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聚焦清廷、聚焦明治日本
在学术研究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一门研究都需要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做较为严格的限定。从对象上来看，首先，本书以清廷的制宪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民间立宪团体发起的立宪运动（尤其是国会请愿运动）、革命派的活动与清廷制宪虽不无关系，但本书将这些活动作为与中央政权相对抗的社会压力因素或清廷制宪的背景性因素加以讨论。其次，清廷制宪深受日本影响，《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和明治宪政的实施对清廷的影响，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从时间上来看，清廷制宪活动主要发生于1906年至1911年，本书也以这一时期作为主要研究时段。然而，19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对宪法概念和文本渐有了解。在叙述清廷对宪法的认识过程时，本书将时段上溯到19世纪中叶，下限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前。
就研究视角而言，本书从清廷内部出发，分析其制宪的全过程，客观地对其利弊得失做出评价，这与以往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视角，即从外部批评、审视清廷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清廷制宪是世界制宪大潮的一部分，尤其与日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停留在本国史的范围内研究，不无局限性。因此，本书也尝试将清廷制宪置于中日关系史和世界制宪大潮之中，以全球制宪的视角加以研究。
本书总体上以时间为经，纵向梳理清廷制宪过程，而以清廷制宪的重大事件为纬，探讨这些重大事件与日本的关系，大致围绕三个线索展开：一是详细梳理清廷制宪的过程；二是清廷制宪过程与日本的关系，即受到日本的影响，或日本在清廷制宪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三是清廷制宪与明治制宪的比较；第一个和第二个线索侧重于叙述，第三个线索侧重于分析和评论。另外，在具体撰写过程中，笔者也尽力关照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一些需要解明的问题和存在学术争论的问题，尽量进行细致探讨。
就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而言：第一，探讨宪法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对宪法的早期认识。第二，探讨清廷制定、颁布的三个宪法性文件以及之前两次出洋对宪法的考察，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或矛盾。第三，注重文本研究（比较）的同时，关注各个文本产生的过程。第四，探讨明治制宪过程对清廷制宪过程的影响，并进行中日制宪综合比较。第五，探讨清廷制宪过程受到明治政府及其相关人员（宪法学家）的影响。第六，探讨与清廷制宪相关的宪法方案。
最终，本书期待对清廷制宪全过程进行综合性研究，对清廷制宪与明治日本的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以此推进制宪史争论问题的研究，并提出新观点。关于推进清末制宪史的争论问题，第一，通过对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宪法方案《大清帝国宪法法典》研究，对学界猜测其为官方起草的观点提出商榷，基本确定其由学者于光绪帝去世后至宣统元年期间呈递给宪政编查馆，是近代中国人草拟的完整的早期宪法方案。第二，否定某些学者提出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资政院具有实际制宪权的观点，认定资政院于武昌起义之后获得制宪权，其获得并非源于清廷的“授权”，而来自资政院议员的争取和社会舆论压力。第三，《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与《政纲十二条》虽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地体现了资政院的独立制宪意志。
本书提出的新观点为：第一，清廷制宪缺乏整体规划，失误频频，如《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是清廷制宪过程中缺乏全盘规划的体现，是被逼无奈的产物。第二，清廷制宪的理念和某些环节与明治制宪非常类似，但对整个制宪过程进行中日比较，二者也存在较大差异。第三，清廷制宪过程虽具有明显的仿日倾向，但对日本的模仿流于表面化。第四，清廷制宪受挫是导致清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
当然，笔者提出的观点，离不开对传统史料的再解读和新史料的挖掘。就后者而言，本研究发掘出几份中日学界鲜有使用的史料：第一，发现第一历史档案馆宪政编查馆全宗中编目为“呈为酌拟大清帝国宪法法典呈递摄政王以期采纳事”的呈文。呈文与该馆资政院卷宗中编目为“清政府拟订宪法草稿”的宪法方案应该有直接关联性。第二，发现第一历史档案馆宪政编查馆全宗中度支部员外郎李景铭译日本学者北鬼三郎的《大清宪法案》全文和部分条文的法理说明。第三，在日本发掘土肥羊次郎编辑的《清国立宪问题》。该书辑录了1908年之前日本政治家和法学大家观察清廷立宪的言论，如有贺长雄、寺尾享、中村进午、大隈重信、青柳笃恒、板垣退助、浮田和民、犬养毅以及林田龟太郎等人；还包括1907年考察日本宪政大臣达寿关于清廷立宪的言论。该书是了解明治晚期日本人观察清廷立宪的一份难得史料。第四，在日本发掘出日本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清水澄的《中国立宪制度》一文。该文发表于1908年1月，内容为清水澄对中国制定宪法的建议。第五，本研究使用了大量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如1905年和1908年进呈的宪法清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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