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朱德发现象”
（代序）
魏建
朱德发先生独特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应该当作“朱德发现象”加以研究的。这一“现象”包含一系列反常的内容：1.五十岁后脱颖而出；2.六十岁前后创造力越发旺盛；3.七十岁前后精力和思维“逆生长”；4.八十岁依然站在学术前沿。类似的反常现象曾经体现在为数不多的一些优秀的中国学界老人身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朱德发先生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之一。研究这一现象，既能破解这些反常的疑难，又具有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意义，还具有人才学和老年学研究的价值。
五十多岁老讲师脱颖而出
朱德发先生上大学晚，学术起步更晚。他是“1960年被保送到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习深造。1964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1]。他先是担任小学教师，后到县教育局工作，二十六岁才以调干生的身份保送上大学。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岁了，学术起步比他的同龄人平均晚了六年。[2]他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3]中文系以后，并没有立即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而是被下派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浩劫”中他和其他学人一样，不可能搞真正的科学研究。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朱德发先生在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学术论文是在1974年。这一年他四十岁。也是在这一年，朱德发先生参加了全国十二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编写。他说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生涯就应从1974年算起”[4]。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朱德发先生每年只有一篇论文正式发表。此后到他五十岁之前，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平均不到两篇。[5]1984年他五十岁的时候还仅仅具有讲师职称。这时候他的同龄人有的都是教授了，大多数是副教授。
然而，到了“知天命”之年，朱德发先生以其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迅速“走红”。表面来看，朱德发先生的“走红”是当时很多人还没有学术专著的时候，他连续推出了多部学术专著：《五四文学初探》《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中国抗战文艺史》（田仲济原著、朱德发代为改写）、《中国五四文学史》等；或许，还有人认为他的“走红”是在发表论文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当时学术期刊很少），他每年都有论文在国家级学术期刊发表；其实，朱德发先生“走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当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挑战性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引领性。他在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成果就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的质疑和矫正。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同行已有的评说主要强调这一观点本身具有怎样的学术突破。我想补充的是，这时期朱德发先生所有这些突破性的学术观点论证得相当扎实。他不仅占有了丰富的五四文学文献和相关史料，还把这些文献和史料放到五四文学革命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上，把它们与当时的舆论阵地、代表人物、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等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辨析。针对前人主要以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为论据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他的研究不是仅注意李大钊当时那几篇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词句的文章，而是多方面地研究了他当时的哲学、政治和文艺思想。对那几篇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词句的文章，也不是只研究文章本身，而是考察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发表后的影响；对于那些词句，也不是只看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它们在当时的具体含义。经过如此全面深入的钻研，作者发现：当时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常把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相提并论，一同宣传；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精神的理解，也是以“人道”“自由”等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的。总之，在当时李大钊的思想中，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一发现，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权威观点”的基础，又为自己的观点增强了论据。再如，他的《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一文显示了他的考证功夫。为了辨析胡适等人当时所使用的“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的含义，他在胡适当时的一些著述和信件中找到十几条根据证明：胡适等人使用的“‘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两个概念，是当时的同义语，并没有质的区别，不但胡适用它们来表述自己的同一文学观，而且其他的文学革命倡导者亦这样用过”[6]。因而在对胡适白话文学主张的评价上，朱德发先生不仅有强有力的论据阐发自己的观点，还廓清了过去对胡适一些具体问题的混乱认识，否定了他人的一些错误根据，为人们今后科学地评价胡适排除了一些障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朱德发先生五十岁以后，他的学术成就逐渐获得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那些年他每年都像是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伴随着喜事连连：1985年受聘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1987年他的《中国五四文学史》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88年被评为山东省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五十岁以后，朱德发先生终于脱颖而出，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越来越高。
