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影响及相关研究

从诞生开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长期被当成史著[32]，人们如何接受一部作品决定着他们将如何理解它，或它如何影响读者。

据说是色诺芬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闻名于世，他可能从中借用某些段落，便于自己写作。[33]无法确知作品问世后到底引起多大反响[34]，但毫无疑问，有人续写作品，只是均未及原作水准，包括并非狗尾续貂的《希腊志》（）。最终，作品独立成篇流传于世。[35]

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影响史家的写作风格和修辞。[36]同柏拉图、德 ①谟斯提尼等人一样，修昔底德被认为“文章醇正（）和树立希腊语文风气（）”。[37]

公元二世纪后，虽然作品淡出多数读者的视野，仍有少数史家受其影响。[38]修辞学家也颇为推崇。[39]类似声名从罗马时代延续至拜占庭时期，乃至中世纪。[40]

推崇修昔底德修辞成就的前提是将其作品当作史著，这一观念直接影响后世学术研究对修昔底德的定位。

19世纪，修昔底德被推为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视为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家兰克“如实直书”的来源之一。[41]德国旧历史学派创始人经济学家罗雪尔自称是经济学领域的修昔底德，其理论出发点近似客观主义史学。[4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修昔底德的静默，当时史学家认为他极少在作品中发表个人见解，保持了叙述立场的中立。其实，卢梭早已持此见：

在我看来，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真正的模范。他叙述史事而不加他的评语，然而他也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有助于我们自己去评判历史的情景。他把他所讲的事实都展示在读者眼前，他自己不仅不插身在事实和读者之间，而且还远远地躲开；这样一来，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是在读史书，而好像是亲眼看到了那些事情。[43]

若事实果真如此，的确皆大欢喜。即使史家退出，读者仍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解读历史，倾向于把某一针对特定对象的判断扩大为普遍命题。因此，叙事中作者个人评判越少，越是将判断的权力让给读者，以免扩大人们对真相的误解。

但是，后世研究者彻底否定了卢梭和兰克等人对修昔底德的定位。20世纪，研究者开始相信，《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根据某些原则和意图筛选事实、精心编辑而成，仿佛菲罗墨拉（）诉说冤情的地毯，尤其是演说。[44]“客观主义”标签又被从作品上剥除。[45]这对后世全方位展开各领域的研究意义重大，作为一项文字记录，文本必须具有明确的表达目的才可以被解读。[46]

该理路与所谓“修昔底德问题（die Thuckydideische Frage）”[47]的发展及终结同时展开，后者为前者在已经取得里程碑式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扫清障碍。

忽略作品的完整性问题，直接将其作为整体成为20世纪基本的研究出发点。

事实上，种种评议都漠视了修昔底德的自承，他本人并不认为真相易得，尤其是演说词，这正体现修昔底德对人类认识主观性的自觉意识。[48]修昔底德写作，受早期编年史和当时修辞术的双重推动，编年史规定真实原则[49]，修辞术继承历史的想象传统[50]。

对于展开与追加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修昔底德耐心极佳。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列出战争双方的盟邦各自有哪些、兵力和战舰有多少，诸如此类。（Ⅱ.IX）没有统计学、交通不发达、信息流通不畅的年代，难以想象修昔底德如何调查到这些内容，取证、采集都增加写作难度，而且以往几乎无人尝试过这么做。就其笔下所涉内容而言，许多细节得到确证。[51]

同时，古典时期的史家都曾受修辞学训练，修昔底德不例外，沃格林和尼采一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智者文化的产物。[52]修辞术意味着批判地陈述事实，其代表人物不惜牺牲真实性以维护逻各斯（）。[53]逻各斯源于收集（），引申为搜寻、罗列种种要点，将其按一定规则排列组合，显示自己所欲显示的内容。修辞学主张根据演说实际需要设计言辞，哪怕隐晦迂回，务必取信于听者，而非固执于某一规则。因此，演说理应是修辞术集中运用之处。[54]恰恰是经过编撰的演说词让黑格尔另眼相看，他从整体上小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却认为，那些城邦对城邦的演说反映了演说者及其所属民族的性格，道出民族奉行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从而成为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

由于批判地运用真实存在过的史事，修昔底德的作品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一部并非单纯为记录而写的历史。[55]

既然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有叙述目的的整体来分析，就需要细致阅读和理解。其中，英国历史学家芬利（Finley）初版于1942年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该研究路向的代表作之一。[56]

与之同时，修昔底德研究也从单一的历史领域延伸至其他学科。一战让汤因比联想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认为此战几乎可作为一种战争模型。[57]然而，这并未奠定二战后修昔底德研究转向国际政治领域乃至国际关系、战争和霸权领域的基础，随着文艺复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拉丁译本面世[58]，历史背景早已让读者从中读出迥别于修辞术的内容。只是，当时它并非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路向。[59]笔者所关注的雅典帝国也是研究主题之一，而且笔者相信，它由来已久。[60]

总之，国际上修昔底德研究可谓与时俱进。[61]

相比国外绵延千年断断续续的修昔底德研究，国内研究大规模兴起于改革开放后。作为一部早已被译介入中国的西方经典[6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深入研究的机会不多。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修昔底德研究成果极少，推进亦缓慢。[63]改革开放初期，修昔底德研究不乏佳作[64]，个别研究发生误读自是难免，情有可原。[65]直到2003年，修昔底德研究才真正与国际研究对接。[66]不过此书作为一部被世界史（尤其是古希腊史学领域）学者们广为引用的经典史著[67]，深入研究它的史学研究著作却不多。

从研究路径看，现有研究成果多多少少契合西方的修昔底德研究进程，有人将修昔底德视为客观主义史学代表[68]；有人否定客观性转而承认他历史中修辞术的传统[69]；有人将修昔底德视为人本史观代表[70]；有人探讨其宗教观念[71]；有人认为修昔底德推进了希罗多德史学批判方法[72]；有人主张修昔底德在治史方法上另起炉灶[73]……当然，还有人专门总结西方修昔底德研究路向[74]。

另外，有相当数量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本本身的专题研究，如演说词[75]，如瘟疫[76]，如科西拉革命[77]，如弥罗斯对话[78]，如渎神案[79]，如西西里远征[80]。与政治哲学路径最为接近的一度是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悲剧性的探讨[81]，随着新研究成果问世，不难发现，有研究者开始阐释其中与政治哲学相关的主题，如帝国[82]，如战争[83]，如修昔底德可能如何看待雅典民主[84]，甚至有研究者直接将修昔底德与柏拉图对参[85]。笔者认为，即使没有自发性研究，修昔底德也迟早会因为霍布斯研究而受到关注，霍布斯受修昔底德影响至深。[86]

基于笔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理解，笔者认同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定位：政治史家[87]。修昔底德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涉及过如下主题：城邦与人。施特劳斯认为，修昔底德是有史以来最富于政治性的史家，了解修昔底德有助于探究什么让明智者成为政治史家。[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