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料运用与论文框架

贵州地区，人们历来缺少关注和认知，从司马迁时代至明初，一直处于中央王朝及士大夫的视野之外。至明清时代，士大夫有关贵州地区的记录，又多集文化、政治、战争、美学、地理、民族、性别等诸多问题于一体，这些从外地到此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自然与人文景观所带来的陌生感，其作品深切结合文化的冲击与交流，表现出复杂的美学、情感与思想特色。[173]此类略带想象式的记录于史地的实证研究，帮助并不大，以致顾祖禹论及贵州形势利害时仍说：“贵州之地，自唐宋以来通于中国者，不过什之一二。元人始起而疆理之，然大抵同于羁縻异域，未能革其草昧之习也。”[174]这样的历史记录状态，使贵州地区的史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显得相对匮乏。因此，其研究不管是热度、广度还是深度，相较全国其他地区而言，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175]

然而，史料的匮乏仅是相对而言，明清贵州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未能深入探讨，与学者关注程度不够有关，至为关键者，还在于史料发掘与运用有待加强。[176]以《明实录》与《清实录》为例，因有《〈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177]和《〈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178]，贵州地区史研究者，多以此为据，二书所作的基础性整理工作，无疑给后来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与原本相较，其中错讹与遗漏在所难免，如《〈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尽管极为全面地统计了明代贵州卫所，但却漏了思州千户所、思南左、右千户所，而天柱所虽然在列，但实录有关其设置的记载却又并未辑录。因此，在利用明清两朝实录时，仍应以原本为准，进行全面检读。至于政书、奏折、文集、笔记、档案等史料，也值得进一步开掘。以档案为例，影印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即有威清、安南、平溪、清浪、平越等卫的选簿档案，其巨大的价值在于厘清这些卫所官军的籍贯来源及其袭替传承关系。全面分析这些卫选簿可知，卫所武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又以南直隶为主，尤其凤阳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武官之乡”；卫军主要来源湖广，尤其以黄州府、宝庆府为主。移民史中所谓的“麻城孝感乡”现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明清以来贵州地区的族谱编撰，多言其始迁祖为卫所武官，亦渊源有自，值得比对族谱与选簿，深入辨析卫所武官家族的裂变及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过程。

贵州地方志因《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中国方志丛刊·贵州省》《贵州历代方志集成》及《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影印出版，少数未收入者，亦能在其他方志丛刊或公私机构中找到，至若日本所修《支那省别全志》中有关贵州的部分，亦多达2256页，内容极为丰富。这些多达200余种的地方志，价值极大，可谓史料丰富的百科全书[179]，是研究贵州地区史的基础资料。鉴于此，笔者曾从2009年开始，陆续耗时5年，通览这些志书，构筑起了对明清贵州地区史的基本认识。

另外，民间历史文献也是本书的资料来源之一。贵州地区民间历史文献藏量极为丰富，清水江文书已众所周知[180]，其余如彝文[181]、水书[182]亦均已有研究涉及。笔者从2009年开始，每至寒暑假，便走入贵州的乡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其中与本书最为密切的是族谱与碑刻。举例而言，笔者在锦屏县隆里乡的隆里古城，不仅可以完整地看到一个千户所所城的规模，还能切实地与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一起攀谈，他们热心地拿出族谱以及难得一见的民国《隆里所志》，让笔者兴奋与感激不已，而明代以来陆续刊刻的各种碑刻，散立在村落中的各个角落，也为笔者提供了“捡宝”一样的体验，这些资料为隆里所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成为第七章的基础。在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侗寨，人们拿出的族谱，亦足以让人震撼，如光绪《王氏族谱》装满了一大箱，多达30余册，而光绪《刘氏族谱》则溯其祖源为铜鼓卫指挥使及刘氏宗祠镌刻的“昭勇将军”，均让人振奋不已。笔者曾读于志嘉《明武职选簿与卫所武官制的研究》一文[183]，获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铜鼓卫选簿[184]，其指挥使刘崇文家族的世袭资料，与刘氏指挥使与族谱所记一致，成为第六章得以完成的主要来源。

