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神秘婚约：“将军之子”
萧红订婚的时间，是萧红身世中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最大疑团。
最早的说法是3岁订婚，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以至于最早的出处几乎被遗忘，应该是张家长辈所言，萧红向人转述。其次，则是14岁读高小的时候订婚。[18]这两种说法都因为萧红二伯父之女张秀珉的最新说法而被推翻，因为她是萧红少年时代的密友，在呼兰读书期间从未听说她订婚的事情，所以具有了权威性。据她说，是萧红18岁的时候由六叔张廷献做媒，与汪恩甲（亦名汪东海）订婚。张廷献与汪恩甲之兄汪恩厚（亦名汪大澄）是阿城第三师范的同学，上学时两个人在一起演戏，过从甚密。毕业以后，汪恩厚在哈尔滨道外教育系统工作，张廷献到北京国民大学读教育系，毕业后回到哈尔滨，先在教育界供职，后任道外税务分局局长，两个人离得不远，续上了同窗之谊。汪恩厚在张廷献家见过萧红，欣赏她沉静有礼的气质，便托张廷献为弟弟提亲。[19]
尽管这三种说法时间相差很大，但是订婚对象却都是一个人——汪恩甲（也有作汪殿甲）。令人疑惑的是他的身世，由于哈尔滨沦陷之后汪恩甲突然失踪，而且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几乎是人间蒸发了，所以带来很大的麻烦。张秀珉的说法明显有漏洞，张廷献出面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同学的弟弟，这就意味着自己要比同学低了一辈，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是不合礼法的，张家是极要脸面的乡绅人家，不可能这样行事，就是同意这门亲事，也要找两个家族以外的人充当介绍人。
14岁订婚的说法，除了萧红直系后人的确认之外，铁峰也做了深入的调查，上文提到的于兴阁自称就是当年的介绍人。但是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订婚对象的姓氏发生了变化，汪恩甲变成了王恩甲，但是此人后来的履历却一如既往。已知汪恩甲家是哈尔滨顾乡屯的富商地主，或者小官吏，而于兴阁充当介绍人的婚约中，男方家长却是颇有权势的呼兰驻军帮统王廷兰。有清一代，黑龙江一直是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到同治元年（1862）才设置最早的民治机构。加上近代边患严重，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东北军人的权势也是不得了的。于兴阁与张、王两家都有交情，又与王廷兰一起在马占山帐下为将，双方家长都有意，王廷兰托他出面做媒合乎情理，但因为当时萧红只有14岁，所以没有正式举行订婚仪式。
但是，这种说法也因为王廷兰个人情况的逐渐清晰而瓦解。王廷兰一直是马占山的心腹爱将，1933年，代表马占山到齐齐哈尔会见国联李顿调查团代表，为日本特务逮捕后坚贞不屈，被装入麻袋从楼上扔下而壮烈殉国。作为抗日英烈，他的家世一目了然。于兴阁出面保媒的是王廷兰的次子，而所有的调查都证明王廷兰只有一子王凤桐，比萧红大三岁，16岁的时候与呼兰北街开皮铺的孟家女结婚，次年生子。父亲殉国之后，他们不堪日本特务的骚扰，逃进关里投奔张学良抗日，后人延续至今。尽管由于订婚主角缺席，这种说法自然瓦解，但是，也还有值得推敲的疑点。首先，于兴阁没有必要编谎，关于萧红的生日，也是出自他之口，他与张廷举20世纪50年代后期还有来往，自称萧红称他三姨父可见关系非同一般，熟悉张家往事。1929年，萧红祖父80大寿，马占山与王廷兰都来赴宴。时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的马占山将军赠送了一块“康疆逢吉”的匾额，并当场提议把张家大院北面的胡同改为长寿胡同。张家择地造屋的时候，那里还很荒凉，没有道路的标志，统称龙王庙路南。龙王庙路是指龙王庙前的一条东西之路，1913年，因为英顺驻防呼兰，公馆设在龙王庙路西头，而改名英顺胡同。[20]这一次，因为张维祯的80岁大寿而再次更名，可见马占山将军对张家的厚爱。