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治史家

政治史学与城邦共同体关系紧密，并非因为论词源“政治史学”来自古希腊，相反，它是政治史学与城邦共同体紧密联系的结果。何以推断政治史学重要？混沌初开，历史就自认其政治属性，不谈政治，或者没有政治，历史所为何来？英雄悲剧，帝国兴衰，《荷马史诗》和《历史》俱倾诉强者的覆灭。斯宾格勒道：

当我们把人类的存在之流看作运动时，它们就叫做历史；……政治是这个流动的存在借以维持、成长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途径。在本能的每一个特征中，在最深的本质中，生活着的一切都是政治。[89]

政治哲学探究理想生活，历史展现现实生活。

修昔底德因祸得福，获得政治史家必需的观察距离。[90]对此，修昔底德所谈甚少，只说赋闲有益于深入研究战争，尤其是使他有机会看到伯罗奔尼撒人的行动。（V.ⅩⅩⅥ.5）

不过，为什么是修昔底德而非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第一人。[91]对于希腊人，历史曾微不足道。埃及人否认死亡，保存一切，甚至将尸体制成木乃伊，因此，关于过去，他们什么都记着。希腊人肯定死亡。荷马时期，改土葬为火葬，象征永远逝去，无可挽回，也无须挽回，“泰然忘怀一切内心的和外部的过去”[92]。古希腊人好奇真相，仅限于往自身之前推溯几个世代。埃及祭司对梭伦说，因为无知远古祖先，希腊人处于幼年期。结果，似乎特洛伊战争之前几乎什么也没留下。[93]基于历史（同样）应该表现普遍因果关系这一假设，现代历史学家肯定了希罗多德和《历史》的地位，而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却被认为：只不过说了一定时机和一定条件下人们应该说的话。[94]

幼年修昔底德聆听希罗多德竟至落泪或许只是传言[95]，他提及的史家仅希剌尼库斯（）一人，但希罗多德确有可能对修昔底德产生影响，后者关于希腊早期海军的叙述可能来自前者。更何况，希罗多德不是未曾探讨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96]两者有不少共同之处。[97]他们的历史都是政治、伦理的载体，针砭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而是匮乏德性的人类整体，只不过：

人被无目的的必然性束缚于扩张的游戏，无望逃脱失败之命运；他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至于为什么，则始终是个谜。在希罗多德这里，因为沉浸在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中而掩盖了这种痛苦，而它将在修昔底德绝望与自负的气息中逼近爆发点。[98]

两者的差异，才能说明为何对于政治史而言修昔底德优先于希罗多德。

首先，写作立意上，希罗多德直言面向过去[99]；修昔底德则着意将来，他首次宣称历史应是有用的[100]。

第一，修昔底德相信，战争中发生过的会重现于将来，因为人性（）不变。[101]他欲垂鉴史册，以备来者。（I.ⅩⅩⅡ.4）[102]不幸，其远见也被证实。[103]

第二，修昔底德欲弥补伯里克利的判断。帝国终将寂灭，至于声名如何流传而永存，伯里克利寄希望于建筑，修昔底德付重托于文字。

“没有任何东西在太阳之下能够永远挺立。”[104]两人都预见，雅典黄金时代已臻鼎盛，盛世难再，不奢望雅典永垂不朽，只期盼雅典人记住先人的高贵精神，自己也能留给后人同样的遗产。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人是有限的存在，所有帝国都将覆灭。（Ⅱ.LXⅣ.3）葬礼演说显白得教人轻视。“一切自然破灭的过程都引向衰坏，例如老废与凋萎，而一切复合的自然物体，除了它们因遭遇横祸而丧生外，终乃归于腐朽：……。所以，凡在衰坏中的事物，都先行湿润，于是而终至干瘪（干枯）: ……”任何毁灭都遵循一定的循环变灭。[105]时间是破坏性因素。[106]

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于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计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107]

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如是说。伯里克利，修昔底德，都不满于诗人渲染性的言辞。雅典人热爱诗歌，尤其是赞美雅典的，忒拜诗人品达歌颂雅典——忒拜的敌人——遭同胞否弃，雅典人在自己城邦中为诗人树立雕像。可是人终究要死的，即使事迹代代相传，时间也一定会模糊真相，诗歌，会在流传中变形。

伯里克利的见解同雨果相反：建筑将取代诗歌。[108]用沉默的证人——建筑雕塑这一视觉、空间艺术——来告诉后世一个真实的雅典。希波战争中，雅典卫城被摧毁殆尽，伯里克利挪用提洛同盟贡款重修，雅典人自己都觉得这么做有失妥当，城邦内外，伯里克利备受非议。可他明白建筑对于历史的意义：建筑能够抗住时间的磨砺。果然，帕特农神庙饱经沧桑，屹立不动。[109]

修昔底德不认同伯里克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中，他就指出，建筑可能与城邦的实力、统治权、统摄疆域不成比例，因为有的城邦志不在此。比如斯巴达：