概言之，笔者所用史料，大体以正史搭建文章的主干，再补充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史料，举凡地方志、文集、笔记、野史，以及专门的卫选簿等。而民间历史文献的采择与运用，则为笔者尤其着力之处。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爬疏和分析，构筑起了本书的基本框架，除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为七章，兹列述如下：

第一章，关于明代卫所制度在贵州设置过程的考察。鉴于已有研究多以贵州卫所设置的特点为开篇，指出其“一线路”上的分布特点，这一整体的观察并未有问题，但其具体的设置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朱元璋的治黔策略是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笔者首先从明初贵州边疆形势入手，论述了明初土官归附的情形与朱元璋的对策，接着分析了“无贵州则无云南”战略布局对卫所设置的影响，最后指出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变乱，是贵州卫所设置最终成型的关键因素，由此基本廓清了明初在贵州设置卫所的动因及其分布特点的形成过程。

第二章，是有关卫所变革与贵州政区形成的论述。制度史的研究，显然应考虑三个层次，即制度本身的规定，制度实施的运行及其具体实施方法。由此而言，卫所制度的变化，其始甚早，明代即多有其例。而由于大量“实土”卫所存在及“犬牙交错”的制度设计，至清代大规模裁撤卫所时，对政区的调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即对贵州卫所从明代至清代不断变革的过程予以揭示，重点论述卫所变革与贵州政区形成之间的联系。

第三章，主要讨论卫所城址与贵州城镇的形成问题。城镇分布是否密集，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历史上很多城镇的形成，即经济交往的产物，如江南的很多城镇就是如此。而贵州在明代之前，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明代卫所城修筑以后，才逐步出现了城。本章通过对卫所城的分布、选址、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后指出，贵州城镇的形成，是卫所城址演变的结果。

第四章，重点考察卫学教育及贵州文化区域初步形成问题。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学校实施教化，变左衽而右衽成为明王朝极为在意的治理方略。然明代贵州的学校，卫学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教育的对象，也多为卫所官军子弟。由此导致了卫籍人员具备着超强的科举竞争力，进而产生区域差异，明显地表现出远离卫所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是文化教育上的“沙漠地区”。

第五章，分析卫所官军的籍贯来源及其对民族分布的影响问题。明代卫所移民与一般的人口移动有很大的区别，即可以长期地往一个地方安置移民，形成卫所军户群体，这些原本点状分布的卫所会逐渐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特别可以使原本单一的民族结构逐渐向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转化。因此，卫所移民对于我国民族分布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章首先梳理了贵州遗存的卫选簿，仔细辨别其中武官与旗军的籍贯来源，不仅为移民史提供了具体的案例，而且分析了他们对贵州民族形成的影响。

第六章，分析卫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变迁与不同于“屯堡”村落的村落组建问题。明代卫所武官移镇贵州地区以后，在当地不断繁衍后代，除去极少数人能获袭替外，愈来愈多的武官后裔需要通过不同的职业选择来维持生计。其中，一些武官后裔离开卫所，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村寨，通过联姻等方式，获得“入住权”，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村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卫所官军后裔离开卫所屯地，失去了坚守汉人身份的社会环境，他们在新的居住环境及与少数民族人群的互动中，极易变换或隐藏身份，进而逐渐“夷化”，成为少数民族。因此，在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社会里，“汉”的因素极多，呈现出文化多元并存的地域现象。本章以铜鼓卫刘氏指挥使后裔迁居三门塘为例，揭示卫所武官后裔融入少数民族地区而致身份变迁的历史过程，同时通过他们在公益事业中的碑刻书写、宗祠筑建与族谱编纂，揭示其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凸显作为汉人的文化传统，指出这种“融而未合”的特点，正是明代以来贵州多元文化并存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七章，探讨卫所官军后裔身份坚守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卫所官军移镇贵州以后，在“四顾皆苗”的环境中通过哪些方式坚守自己的汉人身份与文化传统，以致演变至今而成为“屯堡”村落。本章以隆里千户所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资料、民间历史文献与正史的分析，指出在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中，隆里所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亦藉对王昌龄遗迹的筑建和重修，来激励所中子弟参加科考之决心，而科举的成功，更是其身份得以坚持不变的重要动力。自明迄清，因处于王朝国家“华夏”与“四夷”分治的边疆治理理念下，使隆里所人在与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人群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边界，其交往策略游离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外，时常保持警惕，坚持着卫所官军后裔的身份而不致变迁。

