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医疗卫生史的相关先行研究

一 与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的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医疗卫生史的相关研究为医学界的专利，人文社会学者并未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医疗社会史研究在西方欧美国家史学界逐渐兴起。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疾病医疗史的研究论著不断出现，并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始在日韩学术界兴起，而中国的史学界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相关论述，特别是在21世纪之后，台湾、内地陆续开始关注医疗卫生史的研究，特别是台湾学术界，已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

1.欧美国家地区

兴起于西方的医疗卫生史研究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论是从研究内容、理论还是从方法上都是后来学习者的风向标。在欧美除了有众多的综论性著作和教科书以外，更有各种大量具体而深入的专题探究。最早的卫生史专著如1987年出版的程恺礼（Kerrie MacPherson）的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1]，该著作主要从城市用水、公共医疗和医院建设等方面，勾勒了上海租界于1843—1893年间，从荒野沼泽之地演化为近代都市的历程。另外，叶嘉炽（Ka-che Yip）的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1928—1937[2]，则较为细致地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国家建设时期在卫生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3]西方研究中国卫生史的代表性著作当属罗芙云（Ruth Rogaski）的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4]，该书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直至朝鲜战争，聚焦于经历四个不同政权的近代天津，论述了中国以卫生作为一种追求现代化的方式，卫生观念与实践如何变化，卫生如何成为扩张国家权力的关键。作者集中于中文概念“卫生”，将其作为贯穿时空和多样性的线索，并将其置于天津复杂的通商口岸环境之中。“卫生”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其涵义主要是与养生相关，19世纪末日本人将hygiene译为“卫生”，使其涵义发生了变化。该书揭示了随着暴力帝国主义的到来，卫生的意义如何从中国人的宇宙观转变为包含了诸如国家主权、科学实验、身体净化和民族适应性等方面的概念。该书围绕天津的卫生变迁，探讨各自为政的帝国主义势力如何应对，揭示了现代化背后的文化权力关系和“现代性”。作者解释了卫生的现代性不仅改变了一座城市，还塑造了中国人对于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卫生要求的认知。

2.日本和韩国地区

日本的饭岛涉教授是东亚地区较早开展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5]一书，以晚清、民国发生的疫病，特别是鼠疫为契机，探究了中国逐步推进卫生“制度化”的过程，对近代中国引入和实施卫生行政过程的梳理颇为详备清晰。饭岛涉另一著作《中国的传染病史：公众卫生与东亚》[6]，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以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为研究对象，系统、翔实地论述了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历程，介绍了中日卫生事业之间的交流动态，揭秘了“关东”、台湾、伪满等地传染病的防疫与应对。韩国辛圭焕《国家·城市·卫生——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卫生行政和国家医疗》[7]一书，从卫生概念史的梳理入手，从近代出生与死亡管理以及卫生教育、市政府的传染病管制、空间管制和城市环境与环境卫生改革等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的卫生行政改革及其与国家医学的关系，做了颇为全面细致的探讨，揭示了国家卫生行政的有限性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8]

3.港台地区

在台湾医学史研究中，梁其姿教授是一个领军人物，她将医学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在梁其姿、杜正胜教授等人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史学界已经开始关注该领域，并从2002年开始，召集一批较为年轻的学人，开展卫生史研究计划。其主题为“华人社会的卫生史——从传统到现代”，主要是希望通过从观念的变化到相关政策的实践考察，来探讨明清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汉人社会的卫生问题。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9]一书，侧重考察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疾病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著者跳出传统的医史研究范畴，试图发掘医疗史与近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历史，例如探讨女性作为医疗者的角色、明清以来国人对各类疾病与疗法的观念变化和中西医相遇融合后激荡出的社会文化意涵等。《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10]一书，是对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麻风病”的这种令人恐怖、被污名化的疾病所做的细致研究与探讨。该书首先从帝制时代对该病最初描述的典型记录入手，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等问题。作者还将麻风病本身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全球性大背景中来加以考察。19世纪末全球性瘟疫大流行似乎正验证了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慌，他们认为中国移民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健康。因此，控制疫病（如果无法消除的话）就成为贯穿晚清帝国、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该著最后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历史经验和公共卫生的大历史以及西方医学权力体制联系起来，从中探索中国对待疾病的中西视野中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另外，还有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11]、祝平一主编《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12]等。论文有雷祥麟的《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13]等。

