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意识及其生成

何谓问题意识？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不言自明。在实际历史写作中，通常有“问题（topic）的缘起”“问题（problems）的凸显”“问题（questioins）的探索”云云，[4]“问题”如许之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含糊关于“问题”的意识，而必须首先进行理论的追问。可以辨别的是，“学者发表见解，回答的是由归纳的具体观点引起的问题；外行人发表见解，回答的是由归纳普遍观点引起的问题。二者都是理论，一个是系统化的，另一个则是普遍的”[5]。我们需要的是前者。

但是，学术界热衷于探讨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却少有人追究“问题意识”本身，最多在讨论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附带解释一下。讨论的对象不同，解释不免流于各说各话，五花八门。面对纷纭的解释，有从事学科教育的学者对“问题意识”概念进行了深究，致力于厘定：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

这里涉及定义的规则。定义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象的一般属性，一部分是对象的特有属性。一般属性通常都是用被定义概念的最邻近的上位概念来表示的，而特有属性则是在被定义概念中有、但在上位概念内涵中没有的属性，逻辑上称为“属差”。郎加明指出，定义就是由上位概念加上属差构成的。[6]据此有如下界定：

问题意识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后仍困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

论者对这一定义进行了如下说明：问题意识派生于意识，问题意识的上位概念与意识的上位概念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意识范畴，在这里，问题意识与一般意识的属差应该是，“时刻想着去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即“在新奇的现象中探求出未来趋势，重复的现象中探求出客观规律，密集的现象中探求出事物本质”[7]。

如果说问题即矛盾的话，那么，问题意识不过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发现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种探索矛盾情境的心理状态，一种试图创新解决矛盾的心理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汉语世界中的“问题”实际包含了英语世界中的topic、problem和question。所有这些“问题”的生成路径，即问题意识，是从事科学研究必须首先说明的方面。历史研究当然不能例外。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历史论著的价值就在于其问题的价值。

问题意识生成的路径之一源自时代。民众日常生活问题进入史家的视野反映了时代关切：

因为作为个人和群体的历史学家并非处在社会之外，而是生活于其中；他们提出的问题都难免沾染了所处时代特有难题的色彩，即使那些他们自认为“纯粹的”历史学问题也是如此……即使他刻意避免社会的影响，赋予历史学一种无关利害的纯粹的认识功能，然而，他还是处于其时代之中，对此他无可奈何。一切问题都渊源有自。[8]

民众日常生活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历史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课题，更具体地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社会都在致力于解决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主要是两类：一类针对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现代化问题。在西方社会，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们突然发现，现代社会正日益侵蚀着人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日益强化的技术理性严重抑制着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另一类针对作为现代化“牺牲品”的劳动群众。“自工业革命，而劳资阶级分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显著，自然而然的发生尊重劳工观念。因劳工占社会大多数，一切问题，皆以大多数的平民为总目标。”[9]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斯大林说：

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10]

由此，自古以来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郑重的思考。与此同时，需要重新确定劳动群众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重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作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质疑现代化“绝对合理性”的同时，还试图以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解构现代化的“铁律”，用日常生活的多元发展走向来说明社会生存的空间。[11]日常生活史由此进入史学的视野。

时代面临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众多学科的共同努力来解决。涉及的学科方法很多，其中之一是，通过历史的考察提供某种答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类似问题的历史场景是怎样的？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在一个历史情境中的与现实相类似的问题，而不是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学仅止于历史，而不必为历史续以现实启示之貂。

民众日常生活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地与历史学者个人相关，实际地说，与历史叙述者的社会化经历、兴趣和追求相关。这可以说是问题意识生成的另一条路径。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E.Hobsbawm）称，“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间，以此为基准来看这个世界……我的观察点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维也纳的童年，是希特勒于柏林崛起的时代，这决定了我在历史学上的政治立场与兴趣。”[12]就笔者来说，在1995完成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有过一段自白：

