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国年代及王年问题总体性研究的情况
从学界关于战国年代及王年研究的途径来看，主要从如下几个方向开展。
①研究《战国策》的年代序列。代表性的成果，如（清）于鬯《战国策年表》，当代学者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缪文远《战国策考辨》《战国史系年辑证》等，取得了重要成果。
②研究《六国年表》。重要的成果如清代学者汪越《读〈史记〉十表》、王元启《史记月表正伪》、劳格《读书杂识》卷一对《史记·六国年表》的探讨。此外，清代学者邹汉勋曾著有《六国年表》,“起自敬王四十三年甲子，讫始皇灭齐之岁，凡二百五十七年，作《新六国表》以正焉”[15]，惜不传于世。民国时期杜呈祥撰有《史记六国表订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撰，王钟麟译《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都对《六国年表》进行了讨论[16]。近代学者岑仲勉《史记六国表和对近人考订之商榷》一文对《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关周敬王至考王的年代、三晋年表、齐国世系等问题进行考察，认为可确知的六国表一般错误，是在考王末以前周王的年数和威王元以后三晋的年数，比实际错误的提前了一年，出现错误的原因，都是由于十二诸侯表误减敬王在位的那一年所导致，所以考王本应14年却误增为15年[17]。我国台湾学者李伟泰、潘光晟也对《六国年表》进行了探讨。[18]刘俊男的《〈史记·六国年表〉与史料编纂》则是这方面的专著，书中详细罗列了《六国年表》与《史记》相关文本记载的差异，极具参考价值。
③研究《竹书纪年》。结合《竹书纪年》来研究战国年代，是学者探讨战国年代问题的另一种路径，如《晋书·司马彪传》记载：“初，谯周……作《古史考》二十五篇，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亦行于世。”可见晋司马彪依据《纪年》对先秦年代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谯周的《古史考》进行了驳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中则依《竹书纪年》纠正了《史记》梁惠王的年代问题，指出：
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19]
但由于此后《竹书纪年》的散佚，学者依其探讨战国年代问题的著作较为少见。至明清时期，随着古书辑佚的兴起，《竹书纪年》的研究又重新兴起，虽然有崔述等学者否定《竹书纪年》的价值[20]，而更多的学者则研讨《竹书纪年》，并据以探讨战国年代的问题，出现了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梁玉绳《史记志疑》、黄式三《周季编略》、林春溥《竹书纪年补正》和《战国纪年》、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孙之騄《考定竹书》、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和《竹书纪年义证》、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等重要著作（上述著作都已经收入《〈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近代以来，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陈梦家《六国纪年》，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朱希祖《汲冢书考》，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等，均延续这种研究方向，是战国年代及王年问题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④结合睡虎地秦简《编年记》、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及纪年铜器铭文，将考古与文献材料相结合，从而研究战国年代与王年。《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后，学者们多据此来纠正《史记》关于苏秦年代的错误；云梦秦简《编年记》出土后，依据其来探讨战国史的成果也较多，马雍、黄盛璋、高敏、马非百、韩连琪等均有重要论著。[21]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及《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是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来研究战国年代及王年问题的代表性著作。
⑤随着清华简的公布，关于战国年代问题的研究又得以深入进行。学者们开始依据《楚居》来探讨楚国都城迁徙的年代问题。如关于楚迁徙“鄩郢”的年代，李学勤定为楚悼王四年（公元前398年）[22]；也有学者依据《系年》来研究战国年代问题，如李学勤、李锐、吉本道雅等结合清华简《系年》对战国年代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23]
还有一些关于战国年代研究的综合性论著，也值得注意，如近代学者黄少荃所撰《战国史异辞》《五国伐秦考》《鲁年代试考》《韩襄王诸子争位考释》《乐乘乐间入赵考》，颇值得参考[24]。此外，刘坦《史记纪年考》[25]、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白光琦《先秦年代探略》及《先秦年代续探》，晁福林近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陈家宁《〈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一）》也对战国年代及王年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证。
一些学者对战国学术进行编年研究，如裴登峰《战国七十年文学编年》（西北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梁涛、刘宝才《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赵逵夫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叶志衡《战国学术文化编年》，赵逵夫、贾海生《先秦文学编年史》等，这些著作也涉及战国年代及王年问题，可以参考。
在海外相关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是值得重视的一部著作。[26]对《新编史记东周年表》的评论，学界有不同意见，日本学者尾形勇、原宗子对其持支持意见，而吉本道雅、野间文史等则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意见。国内学界似乎对平势隆郎《新编年表》的关注不多，周振鹤曾著文对其进行介绍并指出了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27]，李晓杰在所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中采用了平势隆郎的年表体系；而陈美东等则曾对平势隆郎的年表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28]。
此外，吉本道雅《〈史记〉战国纪年》、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国台湾学者劳干对战国七雄及其诸小国的事迹进行了概述，王仲孚认为战国时期的攻陷都城并非代表亡国，六国灭亡的顺序应先后为韩、魏、楚、燕、赵、齐。[29]我国台湾大学阮芝生撰有《史记十表新编》，惜尚未公开出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