根据上述章节的论述，本书的结论是：明清贵州地域社会的形成，与明代卫所制度有直接和紧密的联系，正是明初开启的卫所制度，造就了今日贵州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实土卫所逐渐向州县系统演进；卫所城址逐渐由军事功能转变为兼具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中心的城镇；卫学教育开启民智，推行教化，逐渐形成了贵州的文化区域中心，并加速了风俗分区的形成；卫所移民的持续输入而逐渐形成的军户群体，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他们不仅卫戍边疆，而且与少数民族人群一道，逐渐开拓出了贵州地域社会中的多样性景观，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生的多元文化形态。

当然，要以本书有限的研究内容，真正对明代以来贵州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做出全面的揭示，仍然十分困难。毋须讳言的是，地域社会的形成，并非一种制度所能造就，它是历史时期多种因素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综合、复杂的历史因素，本来就不易廓清，只是就贵州地域社会的形成而言，明代卫所制度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仅在有限的内容之中，以卫所制度的推行及其变动为主线，加以分析与排比，回答贵州何以成为贵州的问题。进而企望这样的问题意识，能在研究明清社会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史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明代卫所军户制度对此后中国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各个不同区域之间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仍需要人们继续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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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历《贵州通志》卷1《建置沿革》,《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7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2]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3]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贵州省图书馆藏本，叶2a—b。

[4]（明）郭子章：《黔记》卷59《诸夷》,《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04页。

[5]（明）郭子章：《黔记》卷59《诸夷》，第404页。按，本书脚注所引文献，仅第一次出现时标注出版讯息，再引不赘。

[6]（明）郭子章：《黔记》卷59《诸夷》，第404页。

[7]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310—313页。

[8][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9]李中清著，林文勋等译：《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10]如笔者在凯里地区的乡村社会里调查时，发现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苗族村落，隔沟壑相望的两个苗族村落，近在咫尺，却表现出生活习性的不一样，语言虽均操苗语，但区别亦甚大。至于像凯里开怀、凯棠等地的顾氏，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语言，均已呈现为地道的苗族，但在文化上却坚守着汉人的认同，不仅刊刻碑铭，而且编撰族谱，均称为明代镇远侯顾成的后裔，成为贵州卫所武官后裔变为“苗”的实例。参见黎小龙《从〈炉山顾氏族谱〉看明代东南移民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融合》,《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37页。

[11]安顺地区的屯堡社会，研究者已甚众，笔者在后文的研究综述里将详述，兹暂且按下不表。

[12]实际上，从全国范围来看，明清以来大量民间文献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卫所军户制度的信息，基于此，赵世瑜以社会史的视角对之加以审视，揭示了卫所军户制度这一地方管理体制为何出现，又为何长期存在的问题。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3]“汉化”，曾是引起中西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汉化论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人群，毫无疑问有一个“汉化”的过程，其策略通常是举出边疆人群汉化前后文化习俗之差异。而反对者认为，文化习俗上的汉化只是表面现象，人们仍保存其非汉的本族群认同。最近王明珂在“以燃烧木杆为喻的新理解”中指出，汉化曾经在中原帝国的部分边疆地区普遍发生是无法否认，不过，若只强调语言、文化表征的差异，则过于简单化了这个问题，“以燃烧木杆为喻的观察与研究，强调的是在人际微观互动中（如何进行中的燃烧），以及在个人情感（自傲或受辱）与行动（夸耀、攀附与模仿）下，过去‘汉化’如何涓滴地在中原帝国部分边疆村落中进行”。参见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272页。

[14]参见吴才茂《民间文献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

[15]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273—274页。

[16]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自称是“中国人”，王明珂在他那本畅销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以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记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有关“中国”的界限以及中国人世界观的演变，学界亦多有阐释。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7]《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15《贵州道》,《明代史籍汇刊》第13册，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第432页。

[18]值得指出者，虽然镇远、偏桥、平溪、清浪、五开、铜鼓等六卫隶属于湖广都司，但却置于贵州境内，嘉靖二十年之前编纂的《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把他们置于“贵州道”而非“湖广道”下。参见《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15《贵州道》，第436、438页。后来明人亦称之为贵州的“边六卫”。因此，本书将此六卫与贵州都司下辖的卫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事实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亦多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如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等。