4.大陆地区

目前大陆地区史学界关于卫生史的探讨主要是从医疗社会文化史、城市史和中外关系史特别是来华传教士史研究三个角度切入的。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14]一书，就对清代的卫生概念、防疫和检疫等卫生问题做过初步的探讨。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15]一书，为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共邀集了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共同探讨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该书内容涵盖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近代境遇中的“卫生”等方面。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320—1960年）》[16]一书，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杨念群具有强烈“新史学”色彩的专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17]一书，重心并不在探究近代中国具体的医疗卫生问题，而是通过对某些特定专题的探析来揭示疾病、医疗和卫生背后的政治和文化意涵。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18]一书，立足中国医疗卫生问题，重点讲述了权力在身体层面上的现代性布控和运作，在关注外交、主权的同时，特别注意到了普通民众的感受和回应，强调中国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另外，胡成还发表了系列论文，例如《“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等。[19]

除了上述所列举的各国家、地区的代表性成果外，近些年医疗卫生史成为史学界年轻学子所追捧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关于这方面的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更是层出不穷，医疗卫生史的研究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总体而言，疾病史、医疗史研究最早由西方学者开创，以往的研究只是简单关注医学科学技术的发现和运用，现在则更多讨论医疗卫生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关于医生群体、医疗体制、患者感受和经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相关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缠绕和互动等专题。这一领域将出现更多颇具开创性的研究，并对其他领域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经过近百年特别是最近数十年的中外相关学者的努力，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至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成就，在资料积累、呈现历史经验以及引入和实践相关学术理念等方面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不过总体而言，卫生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研究之薄弱毋庸讳言，而内容上有待进展之处也显而易见。目前大多数国内的相关研究者，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学术理念，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海外的一些研究（也包括国内个别研究）虽然对揭示和探析“卫生”的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涵用力甚多，亦对人启益良多，但其或许过于注重对意义的探析，反而影响了对具体历史经验的呈现，也就是说，对近世中国的卫生观念、组织和行为及其近代演变脉络的梳理和呈现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20]

关于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从内容和主题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关于中国近代卫生及卫生制度变迁历程的研究，例如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等；其次，从社会史角度，分析疾病的流行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梁其姿的《麻风》、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曹树基的《鼠疫：战争与和平》等；再次，从文化史角度，分析医疗卫生背后的文化含义、社会认识、权力关系等，例如罗芙云的《卫生的现代性》、杨念群的《再造“病人”》、胡成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等；最后，也有学者从事其他领域与医疗卫生相结合的研究，例如从性别史、身体史、城市史、中外交流史、日常生活史等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傅大为的《亚细亚的新身体——性别、医疗与近代台湾》[21]、彭善民的《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22]等。

从研究趋势来看，研究内容和主题趋于细化、多样化、新颖化，研究理论方法更趋注重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