“朱德发现象”首先是“拨乱反正”时代特有的人才现象。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岁月过后，许多被压抑的杰出人才“不拘一格”重新降临到中华大地上。“真理标准讨论”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人才解放运动。因此，包括朱德发先生在内的一代英才脱颖而出，正是时势造英雄的写照。不过，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只看到“英雄”被“时势”造就的一面，却忽视了为什么同样的“时势”只造就了极少数的“英雄”呢？若是能认识到“英雄”脱颖而出的主观能动性，“英雄”就不再是被人嫉妒的“幸运儿”，而是被人敬仰的“弄潮儿”。从朱德发先生的成功之路来看，他的新锐思想和新锐成果既有应“时”运而生的被动塑造关系，又有借时“势”而上的主动拼搏关系。当时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和前沿成果，使他的学术思维被激活、学术激情被唤醒，尤其孕育了他积极挑战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勇气，并且深刻地铸造了他此后几十年的学术之路。他本人及其研究成果也正是因为积极投入历史转型和思想破冰的时代大潮，并且推动了这一时代潮流，才成为一个跃上潮头的“弄潮儿”。其中秘密就是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自觉性”[7]。
六十岁前后创造力越发旺盛
六十岁，是中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绝大多数人退休的年龄。一般人到了这个岁数，身体的各个器官迅速老化，难以适应正常的工作。然而，朱德发先生显然是很不“一般”。他步入老年不仅没有任何衰老的表现，反而是精力更加充沛，尤其是学术生命力越发旺盛。在他六十岁前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同代学人“收官”的年岁，朱德发先生的学术创造能量大大超过他成名的十年以前。这期间他出版的主要著作先后有：《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中国山水诗论稿》《五四文学新论》《中国新文学六十年》《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等。他还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史哲》等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这时期朱德发先生的学术创造力更加旺盛，不仅表现在他的学术成果更多，还表现在这些成果的学术层次更高，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修养、学术视野和创造能力都大大超过了他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突破更多地来自他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六十岁以后他的学术突破则是靠更多的西方理论学说、更为高远的学术眼光和更具有学理性的学术建构。具体来说，这时期他撰写和主编了六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著作，有文体史，还有“断代史、专题史、流派史、通史，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三种形态文学史的联系，打通了古代中国文学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联系……”[8]然而，我以为这时期朱德发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探索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
《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是朱德发先生非常得意的著作。这部书一反此前这类著作侧重历史进程的叙述，而转向侧重对各类文学流派做形而上的理性归纳。具体来说，全书分为“形态论”“思潮论”“规律论”三大部分。书中对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进行了一系列“历史的”更是“逻辑的”理论概括，这就不仅仅是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本身，同时也是为今后的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框架。值得一提的是，朱德发先生后来二十多年营造的学术工程主要就是在这个逻辑框架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再举一例，他主编的《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不仅开拓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史类型，而且发掘出几乎所有民国时期的作家都有的一个共同行为特征——他们都在“走”。民国时期的作家大多是从家乡农村“走”进文化中心城市，其中有很多又从中国“走”向世界，再从域外“走”回到祖国。这期间战争频繁，无情的烽火逼撵着作家们或远避战祸而落荒，或投笔从戎而出征，或为谋生求职而四处流浪。这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固守一地，潜心创作。尽管在奔波中他们难得动笔，但他们动了心、动了情，以全部生命体验着中国人生存的复杂内涵。于是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看到了那么多八方求知的身影和四海飘零的孤旅，听到那么多浪迹天涯的吟唱和流亡者的歌哭。所以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又是一部“走”出来的历史。这部《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建构出了一门学科的容量、价值和逻辑体系。它结束了以往对这一课题的局部研究阶段而上升到整体研究阶段，结束了以往那种现象评论而上升为一种历史科学的研究。
六十岁以后的朱德发先生成了大忙人。一是忙于社会工作；二是忙于人才培养；三是忙于学科建设。“忙于社会工作”是指他这时期已经成为学界的领军人物和社会名流。他当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后来当选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茅盾研究会会长、山师中文系副系主任兼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省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担任系、学校、省各级职称评委，省级多种科研奖和多种项目的评委。“忙于人才培养”既是指他这时期培养了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并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还包括他主持了多项省级教学改革项目。这时期他率领的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先后获得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后来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的成果也是在这一时期实施并完成的。“忙于学科建设”一是因为1991年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二是1994年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准备申报博士点。朱德发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朱德发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以及行政工作占去了他大量的业余时间，难得他利用周末和假期进行科学研究。更为难得的是，在已经功成名就之后，他依然进行自我加压，笔耕不辍，使自己的学术创造力再次勃发，实现了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的新跨越。
七十岁上精力和思维“逆生长”