张廷举当时只是呼兰县一所小学的校长，和军界不搭界，何来如此大的排场？萧红时年17岁，次年（1929）1月，与汪恩甲正式订婚。寿宴同年，张廷举连续升迁，6月，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9月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而当1931年，萧红第二次出走北平求学，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王家提出退婚，张廷举立即以教子无方而被撤去教育厅秘书的职务，外放到巴彦县教育局任闲职督学，可见，这桩婚姻是带有政治联姻性质的。出于给爱将王廷兰壮声势，马占山将军亲自赴宴便在情理之中。此外，除非他是张家旧交，有一种说法，萧红祖母的哥哥是某地的督军。长期以来，还流传着王、汪两家是亲戚，汪恩甲本姓王的说法。[21]萧红订婚时间的主要难点就是汪恩甲的神秘身世，萧红与他同居就是在马占山将军组织江桥抗战，“打响武装抗战第一枪”之后，汪恩甲的人间蒸发则是在王廷兰殉国前后。
由此联想到萧红升学的阻滞，主要来自其父亲和大伯父。她16岁小学毕业之后，全班绝大多数同学都升学了，只有两三个在家中等待出嫁。张廷举身为五四运动的急先锋，提倡女学而不许自己的女儿升学，这实在匪夷所思。他这样做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教育界的同人会嘲笑他“伪新党”，姜家人会谴责他亏待前房的孩子，而且他不做任何解释。大伯父的理由是女学生太荒唐，看不惯她们搞自由恋爱，祖父的央求与继外祖母的求情，都无法动摇兄弟俩的决心。萧红对于大伯父的质疑，也是以婚恋自由为逻辑[22]，可见尽管她省略了本事，无意中也还透露出心理病灶，14岁订婚一说不能彻底推翻。
萧红正式订婚的这一年祖父去世了，她便决定从此不要家。[23]当年，萧红关于自己的婚事讳莫如深，对朋友也不肯露一点口风，是否也是顾及马占山将军与王廷兰的关系，还有自己家族的利益。她所有自述的文章中，都说自己家人的不是，而从来没有对汪家吐露丝毫不满，最多只是说汪恩甲没有情趣，还是萧军转述的（见小说《烛心》）。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值得查考，萧红当年曾对同窗好友徐淑娟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被家里订给了豪门，能够让她出来读书，也是为了攀这门高亲。[24]徐淑娟关于萧红的叙述基本都是准确的，比如很早死了亲娘、与父亲和继母关系不好、在家里只与祖父和弟弟亲。因为她和萧红是单纯的同学关系，不涉及几个家族之间的利益与心理纠葛，所以没有顾忌。已知汪恩甲的父亲是一个富商地主或小官吏，再有钱也谈不上是豪门，更像是门当户对，只有与王廷兰结姻可以算得上高亲。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转述她的自陈，家里定的亲也是一个将军的儿子。王廷兰时任骑兵团长，临危受命之前，被马占山将军授予少将军衔。[25]
于兴阁的说法最大的疑点，是张家祖训是子弟只许读书经营农商而不得入仕，英豪如萧红大伯父张廷蓂也“视宦途如河海”（见《东昌张氏宗谱书》），张廷举与张廷献尽管违背祖训，两个人学的却都是教育，也只是做教育和税务系统的官。张廷举是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在家里崇尚科学民主的风气，何苦为女儿早早定下一门虚无缥缈的亲事？[26]就是想定亲，以耕读传家的乡绅之家也不可能与军界联姻，传统文化的偏见是“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查《东昌张氏宗谱书》，几乎没有联姻军人的记录，可能有也不愿意显示，而大伯父娶阿城义兴泉孔公女则写进了家谱，可见以之为荣耀。如果萧红祖母的哥哥确实是督军的话，这个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所有亲属关于萧红祖母范氏的叙述，都是精明强干，神神道道，请神赶鬼，无有不信，好走动，而且很神通……萧红父母的婚事就是她一手包办的。以范氏的性格，在家里说一不二，是会干出这种糊涂事的，所以3岁订婚也不是空穴来风。