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宫崎智雄[1]先生与本书

久保田文次

宫崎家保存的宫崎滔天收到的信函中，数量最多的发信人是何天炯，达百余件。也就是说，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亲戚、友人、同志当中，何天炯是与宫崎滔天通信最为频繁之人。宫崎滔天是一位为支援中国革命奉献一生的人，日语熟练的何天炯代表中国革命派及孙文，与日本及日本人进行交涉，所以他们二人的通信，不言而喻对于中国革命史研究、孙文研究、宫崎滔天研究、日中关系史研究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利用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进行研究的成果有杨天石、狭间直树[2]合作撰写的《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本书主编李长莉教授的先生何星亮是何天炯家族后人，何家保存大量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的复印件，因此机缘，李教授决意对何天炯展开正式研究。我于201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担任李长莉教授关于何天炯研究发表论文的分组会主持人，由此与李教授结识。后来2012年宫崎黄石先生有一次向我询问：“我收到了一封何天炯后代请求协助何天炯研究的来信，请问您知道有研究何天炯的专家吗？”我回答说：“除了杨天石先生和狭间直树先生之外，我只知道有一位去年刚认识的名叫李长莉的人。”黄石先生说：“这封信的发信人中，除了几位姓何的人之外，确实有一位姓李的。”由此我才知道，何天炯研究者李长莉教授与何家有亲缘关系，故也是发信人之一。我多年来由于协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整理宫崎家资料的机缘，得以经常出入宫崎家，我手里关于萱野长知[3]的资料中也有几封何天炯的信函。因此，我很乐于协助宫崎家与李教授之间进行联络，协助李教授对何天炯的研究工作。

实际上，关于何天炯后人家中存有何天炯致滔天信函复印件的来历，我开始并不太明了，也曾就此事询问过狭间直树和桑兵[4]教授。在调査过程中，我收到了李长莉教授复印的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兴宁文史》第十辑“何天炯先生纪念专辑”（1988年6月），由此得知宫崎智雄先生曾与兴宁县石马区政府、何雷先生（何天炯之孙）有过信件往来。我深深感念智雄先生不仅致力于宫崎家资料的保存、保管、整理，而且还非常热心地与何天炯家乡及其后人通信联络。

智雄先生是宫崎家的继承人，曾任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教授。他的专业虽然是金属工学，但那个时代上了年纪的知识人，都有一些古汉语基础，所以他对中文写的文章能看懂大致内容。下面试举一个有关黄兴幼子黄乃（幼名一寰）的例子。黄乃访问宫崎家之时，智雄先生准备给他看的资料中有黄兴逝世时其遗属发来的讣告，发现发信人中没有一寰的名字。智雄先生便问我：“是不是不拿给他看为好？”我解释说：“黄乃是遗腹子，当时还没有出生”，这才决定拿给他看。黄乃在延安的一次坠马事故中失明，所以即使给他看，他也无法辨认。但是当把讣告递给他后，他把这件遗物放在手上抚摸，听了对这件遗物具体形状和内容的说明以后，他好像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及一种特别的感怀。还有另一个例子，智雄先生还发现了宫崎龙介（宫崎滔天长子）在1924年底用带点日式风格的中文写给孙文的信，当时孙文在赴京途中肝病发作，龙介担心他的病情，反对做手术，建议他转来日本到别府或热海的温泉作疗养。智雄先生特意把这封信介绍给久保田博子[5]，并亲自拍了照片给她。久保田博子在《宋庆龄：人间爱就是正义》（第108—109页）一书中对此作了介绍。这封信还在2014年1月31日至3月31日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办的“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展览会上作了展示。龙介的这一劝告尽管从医学角度看存在问题，但也足见龙介对孙文视如己身的深切担忧之情及其直率表露，是反映龙介与孙文之间人性至情交流的好资料。无论是黄兴遗属发来的讣告，还是宫崎龙介这封信件，都是因为智雄先生有一定的中文素养才发现其内容并作了上述处理。所以智雄先生知道何天炯来信中有批评孙文的词句，并表示：“如果让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史料，大概会不太高兴。”