二 殖民医疗史与伪满医疗卫生史研究现状

就全球性的医疗卫生史研究来看，近些年来，以英国史学者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等为代表的殖民医学研究成为医疗史研究的新风尚。与南亚及非洲等殖民医疗史研究相比，东亚殖民医疗史研究仍显薄弱。2001年见市雅俊、饭岛涉等人合著的《疾病·开发·帝国医疗：亚洲的疾病与医疗的历史学》[23]一书收集日本关于医疗卫生史的相关论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疾病与殖民开发及帝国医疗的关系，其关注领域也不止于亚洲地区。2005年出版的饭岛涉《疟疾与帝国：殖民地医学与东亚的广域秩序》[24]一书，以疟疾为中心探讨了东亚的殖民地医学和帝国医疗，揭示了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殖民地朝鲜以及台湾、“满洲”等地为应对疟疾而展开的医疗卫生事业，对统治秩序、广域的东亚秩序所带来的影响。该书揭示了日本通过医疗卫生对殖民地社会进行渗透的过程，认为具有内在现代性的西方医学对殖民地社会现代化过程具有强制性。李尚仁主编的《帝国与现代医学》[25]一书，企图超越国族主义史学的局限，透过跨帝国的研究视野和新的史学想象，来探讨帝国与现代医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该书关注帝国中心与殖民地边陲在医学和卫生方面的关系，对我们认识和理解19世纪在华的殖民状态以及现代“卫生”背后的复杂社会文化意涵和权力关系颇有助益。在台湾地区，关于日治时期台湾殖民医疗史的集大成者当属范燕秋教授，其代表性著作《疾病、医学与殖民现代性：日治台湾医学史》[26]一书，梳理了日治时期台湾公共卫生的形成，强调殖民医学的现代性。论文方面有范燕秋的《新医学在台湾的实践（1898—1906）：从后藤新平〈国家卫生原理〉谈起》《医学与殖民——以台湾疟疾研究为例》《日治前期台湾公共卫生之形成（1895—1920）：一种制度面的观察》[27]等，以及刘士永的《“清洁”、“卫生”和“保健”——日治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28]等。

就东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者有意避开和“脱殖民地化”相关的领域。在东亚殖民医疗史研究成果中，关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朝鲜，特别是台湾成果较多，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医疗卫生史研究则颇为匮乏。关于近代中国东北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成果多以1910—1911年及1920—1921年的鼠疫为研究对象，关于伪满时期的研究成果则甚为有限。

关于伪满医疗卫生事业相关研究成果极少的主要原因，笔者非常认同沈洁在《“满洲国”社会事业史》[29]中所述理由。其一，资料的不足。与伪满洲国相关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是和医疗卫生直接相关的资料却出乎意料的少，而且散落在中国东北地方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或夹杂在其他史料中，未整理的也非常多，因此各资料之间缺乏系统完整性。其二，关于伪满医疗卫生这个题目，对于中日两国的研究者来说是个微妙的问题。医疗卫生事业本身具有人道性和慈善性等特征，对这些事业的特征和作用进行批判时，需要考虑到政治等各方面原因，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将会是一个超越学术研究自身客观性的难题。