“朱德发现象”又是一种老年“逆生长”现象。“逆生长”这个概念，本来是指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生长倒退现象，具体表现为语言和行为越来越落后于自己的实际年龄。“逆生长”对于儿童是一个贬义词，而用到老年人身上就是褒义词了。十年前我把朱德发先生的“逆生长”表现特征概括为：“70岁的年龄，60岁的模样，30岁的思想。”他自己也承认“我的心理年龄不知‘老之将至’”[9]。到了古稀之年，他丝毫没有出现“记忆力、思维能力大为降低”等衰老特征，依然如同中年人乃至青年人那样博闻强记、思维缜密、出口成章；他非但没有出现“反应迟钝，行动缓慢，适应力明显减退”[10]等龙钟之态，而是反应依旧敏锐，特别能够接受新的理论和知识。对此，在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团队里，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团队成员无不自愧不如。这样的“逆生长”，是朱德发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创造的一个奇迹。
朱德发先生的“逆生长”首先表现为他的精力更加充沛，学术产品数量更多、档次更高。进入21世纪，朱德发先生已经迈向古稀之年。从2000年到2008年，他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平均每年近10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2篇，《文学评论》4篇，无论论文数量还是刊物档次同比都超过此前任何时期。这8年，他独立撰写和合著学术著作8部：《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独立撰写）、《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独立撰写）、《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独立撰写）、《朱德发序评集》（独立撰写）、《跨进新世纪的历程：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合著）、《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合著）、《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合著）。这一切，对于一个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数字，更何况是一个古稀老人呢？
朱德发先生“逆生长”的第二个表现是，他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范畴和学术命题。例如，他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制导性传统”[11]“人本艺术思维”[12]“发现逻辑机制”[13]“群己对立英雄观”[14]“现代中国文学”等。这些新的学术范畴和学术命题虽然未必大家都能接受，但因带有创新性和学术启发性而受到学界的重视。新范畴和新命题是新思想、新理念的载体。老年人大多拒绝接受这些新的东西，至少他们不会创造这类新的东西。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脑细胞加速度递减，即使不发生脑萎缩，在思想和理念上也更愿意认同旧的东西。然而，古稀之年的朱德发先生却与之相反。他之所以能够不断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范畴和学术命题，肯定是因为他具有像年轻人一样不断萌生新的思想和理念要表达的欲望和能力，而既有的范畴和命题又不能容纳他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例如，“现代中国文学”命题（而不是概念）的提出，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在朱德发先生提出之前，“现代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但朱德发先生发现已有的“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都不能表达他心中的这一段文学历史，于是他把“现代中国文学”概念打造成了一个既有理论依据，又有价值坐标，还有评价体系的学术命题。其理论依据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其价值坐标就是“世界化”与“民族化”的互动，其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原则三个尺度”（“一个原则”是以人道主义为评价现代中国文学的根本原则；“三个尺度”就是用真、善、美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价值标尺）。这样“现代中国文学”比起“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范畴，在学理上更具有科学性内涵，在学术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朱德发先生“逆生长”的第三个表现是，他在古稀之年不断刷新自己以往的研究对象，实现学术青春的复归。一般来说，七十岁左右的学人很少再做学术研究，能做的也多是限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朱德发先生不是这样，他不断地重新反思自己过往的研究，重新研究所获得结论往往比多数中青年学者更加前卫。例如，他对鲁迅其人的重读，运用了大量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阐发了鲁迅主体意识现代化的独特性及其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他对鲁迅其文的重读，对其主要美学特征做出新的归纳：重估一切的反叛姿态、背后潜隐的人权主题、营造现代型文学艺术的综合智慧、杂多而统一的文学体式、交互为用的创作方法。[15]至于他对自己五四文学研究的频频刷新和对自己文学史研究的不断超越，后面再说。
朱德发先生“逆生长”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他不是逐渐收缩自己的学术阵地，反而是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空间。他先是“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三种形态文学史的联系”，继而“打通了古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联系”，再后来“打通了中外文学史的联系，并通过对中外古今文学史流变的粗略性的整体把握，从其相通性与差异性的文化特征中发掘世界文学建构的共同规律与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轨迹”[16]。他七十岁左右所发表的成果大多是在研究“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朱德发先生赋予“世界化”双重含义，既有空间的“全球化”含义，又有时间的“现代化”含义。在这两大维度的“世界化视野”里他不停地“纵横求索”。这时期，朱德发先生不仅完成了从晚明开始的中国文学向现代转换的系统研究，而且逐渐上溯和扩大，不断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相通和对接的研究。
八十岁依然站在学术前沿
2014年，朱德发先生已经年满八十岁了。暑假里我拜读了他刚刚杀青的最新书稿《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2015年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7]。他的学术锋芒如同三十二年前一样新锐，其学术观点代表了胡适研究以及五四文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实属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三十多年他始终站在学术前沿。这是朱德发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那么，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背后的秘密也许并不深奥。