[19]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0]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第150页。

[21]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403页。

[22]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23]这一名言究竟是谁提出的，当然以朱升最为人知。参见（明）朱升《朱枫林集》卷9《翼运绩略》,《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册，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95页。但早在万历年间，朱国祯对此已有疑问，他说：“国初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言，一以为朱升，一以为陈碧峰，其说不一。”（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4《都城》，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页。又据研究，朱升之进言，为公元1359年1月19日，时间与“胡大海克徽州”不符，参见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然不管究竟是谁提出的，而朱元璋重视城池的修建，却是不争的事实。

[24]《明史》卷90《兵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93页。

[25]《明史》卷89《兵志一》，第2175页。

[26]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27]有关明代军事史研究的专门性综述论文，已有多篇：于志嘉《明代军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于2010年补充增订后，仍题为《明代军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文对明代军制史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介绍和深度分析，尤其对日本与港台的研究状况作了详尽介绍，为相关学者了解相关的研究动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之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一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兵制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对1980年代至2000年的明代军制研究进行了概述。李华彦《近三十年来明清鼎革之际军事史研究回顾》（《明代研究》第23期，2014年）对晚明军事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尤其注重挖掘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明末清初军事史的成果，若以之与于志嘉的综述结合，更有助于全面了解海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动态。仅就卫所制度研究综述而言，亦有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是文以研究思路和研究角度分类评述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指出以后的卫所制度研究要转换视野和思考角度。彭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学》第24卷，日本朋友书店2014年版）一文，从“地方行政区划”“军政管理组织”“军事制度史”和“边地民族”等四方面对卫所制度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尤其注重对硕、博论文的收罗及学术赓续的交代。

[28]黄宗羲认为明代兵制有三变：“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至崇祯、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而卫所之弊在于“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兵分于农，然且不可，乃又使军分于兵，是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也”。至于召募，其弊病在于“安家、行粮、马匹、甲仗费数百万金，得兵十余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天下已骚动”。另外还有大将屯兵之弊，“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所以，他认为“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29]孟森：《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3分，1932年。

[30]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

[31]张维华：《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禹贡》第1卷第4期，1934年）、《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禹贡》第1卷第7期，1934年）；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禹贡》第2卷第2期，1934年。按：此期西北卫所的研究，亦有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1936年）一文。

[32]万国鼎：《明代屯田考》,《金陵学报》第2卷第2期，1932年。

[33]孙淑贞：《明代的屯田制度研究》,《食货》第3卷第2期，1935年。

[34]谭其骧：《释明代的都司卫所制度》,《禹贡》第3卷第10期，1935年。

[35]吴晗：《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中央日报·史学》第3期，1936年3月19日；《明代的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

[36]梁方仲：《明代的民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

[37]于志嘉：《明代军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321页。

[38]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第2卷第2期，1940年。

[39]君约：《清代卫所因革录》,《中和月刊》第3卷第5、6、7期，1942年。

[40]郭厚安：《略谈明初的屯田》,《历史教学》1958年第4期。

[41]王毓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42]张仁忠：《论明代的军屯》,《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5期。

[43]李龙潜：《明代军屯制度的组织形式》,《历史教学》1962年第12期。

[44]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

[45]王毓铨：《明代的军户》,《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46]孙东发：《明代卫所制度研究》,《文史学报》1965年第2期。

[47]陈文石：《明代前期辽东的边防（洪武四年—正统十四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7年；《明代卫所的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2分，1977年。

[48]徐健竹：《明朝必里卫在什么地方》,《光明日报》,1962年1月17日。同年6月20日，《光明日报》载有柳义南从王世贞的《弇州史料》抄出“必里族”的一段材料，附补徐说。

[49]张鸿翔：《明代必里卫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按：后来王继光否认了张文的论点，认为明代必里卫属河州卫管辖，其地望在今青海省贵德县境黄河北岸。参见王继光《明代必里卫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50]钟民岩：《历史的见证——从明代奴尔干永宁寺碑文看中国东北的历史疆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2年第2期；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钟民岩《历史的见证——从明代奴尔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钟民岩等：《明代奴尔干永宁寺碑记校释——以历史的铁证揭穿苏修的谎言》,《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51]黎敬文：《明代东北疆域考》,《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52]罗香林：《中国族谱所见之明代卫所与民族迁移之关系》,《大陆杂志》第39卷第10期，1969年。