饭岛涉的论著对于“满洲”、伪满洲国的医疗卫生颇为关注。在饭岛涉的《鼠疫和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化”与社会变迁》[30]第二章中，主要论述了1899年营口鼠疫流行，招致日本等外国国家以卫生为理由，施行挨户检查，这个方法已经涉及个人生活领域，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探明了1910—1911年间，以“满洲”肺鼠疫流行为契机，日本、俄国等帝国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介入，分析了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应对情况，弄清楚了围绕医疗卫生问题，外国和清政府之间政治化的竞争情况。该书研究对象主要限定在1910—1911年的肺鼠疫方面，对于伪满洲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则没有触及。另外，见市雅俊、饭岛涉等共同编著的《疾病·开发·帝国医疗：亚洲的疾病与医疗的历史学》[31]一书的第8章第3部分中，饭岛涉将相对于台湾的热带医学而言的中国东北地方的医学、卫生学体系称为“开拓医学”。其论述焦点主要集中在开拓医学，即如何对北方进行驯化的过程。该部分内容对伪满时期医疗卫生事业虽有一些概括性介绍，但尚不够深入，例如对于满洲医科大学等伪满医学教育机构的详细考察，以及伪满政府在教育、研究之外所实施的具体医疗卫生事业则几乎没有触及。在饭岛涉《疟疾与帝国——殖民地医学与东亚广域秩序》[32]一书中，空间轴设定为整个东亚，时间轴从鸦片战争时期疟疾对策的展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止，作者探讨了鸦片战争后台湾殖民地化过程中，疟疾对策的推移和特征、在台湾积蓄的殖民医学在八重山疟疾对策中的导入过程，然后向“关东州”[33]、朝鲜、伪满洲国展开及再编的过程，揭示了战后帝国医疗及医学知识层面的继承和断绝状况。通过以上内容，该著阐明了日本的殖民地医学、帝国医疗作为殖民地统治的工具，通过医疗卫生行政向当地社会进行统治政策渗透的角色。该著认为帝国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和渗透的过程中，所实施的西洋医学，因其自身具有内在近代性特质，因此殖民主义过程中，西洋医学对于统治地域具有强制化近代性的一面。另外，饭岛涉还阐明战后东亚广域秩序的形成，是在继承近代日本的殖民地医学、帝国医疗的基础上而形成某些方面的秩序。该研究成果超越了既有的关于中国台湾、大连以及朝鲜等各地域的疟疾研究，第一次对日本的殖民地医学和帝国医疗的展开进行总括，成功地揭示了其整体脉络。但因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大，各殖民地特别是关于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详细状况难以细致展开。例如该书第三章，着重阐述南满医学堂和满洲医科大学的设立情况，并将其和朝鲜的京城医学专门学校、京城帝国大学医学部、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进行比较，阐明满洲医科大学由南满医学堂升格而成，其专门部有一定数量的当地教员。第四章将近代日本积蓄的向“满洲”、东北亚地域传播的医学卫生体系定义为开拓卫生学、开拓卫生。在此基础上，该著阐明了开拓医学、开拓卫生以“关东州”租借地的医疗卫生形成为基础，向“满洲”导入，伴随着向伪满洲国移民事业的展开，开拓医学、开拓卫生学成为“风土驯化力”问题，在战时体制下，医学、卫生学被卷入战争动员，包含开拓医学、开拓卫生学在内的殖民地医学与军阵医学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从抗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以在台湾的根本性对蚊对策经验为轴心实行了疟疾对策。抗日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恶化，疟疾对策的实行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因奎宁无法得以继续供给，想从根源上消除疟疾也开始变得困难。日军深受疟疾之害，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战争的胜败具有很大的影响。饭岛涉从战时体制这个角度来分析日本开拓学、开拓卫生以及疟疾对策的转换点，对笔者深有启发。但饭岛涉自身将伪满洲国整个时期都放在战时体制的位置，因此没有深入追究其转换的性格特征，所以，无法捕捉伪满洲国整体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微妙变化。

沈洁的《“满洲国”社会事业史》[34]一书，弄清楚了伪满洲国社会事业的形成、变迁及其特征。作者分析了伪满洲国社会事业与日本社会事业的“同时性”和“联动性”、中国本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与殖民政策整体中的伪满洲国社会事业的“独特性”以及和殖民地政策的“关连性”，并通过这三个方面探析伪满洲国社会事业的矛盾和摩擦的内容和过程。沈洁将伪满洲国社会事业行政划分为创立、整备、厚生三个时期，即从伪满洲国建立到1937年为创立期，1937年因侵略战争向中国本土扩大，为了响应战时需要，开始以保护人力资源和经济力量为中心，社会事业行政从主旨到组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为整备期。从1940年开始，日本在中国本土和太平洋战场不断被迫实行战略退却体制，社会事业最初的目的开始被排斥，勤劳奉公、向前线输送人力资源以及物质层面的支援等成为社会事业的中心任务，这一时期被称为厚生时期。笔者认为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后，对医疗人才、医疗物资和医疗行政进行统制强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沈洁一书中与此关联的是对伪满洲国社会事业统制的论述。例如第一章中，沈洁探讨了日本为了强化对“日满社会事业一体化”政策，对伪满社会事业相关的人事体制实行统制的情况。日本人进出于伪满洲国政府内部，担当职务，通过暗中操纵政治，施行所谓“内面指导”，间接支配统治。由此，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的人事交流也变得非常频繁，从而达成“日满社会事业一体化”的目的。第二章中，作者阐明了伪满洲国中央社会事业的创立以及从该社会事业统制机关进入战争体制之后，民间医疗性质的社会事业色彩开始退化，国家全体主义色彩越来越浓。但是，以上内容对于医疗方面的统制未能触及。第五章中，作者将医疗事业作为社会事业的一部分进行处理，详细分析了医疗政策的变质、军事援护等内容。但是，关于医疗行政的统制，着重点主要放在行政方面，对于医疗人才和医疗物资方面的统制则论述和分析得不够透彻。另外，作者虽对卫生政策的变迁和医疗政策的转换进行了论述，但仍留下诸多具体且需要详细论述的空间。然而，笔者非常认同沈洁将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伪满洲国医疗卫生政策转换的分界点。

