底遮蔽和遗忘，正如人的存在不可能不包含非理性形态的存在一样。因此，伴随这一现代性进程，非理性存在维度就总是以形形色色的不同文化现象或称文化症候出现在某些历史时段，或强或弱，不断诘问和挑战理性与科学的威权。作为一种文化运动的唯美主义就包含着自觉不自觉与理性的对抗，比如唯美主义内容层面的违禁情色书写对理性主义、功利道德的反动。甚至，唯美颓废派们直接将自己的悖论色情与基督教悖论色情关联起来，以强化美与神圣的非理性维度。

如此，唯美主义的神圣与世俗精神价值就这样相互纠缠在一起，有意或者无意，使唯美主义成为一种暧昧的中间形态或称过渡形态。换个说法，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不断挣脱基督教束缚的世俗化进程，其实从未真正彻底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在将来也会继续存在，尽管也许影响力会愈加贫弱，发生影响的方式也难以预知，或如曾经唯美主义对基督教神圣的借取。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本书对唯美主义神圣与世俗价值意向的考察，虽然辨析了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的表现，尤其通过分析唯美主义的色情指出人的非理性维度之于文学艺术的特殊意义，并通过对唯美的形式主义从主观神圣到彻底市场化世俗化的蜕变，揭示出其理性化世俗化的本质，但对神圣的反思并非要取消理性与科学，而只是想纠偏，想提请注意，即使在科学与理性更加昌明或更加强势的今天，人的存在其全部和均衡的样式才是真正合于人本来存在的样式。

[1] 本部分对唯美主义研究现状的分析，国外唯美主义研究部分的介绍参考了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14页。特此说明并致谢。

[2] Wolfgang Iser,Walter Pater:The Aesthetic Moment,trans.,David Henry Wilson,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 Mario Praz,The Romantic Agony,trans.,Angus Davids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4]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eds.,Modernism:1890-1930,London:Penguin,1976.

[5] Regenia Gagnier,Idylls of Marketplace:Oscar Wilde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Aldershot:Scolar Press,[1986]1987.

[6] Talia Schaffer and Kathy Alexis Psomiades,eds.,Woman and British Aesthetic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9.

[7] 本部分对舍斯托夫和巴塔耶及其思想的介绍，主要参考了Stuart Kendall,Georges Bataille,London:Reaktion Books Ltd,2007,p.10,pp.40-42。另参见Georges Bataille,Erotism:Death and Sensuality,trans.,Mary Dalwood,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Books,1986;Georges Bataille,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Vol.Ⅰ:Consumption,Translation of:La part maudite,New York:Zone Books,1988；［俄］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张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舍斯托夫《旷野呼告》，方珊、李勤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8] Stuart Kendall,Georges Bataille,London:Reaktion Books Ltd,2007,p.41.

[9] Stuart Kendall,Georges Bataille,London:Reaktion Books Ltd,2007,p.10.

[10]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美］加勒特·汤姆森、马歇尔·米纳斯《亚里士多德》，张晓琳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