[53]徐泓：《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13—216页。

[54]李华彦：《近三十年来明清鼎革之际军事史研究回顾》,《明代研究》第23期，2014年。

[55]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56]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57]顾城：《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58]林金树、张德信：《明初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与顾诚同志商榷》（《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关于明代田土管理系统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59]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0]曹树基：《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明初边卫所辖的民籍人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61]彭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述评》，第62页。

[62]于志嘉：《从卫选簿看明代武官世袭制度》,《食货月刊》复刊第15卷第7、8期，1986年。

[63]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

[64]于志嘉：《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4分，1986年）、《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2分，1989年）、《明代两京建都与卫所军户迁徙之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

[65]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1995年）、《明代江西卫所的屯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3分，1996年）、《明代江西卫所军役的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1997年）、《明代江西卫所屯田与漕运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2分，2001年）。

[66]于志嘉：《明代军户の社会的地位について——科举と任官において》（《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年）、《明代军户の社会的地位について——军户の婚姻をめぐって》（《明代史研究》第18号，1990年）、《再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几个个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3年）。

[67]于志嘉曾在一篇自序里这样写道：“一如篇名所示，多年一来，个人的研究常被纳入军制史之范畴，但正如我所指出，‘军制的变迁受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甚大’，而个人关心之所在，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的层面。这与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日本明清史学界对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影响，有心从特殊户役户的角度来研究军户有关。”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自序”，第1页。

[68]彭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述评》，第60页。按：有关谭其骧之谈话全文，参见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书前影印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9]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60—263页。

[70]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1]郭松义：《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

[72]参见范植清《试析明代施州卫所世袭、建制及其制约机制之演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明代广西卫所的设置与迁徙》（《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施州卫建制屯戍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明代施州卫的设立与汉族、土家族的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杨旸、袁闾琨、傅朗云《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73]参见朱诚如《明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建置考辨》,《辽宁师院学报》1980年第6期；郑天挺《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徐健竹《明代建州卫新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邓锐龄《明初安定阿瑞曲先罕东等卫杂考》,《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唐景绅《明代关西七卫述论》,《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国安、史继忠《试论明代贵州卫所》,《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3期，等等。

[74]彭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述评》，第63页。

[75]毛曦、靳润成：《华北历史地理与中国社会变迁——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76]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第13页。

[77]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8]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

[79]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80]曹循：《明代卫所军政官述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

[81]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1分，2003年；《论明代的附籍军户与军户分户》,《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再论垛集与抽籍》,《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6年版；《论明代垛集军户的军役更代——兼论明代军户制度中户名不动代役的现象》，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版。

[82]（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1—192页。

[83]于志嘉：《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年。

[84]于志嘉：《从〈辞〉看明末直豫晋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4分，2004年。

[85]于志嘉：《犬牙相制——以明清时代的潼关卫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1分，2009年。

[86]于志嘉：《帮丁听继：明代军户中余丁角色的分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3分，2013年；《异姓别籍或复姓归宗：以庐江钱氏家族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分第4本，2014年。

[87]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版。

[88]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9]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90]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91]《明史》卷90《兵志二》，第2196页。

[92]此类研究极多，主要可参见李新峰《明初辽东战争进程与卫所设置拾遗》,《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2011年；程妮娜《明代辽东都司女真内迁与朝贡史事考》,《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6期；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梁志胜《“碾伯守御千户所”辨析》,《兰州大学学报》2000第2期；施新荣《哈密卫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李新峰《明初撒里畏兀儿设卫考》《民族研究》2012年4期；郭红《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彭勇《建武兴文：明代建武守御千户所建置考论》,《明史研究专刊》第17期，明史研究小组印行，2013年；孟凡松《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刘祥学《明代驯象卫考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吴春宏《明清时期黔楚边境的府卫纠纷：以黎平府与五开卫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辑；刘灵坪《“汉”,“土”之分：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7辑，2013年；施剑《清前期贵州卫所之裁撤及其屯田处置》,《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

