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日禁忌：端午节的咒语

关于萧红的生日，最早的说法是1911年6月1日。这一天是农历的端午节，东北乡间称之为五月节，因为民间有祭日出生的孩子不祥的说法，所以家里把她的生日向后推了一天。[4]有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萧红一出生就受到旧文化的歧视，连真正的生日也不能公开。

这一说法，最早被铁峰先生所推翻。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结识萧红父亲张廷举的老友、萧红称之为三姨父的于兴阁，确证是端午节后一天，在自己的《萧红传》中采纳了这一说法，又在《萧红生平事迹考》中进一步强调之。而且，于兴阁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张廷举到哈尔滨，两个人喝酒的时候，于兴阁亲耳听张说的。这一说法，又得到了萧红少年密友、二伯父之女张秀珉的旁证，似乎已经铁证如山。张秀珉比萧红小三岁，曾经在呼兰张廷举家吃住三年，与萧红朝夕相处、一起上学，直到萧红离家到哈尔滨上学为止。据她隐约记得萧红是在端午节后过生日，具体哪天则不甚清楚。[5]这一说法，也引发了呼兰学人的质疑，根据他们对一些当地老人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呼兰民间没有祭日出生的孩子不祥的风俗信仰。

但是，萧红在《呼兰河传》第二章，以风俗画的方式展现了民间的信仰，其中，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放河灯是精神壮举之一。萧红特意写道：

七月十五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脱生，缠绵在地狱里便是非常苦的，想脱生，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每个鬼托着一个河灯，就可以脱生。……所以放河灯这件事是件善举。……

但是这其间也有一个矛盾，就是七月十五这夜生的孩子，怕是都不大好，多半都是野鬼托着个莲花灯投生而来的。这个孩子长大了将不被父母所喜欢，长到结婚的年龄，男女两家必要先对过生日时辰，才能够结亲。若是女家生在七月十五，这女子就很难出嫁，必须改了生日，欺骗男家。若是男家七月十五的生日，也不大好，不过若是财产丰富的，也就没有多大关系……但在女子这方面可就万万不可：若是有钱寡妇的独养女，又当别论，因为娶了这姑娘可以有一份财产在那里晃来晃去，就是娶了而带不过财产来，先说那份妆奁也是不少的。假说女子就是一个恶鬼的化身，但那也不要紧。“平常的人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6]

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也是佛道两教祭祀鬼神的节日，和清明、端午、十月十五下元节并称四大鬼节。其中，清明和十月十五是家祭，一个是扫墓、供奉食物以飨祖先与亡灵；另一个只烧纸，或者是烧纸质的衣物，有些地区则用纸包着烧，名曰烧包子，都体现送寒衣的象征意义。而端午和七月十五中元节（盂兰盆会）则是公祭，前者是祭奠公众人物，后者是纪念那些无家可归、无人奉飨的孤魂野鬼，故有放河灯的仪式。端午祭奠的对象有说是屈原、有说伍子胥，还有说曹娥，只有在江南的广大地区，有祭祀百越人图腾——龙的传说。总之，几种说法都和水有关系，所以有赛龙舟的习俗。此外，中国文化理念崇尚阴阳平衡，端午节是五月初五，五是阳数，因为是重五，两个阳数叠加有极阳之意，所以被纳入恶月恶日。从先秦开始就有恶月恶日辟邪避毒的说法，甚至有这一天出生的孩子不祥，男要杀父、女要杀母的传说。虽然，不是普遍的鬼节，但也是著名的祭日，由此而形成意义相关的风俗。就其祭日而言，和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的意义是有交集的。既然呼兰民间有鬼节出生的孩子不吉利的信仰，同是祭日的端午节出生的孩子有类似的文化禁忌，也就顺理成章了。张家把萧红的生日推后一天，也就在情理之中。张廷举对朋友言之凿凿的确认，已经是在萧红不幸早逝十六七年之后，而且萧红9岁时丧母，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次年萧红就进了呼兰县立小学新设立的女生部，也都“应验”着命运不济与不祥的古老谶语，使他更忌讳道破天机。尽管她是一个无神论的新式知识分子，但要顾及整个家族与社会关系的舆论，自然也不愿犯众怒。

