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一
当今，网络化助推着全球化，我们处在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它是一种难以抗拒且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快速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受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人类“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1]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连结在一起，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网络信息化的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或称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是不恰当的，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不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一化、同质化。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的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其间有“整一化”的倾向。然而，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互渗互补的同时，依然呈多元共存的态势，文化的互补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我们既不赞同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凌驾于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并力图取代一切，也不赞同狭隘的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趋势”——仅仅是“趋势”而已——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持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互渗互补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世界文化”也好，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也罢，强调和追求的都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
因此，我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互渗互补与本土化的双向互动，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代。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至少，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而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则永远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这恰恰是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存在的前提。
二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网络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文化无可避免地也将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必将面临变革与重构的境遇，文学的研究也势必遭遇理论、观念与方法之变革与创新的考验。现实的情形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把文学逼入了“边缘化”状态，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曾经提出文学时代的“终结”之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而把它引向终结。”[2]相应地，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3]今天看来，米勒的预言显然言过其实，不过，它也让人们更加关注文学的衰退与沉落以及文学研究的危机与窘迫的事实，文学工作者显然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或趋势，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谋求文学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革新。其实，米勒的“文学研究成为过去”也许仅仅是指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成为过去”，而不是所有的文学研究。那么，我们不妨从这种被“成为过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出发，努力寻求与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使文学研究尽可能摆脱“传统”的束缚。
既然经济上的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而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那么，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共同体；既然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学是非同质性、非同一性和他者性的多民族文学同生共存的世界文学共同体，那么，世界文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而且也必然地隐含着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和比较的视界与眼光，以及异质的审美与价值评判，于是，比较文学天然地与世界文学有依存关系——没有文学的他者性、非同一性、不可通约性和多元性，就没有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显然，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自然地拥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活力，也是更新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重要途径。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进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已付诸实践，那么，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应有一种主动、自觉与深度领悟，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也就更值得文学研究者去重视、运用与拓展。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因此，它天然地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灵魂。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的话，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4]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活力，它成全的是多元共存、互补融合的世界文学。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认同，对推动民族文化的互补与本土化均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因为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以上异质文化的文学之间展开，因此它可以通过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所以，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渗互补、同生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长状态，而不是助长不同文化间的互相倾轧、恶性排斥。就此而论，比较文学必然助推的是多元共存的文学的世界主义倾向。
也许，正是由于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既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又促进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与壮大，因而它自然也有可能为文学摆脱“边缘化”助一臂之力。不仅如此，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虽然有人担心甚至预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笔者上文的论说亦已说明：网络化—全球化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互补因而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而在世界文学母体里孕育、成长，并在其“生机”中凸显其作用与功能的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无疑让文学研究者拓宽视野，形成新观念、新方法、新思路与新途径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通过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推广、张扬与卓有成效的实践，我们不仅可以推进文学的世界主义倾向，而且可以推进世界文学走向一种“人类审美共同体”之更高境界。
至于“人类审美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和构建途径，在此暂不赘述，但是，简而言之，她无疑是一种经历了网络化—全球化浪潮之洗礼，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经济与文化强国的强势性支配与控制，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得以保护与包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相对调和、相得益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新的世界文学境界。就此而论，世界文学以“各民族文学都很繁荣，都创造经典，彼此不断学习，平等、相互依赖而又共同进步的文学盛世为目标。”[5]在这样的“人类审美共同体”里，中国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定然有自己的声音和“光荣的席位”——正如歌德当年对德国人和德国文学的期许与展望一样。也像大卫·达莫若什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世界文学在不同的地方是如何以多样性的方式构建的，那么全球的世界文学研究就会受益匪浅，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研究的文学也将具有全球视角。”[6]
三
米勒说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其间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将成为过去。就方法论而言，这种“就文学研究文学”的方法在今天看来虽然必不可少，但确实也显陈旧而狭隘，因此，米勒的话倒是在提醒我们，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必须更新观念，拓展文学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就此而论，文学研究不能固守于文学这一狭小的领地寻寻觅觅，尤其是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与手段不能仅仅是文学领域单一的“自产自销”抑或自娱自乐，而应该向相邻、相关乃至毫不相关的领域汲取理论与方法的灵感。在此，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思维值得进一步吸纳与更广泛地运用。
事实上，几十年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倡导的学术研究的创新之路，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但是，西方现当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有的理论家过度“征用”非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造成了理论与研究的非本质主义倾向，我国学者称之为“场外征用”，这是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重要缺陷之一。这种缺陷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场外征用”指的是非文学的各种理论或科学原理调入文学阐释话语，用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它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7]“场外征用”这种理论与方法无疑会把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引入误区，这在中外文学研究领域已不乏实例。
大约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的逐步兴起，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主导，西方理论界的大量新理论成为我国文学研究者追捧的对象，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等等，成了理论时尚。这些理论虽然不无新见与价值，但是，它们依然存在着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端，“理论”更严重地转向了“反本质主义”的非文学化方向。美国当代理论家T.W.阿多诺就属于主张文学艺术非本质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艺术之本质是不能界定的，即使是从艺术产生的源头，也难以找到支撑这种本质的根据。”[8]他倡导的是一种偏离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本质主义”理论。美国当代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也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文学理论“已经不是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而是太阳底下没有界限地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9]。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则从电视批评理论的新角度对当代与传统批评理论的特点作了比较与归纳：“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的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话语包括在内。”[10]当代西方文论家中持此类观点者也为数甚众。这一方面说明现当代西方文论确实存在“场外征用”、“反本质主义”的毛病，一些理论家把文学作品作为佐证文学之外的理论、思想与观念的材料，理论研究背离文学本身。对此，我们必须持警觉与谨慎的态度。我们应该拒斥“场外征用”的弊病，但是不能排斥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尤其是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则无疑应该大力提倡。只要我们不是重蹈西方某些理论“场外征用”的覆辙，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生搬硬套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文学研究，把本该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弄成貌似精细化而实则机械化的“技术”操作，那么，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方法指导下，对文学进行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元多层次的研究，这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不仅是允许的和必要的，而且研究的创新也许就寓于其中了。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需要接通一些其他的学科，可以借鉴哲学、历史、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完成理论的建构，但是，他们研究的中心却依然是文学。”[11]宽泛地讲，这种研究其实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提出的“文学外部研究”。“文学是人学”，而人是马克思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文学去研究“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人，在文学中研究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题中应有之意，更是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之基本方法。
毫无疑问，在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革新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展开比较文学方法与思维指导下的跨学科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显然也是我们文学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路径之一。
蒋承勇
2018年7月1日于钱塘江畔
[1]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2][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4][美]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5]丁国旗：《祈向“本原”——对歌德“世界文学”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6][美]大卫·达莫若什：《世界文学有多少美国成分？》，见张建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7]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8]W.T.Adordno,Aesthetic Theory,trans.Robert Hullot-Kentor,London: Continuum,1997,p.2.
[9]Jonathan Culley,Literary Theory: A u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6.
[10][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1]高建平：《从当下实践出发建立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