落合理子的《“满洲”的保健卫生和“药”需要——以昭和10年代〈大新京日报〉为中心》[35]一文，以1935年创刊的伪满洲国中央报纸《大新京日报》的记事为资料基础，描述了新京特别市公署发起的卫生启蒙运动、满洲各地的传染病及风土病的状况、妇女和生活相关的专栏、卖药的广告等，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庶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对保健卫生层面进行了考察，但对“国策”实施的经纬则未触及。

江田いづみ的《满洲医科大学和“开拓卫生”》[36]一文指出，日本向“满洲”进行大量移民入植之际，采取了“开拓卫生”对策，在此基础上，随着向“满洲”移民事业的规模扩大及其重要性的增加，风土研究的对象地域从原来的南“满洲”“关东州”及满铁[37]沿线扩大到全“满洲”，在“开拓卫生”的推移中，满洲医科大学相关人员开始掌握与开拓卫生相关的各研究机构中的指导权，在实质性研究上开始逐步发挥主导作用。作者言及了满洲医科大学所举行的蒙古巡回诊疗、地方病研究以及满洲医科大学与满铁的密切关系，但是，对满洲医科大学的全体面相以及和战争的关系未明确分析。

远藤兴一的《殖民地支配下的满洲社会事业》[38]和《满洲社会事业的实施状况》[39]二文，前者论述了满洲社会事业的成立及城市和农村社会事业状况的差异，在着眼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差异这一点上，和笔者的问题意识是一致的，但是，作者对于医疗卫生层面的相关内容几乎没有涉及。在后者一文中，作者考察了伪满洲国救贫、医疗保护、经济保护、救疗设施的名称、性质和救疗患者数目、地域分布和施疗对象的变化等层面，从而弄清了“满洲”救疗事业的实际状况。但是，作者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关东州”，特别是大连的救疗和施疗活动相关的内容，对于伪满洲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相关的情况则很少涉及。

另有论文涉及满洲医科大学、新京医科大学、东北中医和“满洲”保健卫生等话题。

在欧美，《满洲肺鼠疫的流行》[40]和《满洲鼠疫》[41]等论著主要集中于对1910—1911年以及1920—1921年在“满洲”发生的鼠疫进行研究，就笔者所查知的范围而言，对于伪满洲国成立后相关医疗卫生的研究则相对缺乏。

中国史学界对于1910—1911年东北地区流行的鼠疫研究论文亦较多[42]，但对于伪满洲国的医疗卫生的专门研究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伪满史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医疗卫生方面尚有欠缺。伪满通史和殖民教育方面的专著，虽涉及医疗卫生政策、社会事业团体、社会行政、殖民医学教育等内容，但仅寥寥数笔而已[43]，而在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对整体史实进行缜密分析和系统论述的则尚属缺乏。

总体来说，就伪满医疗卫生而言，现有研究较少对其实施内容和过程、伪满医疗卫生的特点，以及伪满医疗与帝国日本及战争的关系等进行系统梳理，本书希望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首先，目前的伪满史研究多从日本侵略史、傀儡政权史等角度出发，伪满医疗卫生史研究可以丰富伪政权史的研究视野，有助于丰富伪满史研究，深化对伪政权的认识。其次，医疗卫生是殖民统治的有效切入点，通过殖民地医疗卫生的研究，可以有效理解殖民统治与殖民地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殖民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因此，伪满医疗卫生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化殖民统治研究。最后，伪满医疗卫生史研究有助于丰富医疗史研究的地域性，深化医疗史研究。目前东亚殖民医疗史多以台湾为研究对象，而对日本在中国东北、朝鲜及其他地区的医疗活动研究成果较少。如果上述各地域相关研究得以积累、丰满的话，可以通过地域比较研究，考察日本殖民统治的轨迹及特点，进而检视东亚殖民医学形态与西方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