呼兰学人的调查是在20世纪80年代，距萧红叙事的年代有四十余年，距离小说本事发生的年代至少有六七十年，因为萧红讲述的是学前的童年见闻，那时五四运动还没有爆发。在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发生了政权的频繁更迭、战争导致的文化溃败、官方意识形态的激烈沿革，特别是1949年开始的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各种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更是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他们调查的对象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也很少有亲历，并且很难保留早年的记忆。就是在呼兰学人的著述中，也还保留了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的“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以及“三六九，往南走”[7]等不详的时间禁忌的命运谶语。姜家人关于族亲在张家的命运也有类似的说法，姜玉兰嫁到张家十一年病逝，萧红离开家十一年病逝，张秀珂是回到故乡十一年病逝。[8]可见，这种数字耦合的神秘宿命的原始信仰，至今也仍然有深广的文化心理的关联域流传在民间。所以，没有统计学基础的调查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萧红自己的叙事对家庭也充满了怨愤，祖母用针扎她的手指[9]，“母亲并不十分爱我”[10]，“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11]。在《家族以外的人》中，她还记叙了母亲对她的打骂。在张氏后人的叙事中，姜玉兰也是极为重男轻女的，一直不让萧红读书上学，只让她在家看孩子做家务。[12]至于继母，则更是她少女时代的克星。除此之外，她自己几乎避讳谈起生日，在自述的文字中没有具体的显示，只说“1911年”出生，“二十岁的时候就逃出了父亲的家”。但是，在虚构的文本中，五月节（端午节）总是与灾难和求生的抗争联系在一起。《生死场》第七节题目就叫“罪恶的五月节”，极端主观的修辞体现着对时间性质的格外强调。在这一节中，萧红主要叙述了两件事情，都与杀子有关。第一件事是王婆服毒，原因是她当红胡子的儿子被官府杀死。第二件事则是生意赔本的成业，暴怒中摔死自己刚出满月的女儿小金枝。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期，一心想当画家，广泛搜集涉猎中外美术的资料，[13]想必看过俄罗斯巡回画展派的代表画家列宾的名画《伊凡杀子》，启发了她取材的向度。这杀子故事设置在五月节特定的时间里，就有了献祭仪式的意味。王婆的儿子是因为没钱过节去抢劫，成业也是因为无钱办节日必需的物品而气急败坏，起因都是没有财力献祭。这两个死去的孩子，便都有了祭品的替代意味，男性是自己献祭，女婴是被父亲献作祭品。端午节又名女儿节，因为是祭奠为寻父投江的曹娥，也可以解释为以女儿为祭品的节日，这和萧红关于家里为攀高亲给自己订婚的自述，有着深层语义的聚合，萧红熟读《红楼梦》，自然掌握将真事隐去的虚构策略。五月节之后，才有金枝到都市去的逃亡求生，连老实本分的二里半在家破人亡之后，跟着李青山投奔人民革命军，也是在次年五月节的第二天。后来的创作中，也出现了粽子这样端午风俗的标志性物质细节，用在孤苦儿童遭日军迫害之前的情节中。[14]作为一个精神强迫式的时间刻度，五月节在她所有的文本中都是一个划分生死的时间符码。萧红在青岛写作《生死场》中的这些段落的时候，刚从伪满残酷统治的哈尔滨逃出不久，到达那里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15]在她的身后，朋友纷纷入狱，此后又有不少为国牺牲。这个日子像是命运的咒语，划分着生与死的界限，一再呈现在她的叙事中，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下，无意识中是否有对自身命运的不祥之感，心理的纠葛转换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中得到释解。1936年，她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有“什么人什么命”的话；1939年在重庆，她对好友张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东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16]可见，作为左翼作家的萧红，是不排斥天命一类传统文化的信仰的。而她对写作怀着“宗教式”的感情[17]，也近于献祭的行为，短暂生命化作的文字便是特殊的祭品。

综上所述，萧红出生于1911年6月1日这个最早说法，论者所谓一生下来就受到传统文化歧视的观点，笔者以为都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