萧红厌恶祖母，可公开的原因是3岁时祖母用针扎了她的手指，但是据张廷举的后人说，只是为了吓唬她。[27]姜氏后人也回忆，姜玉兰严厉管束萧红的原因，是觉得她被祖父惯坏了。[28]有洁癖的范氏当初只是为了阻止她捅窗户纸，拿针等在窗外吓唬她，没想到弄假成真，给她留下最初的创伤记忆。不仅如此，《生死场》中有两个孩子死于3岁，而且都是由于家长的原因结束生命，王婆自述第一个孩子3岁时因自己疏忽而死；北村老婆婆因为独子抗日牺牲了，因生活无着而和3岁的孙女菱花一起吊死。这显然也是将真事隐去的红楼笔法，带有神秘咒语性质的时间数字是沉入无意识的婚约强迫，置换替代在诗性的语词结构中，不可言说的深层婚约宿命，在后设的表层创伤记忆叙述中象征转喻出来。
这也是萧红在叙事中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她在《呼兰河传》中用了整整一章，叙述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应该也有对于自身命运的自喻，特别是听到她被虐待的哭声，就感到无比恐惧，赤身被开水烫的情节，也是她被囚禁在福昌号屯期间，无依无傍身心双重受虐的转喻。1933年她写作并发表了叙述在福昌号屯日常生活的小说，以“出嫁”为题目，是否也有神秘婚约导致精神强迫的恐惧，因为与题目相关的段落占的比重不多，而且是以窥视到的内容剪辑连缀，故事是听来的三言两语，主角新娘却是缺席的，因为害怕老婆婆哭红了眼，怕人笑话而裹在被子里。裹在被子里与扒光了衣服，两项极端对立的叙事，是女孩以身体自卫来掩饰对性的恐惧。
由此出发，扑朔迷离的所有说法应该可以理出头绪。萧红大约是在祖母生前定下的婚约，很可能两家已经吃了订婚席。而且按照风俗定制，张家可能多年来接受王家的财货，像小团圆的婆婆每年给她的娘家送“头绳钱”“腿带钱”等，就是在祖母范氏过世之后，也仍然继续。旧日东北乡间的婚配礼俗，通常实行的基本步骤，首先是托媒人提亲，女方家长同意之后，男方按照定制送女方彩礼，两家在一起吃订婚酒，议定婚期，然后举行婚礼。萧红父母的结合，最初议婚不成是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张家跑毛子躲在乡下时，再次提婚已是在四五年之后，女方家长口头同意了，张廷举的二哥等带了“大布”“小布”等订婚彩礼到姜家，双方议定结婚日期，在当年的秋后举行了婚礼。如果定的是娃娃亲，则更要履行风俗约定的制度。民间把各种婚姻仪式看作天道一样神圣的规约，不要说是豪门，就是普通人家也不可反悔，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东北方言骂不守信用的人，经常的说法还是“你家有一个姑娘也得许两个婆家？”
在这样的情形中，作为过继子的张廷举在养母生前死后，都无法做主，也无法向别人解释，对于一个新式知识者来说，这毕竟是一桩难以启齿的家丑。朋友与家族后人都不明就里，以为是当时的举动。特别是汪恩甲的身世之谜，作为同事朋友的于兴阁或许还略知一二，小于萧红3岁的张秀珉则更无法知道这个家族旧事的谜底。就是知道也要隐瞒，以免对方追究当初的欺骗行为。14岁提亲与18岁的正式订婚，更可能是旧话重提，行伍出身的王家崇尚早婚，王凤桐就是16岁结婚，次年生子。王家请于兴阁给张家过话时未提前因，而张家以年龄太小婉拒，一如萧红外祖父最初答对媒人一样，大户人家的姑娘出嫁早了让人笑话。而张廷献更可能是给汪恩厚提供相看萧红的机会，另有别人担当介绍人的职责，也给两个年轻人提供会面的场所。汪恩甲也是受了新式师范教育的人，当时在道外教会系统的三育小学任教师，如果没有见过萧红，怕也不会贸然接受这桩婚事。萧红所谓家里为了攀这门高亲才同意她到哈尔滨来读书，大概早在两三年之前，双方家长就有秘密协商。而她在自述中忽略了向家庭施行骗术的关键情节，就不仅仅是当修女一类泛泛的说法，大概还有让她到哈尔滨上学就答应初中毕业成婚的承诺。所以，她初中将毕业，提出退婚、到北京读高中的时候，全家人愤怒至极。
