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建中
李猛教授的书稿《贵州民族文学生态论》早就发到我的邮箱，躺在电脑的文件夹中静默而又执着地催促：“写序！写序！”终于盼来了寒假，终于有了偿还“文债”的时间：先是在从雅典到圣托里尼岛的蓝星号邮轮（Blue Star Ferries）上阅读书稿，然后回到雅典的色诺芬饭店（Hotel Xenophon）写下这篇文字。
色诺芬饭店据说是当年色诺芬写《回忆苏格拉底》（The Memorabilia or 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的地方。我下榻的房间不大，阳台却非常宽敞。站在色诺芬饭店宽敞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帕特农神庙是古代希腊人为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修建的，当年，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东为争夺雅典的守护权，真正是“各显神通”：波塞东用他的三叉戟猛敲岩石，一匹战马奔腾而出；雅典娜用她的长矛轻叩石板，石缝间长出一棵橄榄树。战争或者和平，这是一个问题。雅典人选择了橄榄树，选择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生态学（Ecology）一语，其词根“oikos”和后缀“logos”均源于希腊文：前者义谓“家庭”或“住所”，后者则义谓“言说”或“道”，合起来或可直译为“栖居之道”或者“（关于）故乡的言说”。客居色诺芬的故乡，想起我自己的故乡，想起同为楚人的庄周如何谢绝楚威王的厚币与相位，如何将他的大樗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与当年的雅典人一样，我的同郡庄周也选择了ecological civilization。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华夏，均为人类轴心期文明的发源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态文明的发源地。由此说来，在一个以古希腊作家命名的饭店为一部讨论“生态文明”的著作写序，是“选”对了地方。
李猛是贵州人，从生态学的层面论，贵州在中国是一个较为“生态”的区域。借用Ecology之希腊语词根oikos的本义来描述贵州：“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在一定区域内利用自然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共同繁衍，共同生存。”生于斯长于斯，太多的童年记忆，太多的风俗习染，使得本书作者对身边的乃至遥远的任何破坏“生态”或者说不“生态”的事件特别敏感，特别忧患。全书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不仅仅是贵州而且是全球的“生态危机图”。从20世纪初“一战”西线战场导致几千万人丧生的大流感，到20世纪30年代夺走几百万条生命的黄河大决堤；从“二战”的奥斯维辛和731部队，到20世纪80年代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从21世纪初全球性的sars危机，到近几年作者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所亲历亲闻的大大小小的生态灾难……本书作者以贵州人对家乡的眷恋与挚爱，以人文学者所禀有的忧患与仁心，在全景式的百年生态危机图的语境下，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悯情怀，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及文化中寻找普适性的生态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和生态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1962年，被称为“环保运动之母”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一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为这个深陷生态危机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子，促使世人们开始质疑人类工业技术对自然的破坏，质疑人类对自然的“祛魅”心态并重新思考对自然的“复魅”。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类的一部分，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编织出生命之网，它只是网中的一条线”；东方哲人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面对这个地球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地球上的人类除了“道法自然”还有别的选择吗？李猛也是作家，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看见青春散场》。作为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李猛以作家的睿智和青年人的热情，敏锐地感觉到并深度地挖掘出贵州文学作品中的生态精神（ecological spirit）和生态智慧（ecological wisdom）。
本书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学之生态智慧和生态精神的分析，既遍及各种文体或文类，又切入问题的各个面向或层面。就前者而言，全书涉及贵州的民族神话、民间传说、民族诗歌、民族舞蹈、地方戏曲、民俗文化等；就后者而论，全书的论述大体有三个层次的掘进：其一，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精神生态的最大特征是“诸神与人类同源共生”。贵州各民族先民，将所有的生命及其生活来源都视为自然的恩赐，并认为人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其二，诸神与人类不仅是“同源共生”，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之间的“整体共存”。对天地、图腾和祖先的崇拜，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保留、传承下来，不仅再现了贵州各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而且通过各种禁忌来约束和限制人们对自然的肆意妄为。其三，贵州民族文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同源共生”和“整体共存”，孕育、催生和维系了贵州少数民族精神生态群落。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及文化的神性之维，是“自然之复魅”的后现代范式，这些原本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载体让深陷现代性漩涡的人们重新认识和学习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因而，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及文化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更是后现代生态精神建构的参与者与催化剂。对于李猛的研究而言，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学生态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思维方式。从生态的层面切入问题，在对问题的探讨之中解析出生态根源，这是李猛的入思方式，也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大趋势。
和李猛相识已经十多年了。2006年，那是一个夏天，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开始定向招收贵州学员，称之为“贵州班”。首届贵州班研究生有四位同学分到我的门下，他们四位不仅全是男生，而且各自的姓名之中都含有一个非常阳刚、非常壮美的汉字：邓国超、哈思挺、戴建伟和李猛，合起来就是“超、挺、伟、猛”。四位同学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都回到贵州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创佳绩，各有建树。曾求学珞珈的四位贵州青年，虽然职业有别、才性异区，但他们对贵州这片神奇土地的热爱并“超、挺、伟、猛”般建设贵州生态文明的热情却是别无二致的。
2019年1月31日子夜
于希腊雅典色诺芬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