[93]彭建英：《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94]嘉靖《辽东志》卷2《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646册，第513页。

[95]蔡嘉麟：《明代的卫学教育》，明史研究小组印行2002年版。

[96]陈宝良：《明代卫学发展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6期。

[97]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郭培贵：《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

[98]王文慧：《明代贵州卫学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张东冬：《明代辽东卫学初探》，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孙经纬：《明代军籍进士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等。

[99]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辑。

[100]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论明代福州三卫之设与闽都文化之建》（《闽江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中州学刊》2014年第7期）。

[101]李龙潜：《明代修建郡县城池的几个问题》,《明清论丛》第12辑，2012年。

[102]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103]李孝聪：《明代卫所城选址与形制的历史考察》,《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9—78页。

[104]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为例》（《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05]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106]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07]相关论文主要有：周耀明《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蒋立松《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古永继《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吴斌《试析明代贵州军屯及屯堡人的形成》,《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蒋立松等《试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孤岛文化”的内涵及其生成基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吴伟军《从屯堡方言看屯堡人的族群来源及内部分化》,《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等。

[108]吴羽、龚文静：《屯堡文化研究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109]相关论著主要有：郑正强《最后的屯堡——一个汉族移民社区文化探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安顺市文化局《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贵州安顺屯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蒋立松《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张金奎《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俞宗尧等《屯堡文化研究与开发》，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杨友维等《大明屯堡第一屯——鲍家屯》，巴蜀书社2008年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仡佬族、屯堡人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张原《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卢百可《屯堡人——起源、记忆、生存在中国的边疆》，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吴斌《嬗变与坚持——屯堡共同体的文化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

[110]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卫所研究，可追溯到1980年，当年傅衣凌在日本发现了《崇武所城志》和《惠安政书》，促成了厦门大学人类学者对惠东地区的考察和研究，从1984年开始，蒋炳钊、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人开始持续地对崇武及惠东展开田野调查，他们采用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比如陈国强《崇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国强、蔡永哲《崇武人类学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乔健、陈国强、周立方《惠东人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11]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12]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3期。

[113]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第20页。

[114]邓庆平：《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07年第6期）、《卫所与州县——明清时期蔚州基层行政体系的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2分，2009年）。

[115]邓庆平：《州县与卫所：政区演变与华北边地的社会变迁——以明清蔚州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116]李扬：《移民、卫所与宗族——明清湘中地权变动与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117]谢湜：《明代太仓州的设置》,《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18]谢湜：《“以屯易民”：明清南岭卫所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文史》2014年第4期。

[119]张友庭：《晋藩屏翰——山西宁武关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120]邓庆平编录、赵世瑜审订：《蔚县碑铭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1]《明世宗录卷》卷146，嘉靖十二年正月丙寅，第3386页。

[122]参见[日]箭内亘《兀良哈三卫名称考》,《东洋学报》第4卷第1号，1914年；[日]和田清《兀良哈三卫の本拠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40卷第6号，1929年）和《兀良哈三卫に关する研究》（《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2、13号，1930、1932年）。

[123]参见[日]鸳渊一《建州左卫の设立年代に就いて》（《历史地理》第26卷第6号，1930年）、《建州左卫の内迁驻地に就いて》（《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日]园田一龟《建州三卫の位置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60卷第4号，1951年）、《建州左卫の位置と灭亡の时期》（《东洋学报》第39卷第2号，1956年）。

[124][日]稻叶岩吉：《铁岭为卫の位置を疑ふ——和田教授の“满洲经略”》,《清丘学丛》第18卷，1934年。

[125][日]河内良弘：《明代辽阳の东宁卫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44卷第4号，1986年。

[126]参见[日]川越泰博《卫选簿よりみた三万卫の人的构造——明代卫所制度史研究によせて》（《军事史研究》7卷4号，1972年）、《明代女真军官考序说——〈三万卫选簿〉の分析を通して》（《史苑》38卷1、2号，1977年）、《明代卫所官の都司职任用について——卫选簿を中心に》（《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24号，1979年）、《明代卫所官の来卫形态について——玉林卫の场合》（《冈木敬二先生退官纪念论集·アジア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1984年）、《明代卫所官の来卫形态について——西安左卫の场合》（《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0号，1985年）、《明代卫所の舍人について——〈卫选簿〉の分析を通し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1号，1986年）、《明代卫所の新官とその子孙——とくに优遇措置の施行をめぐつ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3号，1988年）、《明代卫所官の借袭と世袭制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4号，1989年）。按：此前牧野巽亦撰有《明青州左卫选簿について》（《岩井博士古稀记念典籍论集》,1963年）一文。