对乡村，我有彻骨的感受。我记事已经是“文革”后期了，村里盛行“大寨记工法”，为多挣“工分”，邻里人家，经常把孩子从学校里叫回家；母亲不让，她独自拼命劳作，年终工分一直名列榜首，我的读书也一直没有被耽误。当我考上大学时，村里人都说母亲有远见。母亲那样做，是有所企求的，企求什么？我至今没有问她，我不想去问她，我怕会破碎我记忆中的童年和童年中的乡村。

在苏州成家后，每年寒暑假都要返回故乡。村子紧挨着通扬（南通—扬州）大运河。河对面就是县城。几年前造了一座桥，把村子与县城连成一片了。县外贸公司在河边建了个蚕茧仓库。村里人成了搬运工，农业倒成了副业；几年之间，便造起堂皇的楼房。江北变成了江南。我梦想全国所有的乡村都变成江南，因为那里住着千千万万位母亲。[13]

因此十分偏爱江南乡村这个选题。当然，偏爱、激情、好奇心、乐趣、梦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史学的社会与时代根源的另一种表达。钱乘旦在翻译英国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介绍，这样一本专注于底层劳工的著作之所以在英国出现，别有一重人文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14]

在这里，个人因素其实与社会因素同时存在于史学书写中，构成主客观混合体；在承认史学叙述含有主观性的前提下，如何呈现历史的客观，也是日常生活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众日常生活问题的历史正当性也来自于学科前沿，这是问题意识生成的第三条路径。史学前沿在哪里？并不完全在所谓史学的“热点”区域，而更应该着眼于真正推动史学发展的问题。这是厘清问题意识的关键意义。但是，哪些问题有利于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呢？

有很多种方式“推动”历史学发展。最简单的就是填补我们认识上的空白。而空白又是什么？……（对于研究村庄史的来说，）总会找到一个还没有人写过其历史的村庄，但是写出第n个村庄的历史就真的填补了一个空白么？它教给我们哪些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真正的空白不是还未有人书写其历史的漏网之鱼，而是历史学家还未做出解答的问题。[15]

简单地说，真正推动史学发展的问题不是多提供了一个例证，或者用一个不同的例证来重复别人已经给出的答案，而是史家“还未做出解答的问题”。对于日常生活史来说，哪些问题“还未做出解答”呢？这需要在进行学术史回顾后解答。

问题意识生成的路径还与史料相关。“问题和证据，在历史学中是相互关联的”，当历史学家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心灵中对于他将可能使用的证据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和尝试性的观念了……要提问你看不出有回答指望的问题，乃是科学上的大罪过，就正像是在政治上下达你认为不会被人服从的命令，或者是在宗教上祈求你认为上帝所不会给你的东西”[16]。几乎可以断言：没有资料，也就没有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史学的问题意识往往生成于史料当中：“从哪里可能找到资料，可以采用怎样的研究程序，这些想法将问题武装起来，要提出问题，就得已经具备对各种可能史料最低限度的认识，提问的时候就已想到怎样用其他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研究方法来运用这些史料。”[17]

一旦乡民日常生活进入历史的视野，马上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文献缺失。文献的缺失，首先是由底层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比如在传统乡村（甚至在某些现代乡村）共同体里，“可以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18]。文字在乡村共同体中的有限地位，大大减少了文献在共同体内部的产生机会；以文献为生命的历史学家即使想让普通民众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也不免生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普通民众被“边缘化”，跟传统的文献编纂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上能够掌握话语霸权的，却总是官方和有特权者，当然也都是男性，他们将自己的声音凌驾于、笼罩于其它声音之上，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构成历史。由于他们关注的，基本上都是政治的权力的斗争，他们编纂的文献便成为一系列政治制度兴废和权力交替的纪录和集成，而这些也便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不仅因为研究者主要是由上层社会的男人们组成，更由于史学研究的依据始终是由这些人记录的文献。[19]

看来，完全依赖现成的历史文献无法认识近代江南乡民。与乡民的“卑微”相类似，日常生活因为其琐屑，难以形成文献，有时即使有“文献”，也因“平常”而习焉不察，未加重视，更未作为“史料”保留。

于是，考察乡民日常生活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史料：史料的方位，史料的样式，史料的运用，然后对史料的提问，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是问题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需要专章（第十章）专门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