据于兴阁的叙述，他与张廷举提及此桩婚姻的时候，张家也有意，只是以年龄为理由，没有答应立即成婚。新式知识者张廷举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年龄是唯一有力的遁词，而基本同意的态度，除了不可违抗的养母约定之外，还与此时萧红的精神状态有关。萧红这一时期有一次伤心欲绝的初恋，并且抑郁生病半年。她发表于1933年的《叶子》，详细地记叙了这个过程。尽管是第三人称，但是环境明显是张家老宅，有东西屋与后花园，人物也和其他家族叙事相吻合，管家也叫王四[29]。女主人公叶子显然是萧红的艺术化身，男主人公莺哥称叶子的父母为舅舅、舅母，应该是姑表兄。小说以叶子对即将放假回来的莺哥的思念开始，叙述了和他在后花园中亲密谈笑的幸福时光，以及莺哥离去后的落寞与抑郁寡欢，父母请医求药不见好转，只是以翻日历等待与他相会的时间。莺哥终于回来了，但靠打柴为生的父亲带来叔叔给他订婚的消息，没有母亲的莺哥睡在没有火盆的房子里，终夜不眠地咳嗽，盼望着叶子来看他，而叶子受到母亲的呵斥，理由是他是定了亲的人，不能走进他病卧的房子，直至他死去，看着他的父亲跟在棺材后面远去。没有过少女情窦初开的初恋悲情，是写不出这样灵动哀怨的文字的。莺哥是靠舅舅的资助读书，假期的时候都是住在舅舅家。萧红有三个姑母，其中一个二姑嫁到呼兰本地韩家，而且迅速败落了。关于姜玉兰的死因，姜家的说法即与之有关。1920年，韩家失了一把火后投奔张家，一心好强治家的姜玉兰困于家事又无法疏解，毒火攻心一病不起身亡。[30]没有母亲而家道败落，莺哥当为她二姑的儿子。在《呼兰河传》中，为祖母奔丧的只有两个姑母，乘坐豪华马车来的二姑母带着一个叫兰哥的儿子，应该和莺哥属于同一个素材原型。当时来了不少男孩子，萧红只是提到兰哥，可见后设的诗性叙事中，也是对早年难以忘怀的朦胧初恋的转述方式。张廷举同意于兴阁的提议，大约也有帮助萧红从贫富悬殊的恋情中解脱出来的用意，而且早些订婚也可以杜绝“莺哥”的“非分之想”。小说只有莺哥订婚的情节，也就遮蔽了叶子抑郁生病与莺哥病亡的真正原因。
18岁正式订婚，张家也有类似的焦虑。萧红在1928年的“反五路”爱国学生运动中表现很活跃，此后，不少男学生找她，特别是已有家室的远房姑表兄陆哲舜与她来往密切，引起双方家长恐慌，害怕惹出绯闻，“有损张家门庭”[31]，急于给她订婚。而汪恩甲公开的父亲病重来日无多，希望早日看到儿子婚姻大事的定局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双方家长紧锣密鼓，以新的介绍方式，把遥远的口头婚约通过正式的订婚仪式公开、固定下来，也有杜绝别人觊觎萧红的意思，还有平息流言的目的。
所以，笔者以为萧红很可能是在3岁的时候，由祖母范氏定的亲，张廷献当时还没有与汪恩厚同学的后缘，所以不犯辈分的礼法。张家人隐瞒萧红的生日，祖母早早给她订婚，就不仅是出于攀高亲的目的，而且还想把这个不祥的孩子早早打发出去，订给鬼神忌惮的军门，成了别人家的人，也就不会妨母亲了。而民间认为鬼神怕恶人，权势炙手可热的军门之子命硬，不用害怕恶鬼投胎的小女子。而且萧红写作的年代，由于日伪当局的残酷迫害，王廷兰殉国以后，王家的家道确实迅速败落，而且和小团圆媳妇的婆家一样不知去向，汪恩甲本人则神秘失踪，如果按照鬼节信仰的文化逻辑，完全可以赖到隐瞒了恶鬼身份的童养媳身上，而且他们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也就属于《呼兰河传》第二章盂兰节风俗中民间所谓的“望门妨”。皆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以至于当汪恩甲在21世纪旧影浮现的时候，汪家后人干脆否认正式订婚的说法，连萧红的未婚妻身份也要抵赖，如果想强行否认婚约的话，也只有1932年法庭判离婚的旧案勉强可以成立，但是时间差是无法抹杀的。而铁峰先生听信张家的一面之词，坚持说汪恩甲玩弄萧红，则说明张廷举其实知道汪恩甲后来成家、赴欧洲留学、回国赋闲，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哈尔滨市文职人员考试，最终在1949年死于狱中的下场。可见政治场域、历史情境、家族关系与文化禁忌的多重话语彼此缠绕纠结，使萧红的身世遮蔽在层层的话语迷雾中，旧案未结又出新案。[32]14岁的重提与搁置、18岁的正式订婚，都是这桩娃娃亲变相通融的方式。这也符合张廷举维新家风的处事办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折中，而作为当事人萧红的意愿与感觉则是不被尊重的。家族的仇恨与亲属的恩怨，实在比党派政治的争斗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