假如斯巴达城将来变为荒废了，只有神庙和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了的话，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我想后代的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大的势力。但是斯巴达人占有伯罗奔尼撒岛五分之二的土地，它不但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并且在半岛以外许多同盟国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斯巴达城不是有规则地设计的，城内没有壮丽的神庙或纪念物，而只是一些古老形式的村落的聚集，它的外表不如我们所料想的。[110]

雅典城邦的规模则会误导后世，其势力是实际情况的两倍。（I.X.2）外观会诱使人错误判断城邦的实力。

若建筑不足为凭，那什么才能实现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的共同诉求？

伯里克利诉诸物，而他，修昔底德，将用文字缔造雅典的不朽。[111]至此，不难理解为何修昔底德贬斥前代散文作家（）和诗人（），他需要自创全新的记录风格来完成为自己立下的使命。

其次，修昔底德推进希罗多德的考据方法。

希波战争拓宽了希腊人的视野，让他们关注到希腊以外的世界。希罗多德笔下已显露初步的史料批判意识，他记录下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却表明自己并不轻信这些说法，也劝读者在各种传闻前保留独立判断。修昔底德更欲亲自鉴别、考证出惟一结果，确实性（certainty）是他主要追求的著史品质，其治史方法得益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它不仅是理论，更是实践。[112]

散文编年史家不顾事实，只求吸引听众，修昔底德对此很是不满。（I.ⅩⅩI）当时，历史属于缪斯，当众诵读作品有表演的意味，为求精彩动人，创作者难以兼顾真相。这未必是《历史》看起来偏重社会文化的原因，但一定督促希罗多德将它写得有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强调军事政治。修昔底德几乎无视民族风俗，仅仅谈到奥德里西王国内贿赂盛行（Ⅱ.XCⅥI.4），这种行为普遍于人类社会。似乎说明，他眼中，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的差异，不是最重要。

再次，修昔底德明确表示，自己是以雅典人的身份写作，写作内容以希腊为轴心。

希罗多德的写作视角偏向非“希腊”，尽管他自承是希腊人。[113]全书以波斯帝国的兴起和失败为主线，希腊人和其他异族人的事行作为插叙出现，希波战争的内容只占全书一半，从第五卷第28 节到结尾。从雅典人的视角看去，读者可能会注意后一半，忽略前面波斯帝国的崛起。如果《历史》以希腊为中心，必定正面详述希腊诸多政要，如梭伦、吕库古。对希波战争，希罗多德重视的是事件本身，而非自身在事件中的立场，因此他没有直面城邦政治中的诸多问题，或者，他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只关注希腊世界。在作为考古学的卷一中，修昔底德根本不介绍东方国家，如亚述和早期波斯，集中笔墨于早期希腊地区，考察是不均衡的。[114]

最后，相比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更好奇事情发生的原因。

差别直观地体现于如何“看”。修昔底德经常使用，注视、观察、探询、查明之意，表示仔细或彻底地检查（某事物）和研究证据，如I.ⅩⅩⅡ.4中。这个词暗示，修昔底德采取观察者不偏不倚的立场。希罗多德偏爱，观看、瞧、注视，旅行者一般好奇地凝视，仿佛有冲击性现象作用于观察者的意象。修昔底德只用了三次，第一次见V.ⅥI.Ⅳ，克里昂巡视安菲波利；第二次见V.CXⅡ，雅典人批判弥罗斯人透过意愿看待未曾见到的事情，好像它们已经发生了；第三次见葬礼演说，与并用。[115]

如此之“看”，说明修昔底德不仅是政治家，纯粹的政治家眼中只有现实，没有真理。修昔底德还关心政治实践背后的东西，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除敏锐于正在发生的历史坐标性事件，还能直觉到和预言性地表达出其所处现实的时代精神。[116]修昔底德正是如此，他探求事务的内在动因类似于自然哲学家追问本原。

哲思（）起于惊奇（），一个人困惑惊奇之时即承认自己无知。[117]叔本华提醒，当史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的人而是抽象的“人”时，他就超越了现象，在按理念理解对象。历史给出个别特殊里的真，一旦从历史和经验看到或者想要看到内在本质，史家和读者就在理念化地看问题了。[118]因探究和哲思，修昔底德被认为是作为哲学家而非史家来写作。[119]无怪乎柯林武德对他颇多微词：希罗多德刚战胜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修昔底德又抑制了该历史意识，以追求永恒事物取代探索过去的人类行为。[120]修昔底德看待伯罗奔尼撒战争如看待一场抽象的战争。当人开始思考且明白自己思考的是什么时，他已醒悟，自我意识觉醒后，历史才会产生。

傅勒区分了作为史案和作为变革方式的法国大革命[121]，也可如此看待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方面是作为万千史事教案之一的战事，一方面是揭开政治哲学思考的契机。

诸多主题中，笔者认为，“雅典帝国”最能统摄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诚然，“帝国（imperium）”是罗马人的概念，虽然它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涵盖雅典对盟邦的所作所为，但修昔底德意识中并无此概念，更不曾使用它。与之最接近的词是僭主（），取得提洛同盟领袖地位伊始，雅典便处于僭主统治。[122]但是，在没有比“帝国”更恰切的称谓这一前提下，只能暂时用它来形容提洛同盟的政治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