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5]这是笔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一书结尾处写下的一段话，既是自己的心愿，也是笔者对同仁们的寄望。
在其后十余年间，中国边疆研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在开拓与深化的进程中，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研究，也日益为学人关注，时有专论此题的新作问世。较重要者，著作类有：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论文类有：吴楚克《建设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应有的理论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等。
1997年以来，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思考，笔者也未敢松懈，先后刊发的文章有《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光明日报》1999年1月8日，第7版）、《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组织跨学科力量对中国边疆重大问题研究进行联合攻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边疆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构筑中国边疆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关于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等，上述文章记录了笔者对构筑中国边疆学这一大命题进行不断思考的演进思路。
承载着千年传统、百年积累和三十年探索的中国边疆研究，今日面临着新的跨越——构筑中国边疆学，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每一个边疆研究工作者应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随着学术的不断进步，顺应社会现实的要求，作为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仅仅围绕边疆历史研究而展开理论研究的传统格局已经被打破，学术界在深入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边疆的现实问题。在边疆问题研究中，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研究者普遍将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一起，以更加多样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呈现出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的特点，跨学科研究渐成趋势。
（一）向中国边疆学转型的原因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由单一学科层面向多学科层面的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凸显出该学科的独特性。当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不足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就成为必然。这一学术转型建构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具有优良史学传统，特别是20世纪后20余年学术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思路、新方法的不断出新，研究的层面以及研究者的视角将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其次，随着研究的深入，边疆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以往研究中被忽视或研究不够深入的大量理论问题日益成为本学科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些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为研究者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展示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发展潜力。
再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为本学科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要求，尤其是边疆学研究领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研究者必须直面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无论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还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现实问题研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把两者融为一体进行贯通性研究，在历史的长河中探索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重大问题，既是社会科学研究功能的体现，也是本学科不断蓬勃向上的客观要求。
最后，跨学科研究凸显本学科发展潜力。就学科本身的特性而言，在边疆问题研究中，历史学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学科门类，只有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有科学、深入的研究，才可能使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的规律，从而为中国边疆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解决中国边疆的问题，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学科的分野，加之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间互通、交融的趋势大大增强。各相关学科门类从理论到方法的成熟性，以及中国边疆学术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二）当下构筑中国边疆学的主要任务
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三步跨越，即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研究，再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今天，“中国边疆学”已经呼之欲出，其意义在于，首先，它将大大扩展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有益于进一步整合各种学术资源，从而使中国边疆的理性研究步入更加良性的发展轨道；其次，通过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态的研究，深刻揭示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最后，通过对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若干层面的研究，将为构筑当代中国边疆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1.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六点思考
2003年，笔者在纪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时曾对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六点思考要点[6]，简言之：
一是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是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学术基础。
二是更自觉地面对当代中国边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将更有助于深化对构筑中国边疆学紧迫性的认识。
三是中国边疆学的定位与功能，即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功能可以归纳为文化积累功能和咨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说，又可分解为描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
四是中国边疆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的三个有机结合，即从研究对象中国边疆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研究类型的分类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由此决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具有理论性、综合性、现实性、实践性的特点。
五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内容分类，可包括两大领域，暂以“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来区分。前者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军事、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缘政治、边界变迁、边疆考古、边疆重大事件与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而后者则是基础研究各方面研究内容的时限延伸，是对当代中国边疆发展和稳定全局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上述所列仅是其中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筑的完成和完善，其内涵将更加深入和系统。
六是全面深化中国边疆研究是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原动力，同时大力推动边疆教育事业，使全社会对中国边疆的关注与重视成为现实，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实践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上六端，可能挂一漏万，但确是笔者在构思中国边疆学如何构筑中做什么、怎么做的思考，将此作为一个讨论问题的“靶子”，也许有助于推动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步伐。
2.构筑中国边疆学的两大要务
构筑中国边疆学，我辈学人需要做很多事，即古语所谓：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急办之事，以愚见以下两项可谓要务：
（1）边疆理论综合研究应成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或可称为切入点
边疆理论可研究的命题十分广泛，据目前的认知水平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类：一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和规律，中国古代疆域观、治边观的演变，“大一统”政治理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羁縻政策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古代宗藩观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古代宗藩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宗藩关系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历代宗藩关系特点，近代宗藩观的变迁与宗藩关系的解体，朝贡—册封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等等。二是中外疆域边界理论的比较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东西方疆域观念的异同，西方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认知，近代西方边界理论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冲击，百年来中外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评议，等等。为了更好地推动边疆理论研究的深化，笔者认为应紧扣中国边疆治理这个命题。研究中掌握古今贯通、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结合与运用的原则，开展当代边疆治理中的发展与稳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边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协调、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边疆地区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地缘政治与边疆地区的涉外关系、边防与边境管理、边疆治理与边吏素质等命题的研究。