智雄先生得到曾在宫崎家设置的留学生宿舍中住过的何子岚的帮助，对家中所藏资料进行了查检和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在滔天收到的信件中，即使包括日本人在内，也以何天炯的来信数量最多，其中有多封发自广东省兴宁县石马，智雄先生推测这里应当是他的家乡，于是便给兴宁县石马区政府写信联系。据《兴宁文史》刊载的这些信件，智雄先生于1985年8月14日写信给石马区政府，自我介绍是宫崎滔天的后人，信中写道：“何天炯来信很多，仅保存下来的就超过一百封”，因此判断“他们之间当时的友谊非常亲密”。所以他“很希望能找到何天炯的后人”，请求区政府给予协助。此信的末尾留下的通信地址是自己家里的“滔天关系日中资料保存会”。

石马区政府于10月30日回信，报告了何天炯的身世生平、天炯之子承天与宫崎龙介的友谊及天炯后人的情况。何天炯之孙、时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的何雷也给智雄先生写了信。智雄先生在给何雷的回信中写道：自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资料正在整理中，“何天炯先生的书信也在整理之中。整理完毕后，我们将公开发表。应您的要求我准备复印一份寄上”。[6]由这些通信可清楚地了解到，智雄先生设立“滔天关系日中资料保存会”，致力于系统地整理、保存这些历史资料，最先与来信最多的何天炯的家乡及后代取得联系，并希望向其后代公开资料并提供复印件。

立意编辑出版本书的李长莉教授的夫君何星亮先生是何天炯家族后人，1996年夫妇俩曾一起访问宫崎家，与智雄先生和蕗苳夫人畅谈。智雄先生去世后，李长莉教授也数次访问宫崎家，并得到主持家事的智雄夫妇之子宫崎黄石先生慷慨允诺使用这些资料，遂着手准备编辑出版此书。在此过程中于2014年在上海举办的展览会，也得到何、李夫妇以及在上海的何天炯孙女何霈女士的协助。

宫崎智雄先生称宫崎滔天与何天炯关系非常亲密，但智雄先生、蕗苳夫人与何天炯后代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才是使本书出版成为可能的关键。黄石先生及博子夫人也继承了智雄先生的遗志，对李教授的工作给予支持。宫崎滔天与何天炯是亲密同志，由双方的后代共同协力出版本书，正符合继承孙文、何天炯与宫崎滔天交往这一理想的事业。

我与李长莉教授结识而开始对何天炯持有特别的关注，始自2011年，所以时间尚短。然而现在我对何天炯的史料却生出一种仿佛接触已久、十分熟悉的错觉。这是由于协助李教授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及感到做了充实研究的心情使然。数年来的学习成果体现为这本书，对于我而言感到无上喜悦。

2017年1月于东京自宅

[1].宫崎智雄（1923—2003），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教授。夫人宫崎蕗苳，为宫崎滔天长子宫崎龙介之女。宫崎智雄退休后在家中设立“滔天关系日中资料保存会”，与夫人共同致力于保存、整理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资料。

[2].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二位皆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深专家。

[3].萱野长知（1873—1947），字凤梨，日本高知县出身。1892年后多次来华，后与孙中山结识。1897年与宫崎滔天结交，保持终生友谊。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1906年与宫崎滔天等共同创刊《革命评论》，声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1907年为潮州起义运送武器，被孙中山任为“东军顾问”。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武汉援助黄兴。1913年孙中山等流亡日本期间萱野参与其活动。与孙中山革命党人长期交往，与何天炯交谊深厚，关系仅次于宫崎滔天。后著有《中华民国革命秘笈》（日本东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40年版），记述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提供许多亲身见闻及亲手保存的历史资料。

[4].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

[5].久保田博子，久保田文次教授之夫人，长期研究孙中山、宋庆龄与日本，曾任“宋庆龄日本基金会”事务局长等职，著有《宋庆龄：人间爱就是正义》（日文：『宋慶齢：人間愛こそ正義』，日本东京：汲古書院2016年版）等论著。

[6].这些通信内容参看本书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