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朱德发先生始终关注学术界的“热点”课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新启蒙运动中，“五四”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而朱德发先生研究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又成了“热点”中的“热点”。他不仅攻克了这一“前沿”上的“前沿”课题，而且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五四文学史》，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五四文学史》。这三十多年来，在我所读过的五四文学研究专著和五四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参考文献中，《中国五四文学史》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著作。《中国五四文学史》完成后，朱德发先生研究的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问题、主体思维与现代中国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问题、现代中国文学史学问题、现代中国文学的英雄叙事问题、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世界化”与现代中国文学问题、现代中国文学史命名问题及其学科内涵问题、评价尺度问题，等等，无不是他针对学界“热点”提出自己的创见。
其次，他不断地向自我挑战，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三十多年来，朱德发先生不停息地更新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资源，从而同时实现了自我的双重超越：既能不断深化自己已有的研究课题，又能不断开拓自己新的学术疆域。前者如他的五四文学研究。继《中国五四文学史》出版后，他隔几年就有新的五四文学研究新成果问世，每一次都能看到他的自我挑战[18]；后者如他的文学史研究，从关注“新文学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国文学史”，最后到“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些命名的变化体现了他不惜以今日自我与昨日自我宣战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更重要的是，他从文学史书写的探索到对文学史史学的研究，既是他不断对这一学科的反思和突围，又是对这一学科的建设性重构。他对这一学科的学科意识、核心理念、基本特征、价值评估体系、认知模式和认知结构都做了全方位的最新学术思考，使得所有关注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人，几乎都在关注朱德发的最新研究。
最后，对于学术的献身精神使他保有三十多年的学术高峰期。八十岁的朱德发先生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说到底是他对于人文学术的献身精神。三十多年来，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污染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向“钱”看、向“权”看，而朱德发先生却始终向“学问”看。他的学术生命力首先源自他对人文学术的挚爱。他说“研究旨在探讨真理、创新趋优、言说真话，然而要做到这样又谈何容易？通过对五四文学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感悟，使我的文化人格注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诚’与‘爱’的人性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力的爆发力”[19]。在他保有三十多年学术高峰期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勤奋和专注。20世纪80年代，朱德发先生在学界“走红”的时候，许多人只知道他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成功“突围”，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将自己的“反锁”（“突围”之前的那些年，他为了专心读书和写作，经常把自己反锁在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别的嗜好和娱乐，甚至都不愿意聊天，唯一倾心的事情就是伏案读书和写作。他大量的本学科以外的文学理论、美学、哲学、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知识都是以超出常人的勤奋获得的。他还说“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和价值根基，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而且应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见到发财之道不动心，听到官场升迁不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学术桥，只要能施展我的才能实现我的选择就感到其乐无穷，无限欣慰”[20]。这就是答案，告诉你朱德发的学术成果为什么能经得起三十多年风云变幻的考验？也可以理解为对“朱德发现象”之谜所做的一种回答。
“朱德发现象”彰显了他本人辉煌的三十多年，同时，也成就了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近三十多年的荣光。因此，我最后要说的是：没有朱德发，就没有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今天。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1]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9页。
[2] 在“文革”前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团队中，与朱德发先生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团队成员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为24岁。他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起步时的具体年龄如下（以年龄为序）：查国华22岁，崔西璐22岁，冯光廉23岁，蒋心焕25岁，刘金镛25岁，韩立群26岁，书新27岁。
[3] 当时叫山东师范学院，以下一般简称“山师”。
[4]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5] 在“中国知网·期刊”检索。
[6]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7]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8]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9]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
[10] 以上引号内文字见互联网“360百科”对“衰老的表现”的概括。
[11]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12]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13]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0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页。
[14] 朱德发：《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辨析》，《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
[15]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266页。
[16] 朱德发、张光芒：《五四文学文体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7] 该书已于201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注
[18] 参见《朱德发文集》（第4卷）“补遗篇”，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20]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