为了使边疆理论研究顺利、有序、扎实地展开，在研究中如下三点应予以特别关注：
其一，面对现实和求真求善。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就是现实的昨天，未来则是现实的明天。边疆研究的对象中国边疆，其本身即具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因此，研究边疆理论必须依托历史、面对现实和着眼未来，这既是中国边疆的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需要。边疆理论研究不仅要探求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还应从理论高度了解中国边疆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思路与办法。要完成上述任务，更应坚持求真求善的优良学风。1993年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研究，有着求真求善的优良传统。从汉代杰出史学家司马迁起，求真求善即成为每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司马迁的求真，即要使其史书成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而求善则是希望通过修史而成一家之言，即通过再现历史的精神来展现自己的精神。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求真求善才能得到经世的理论体系，致用则是要使理论研究达到实用的目的。”[7]上述这段话当时主要是指边疆史地研究，对边疆理论研究也应该是适用的。
其二，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中国边疆研究要有大视野，也就是说要有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所谓中国视野：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众多少数民族主要栖息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关键点、连接平台；从现实角度看，中国边疆既是当代中国的国防前线，也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中国边疆，包括边疆理论，不能就边疆论边疆，一定要有中国视野，也就是说，研究时要心有中国全局。
所谓世界视野：中国边疆的地理和人文的特殊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把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放到世界的背景中观察评议和研究，既要纵向分析，也要横向比较。以清代边疆政策研究而言，只有具备了世界视野，才能认识到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清代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视为“内边”。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17世纪以来，荷兰侵占我国台湾，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流域。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入侵，可称为“外边”之患。应该说，明代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内边防务依然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日益凸显。可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8]。
其三，“两个分开”[9]与求同存异。中国疆域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对此，边疆理论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视，并探索解决之途。这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研究层面原因。由于历史情况复杂，史籍记载多有歧义，引起研究者们探求的兴趣，此类难点、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深化研究进而逐步解决。二是政治层面原因。这一层面原因又可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两类。所谓正常的，是指不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建立本国的历史体系，强调自己国家历史的悠远、维护独立传统之辉煌。对此，即便有悖历史的真实也可以求同存异，以宽容之态度待之。所谓不正常的，是指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个人出于狭隘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并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制造事端。对此，我们则应讲明历史真相，有理、有利、有节，据理力争，决不姑息迁就。
上述原因是相互交织又互相影响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10]。
（2）应在推动边疆教育上多下功夫
推动边疆教育，这里的教育是指广义的教育，即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层面。关于学校教育，我们应借鉴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建设的有益经验，创造条件在高等学校和有条件的研究机构设立边疆系或开设边疆学专门课程，培养受过专门训练的中国边疆学的硕士和博士，以应边疆研究深化、中国边疆学构筑的需要。
在社会教育方面，应加大宣传边疆和普及边疆知识的力度，让国人更多地关心边疆、认识边疆、了解边疆，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在这方面边疆研究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
总之，构筑中国边疆学从启动到完成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进程。在此进程中除需要学人们深化研究外，从学科建设的操作层面上说，还要持续跨上如下两个台阶：第一步是，将边疆史地列入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的专门史，作为二级学科，这一工作需要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相关部门的协助才能完成。第二步是，完成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筑，使中国边疆学成为一级学科，并列入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之林，这一步的实施不仅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还要得到国家的承认。
Abou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Ma Dazheng
（Center of Research in Chinese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100005）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involves a lot of problems，which are expounded in three major aspects.As regard the strategic status of Chinese borderland and task of borderland research，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judges borderland as the platform for the connection of two major historical heritag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ty，borderland as the fore front of national defence.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undertake two major research tasks：to make clear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borderland development；its position and reason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and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in borderland；formation of border line and its change；to make clear through researc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unified multiple-national country under one system with diversity；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in development course can be summed up from deposit for ages，exploration for a century and three-decade practice；transformation made from research in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to borderland studies to intensify theoretic research and promote borderland education.
Keywords：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Strategic Status；Task；Climax；Construction
[1] 原文刊发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感谢马大正先生同意将该稿件再发于《华西边疆评论》。
[2]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马大正文集》、《中国边疆经略史》（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疆学科的演进历程》（合著）、《新疆史鉴》（合著）等。
[3]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
[4] 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第二次研究高潮的论述，可参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9页。
[5]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6] 参见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7]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载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8] 参见马大正《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清史论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两个分开”是指在研究中应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
[10] 参见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