[127]于志嘉：《明武职选簿与卫所武官制的研究——记中研院史语所藏明代武职选簿残本兼评川越泰博的选簿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1分，1998年，引文见第66页。

[128][日]川越泰博：《靖难の役と云南诸卫》（《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52号，2007年）、《靖难の役と贵州·湖广：卫所官军の动员をめぐっ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53号，2008年）、《明代贵州の军站につい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56号，2010年）、《靖难の役と河南·浙江·江西：卫所官军の动员をめぐって》（《人文研究纪要》74号，2012年）、《明代蜀王府と成都三护卫：とくに护卫返上·卫所官配転·军事活动を中心に》（《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60号，2015年）。

[129][日]清水泰次著，张锡纶译：《明代田土的估计》,《食货》第3卷第10期，1935年。

[130][日]清水次泰著，方纪生译：《明代军屯之崩坏》,《食货》第4卷第10期，1936年。

[131][日]山崎清一：《明代兵制の研究》,《历史学研究》第93卷第93号，1941年。

[132][日]楢木野宣：《卫所の行方》,《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论集》第3号，1954年。

[133][日]青山治郎：《明代京营史研究》，响文社1996年版。

[134][日]川越泰博：《明代中国の军制と政治》，国书刊行会2001年版。

[135][日]松元隆晴：《明代北边防卫体制の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版。

[136][韩]南义铉：《明前期辽东都司辽东八站占据》（《》2004年第4期）、《辽东都司防御体系支配力限界》（《东洋史学硏究》第93辑，2005年12月）、《现代兀良哈·女真成长辽东都司危机》（《》2005年第10期）、《辽东都司对外膨胀限界考察》（《》2007年第4期）。

[137]Dai Yingcong（1996）.The Rise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under the Qing,1640-1800,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Pat Giersch（2001）.A Motley Throng:Social Change on Southwest China's Early Modern Frontier,1700-1880.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0（1）,28-67;John E.Herman（2007）.Amid the Clouds and Mist: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1200-1700,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etc.

[138][美]李中清著，林文勋等译：《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第94—120页。

[139]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第16页。

[140]张友庭：《晋藩屏翰——山西宁武关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41]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第354页。

[142]李华彦：《近三十年来明清鼎革之际军事史研究回顾》，第138页。

[143]彭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述评》，第69页。

[144]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第354页。

[145]陈宝良：《武官世袭：明朝另外那些事》,《博览群书》2013年第3期，第53页。

[146]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36页。

[147]程彩萍：《明代武官犯罪及其司法实践——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148]引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名录：于志嘉研究员http://www2.ihp.sinica.edu.tw/staffProfile.php?TM=3&M=1&D=1&uid=218，访问日期：2016.01.16.

[149]张金奎：《试析明初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50]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第15页。

[151]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65页。

[152]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极其社会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153]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刘锋：《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154]保健行：《回族是何时迁入贵州的?》,《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2期。

[155]于志嘉新近利用湖北江陵傅戴氏、福建建宁甘氏、湖南安化陶氏与贺氏的族谱，从明初立户开始，观察了军户在里甲制度中的存在形态，指出军籍对里甲户役及其家族发展的影响较一般民籍更为复杂多样。其对明清社会的形象仍需要发掘更多的案例予以揭示。于志嘉：《族谱中的明代军户：户、籍于家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1分，2016年。

[156][日]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及其领袖”基调报告》，原刊《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83,1982年。此据[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页。

[157][日]森正夫：《民众叛乱、社会秩序与地域社会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5卷第2期，2007年，第163页。

[158]詹素娟主编：《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施添福教授荣退论文集》“导言”,“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1年版，第7页。

[159]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60]参见[日]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曲建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161]参见[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

[162]参见[日]森正夫《“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63]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64]参见学人专访施添福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助理吴佩瑾、倪孟安、刘威志整理报导，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09/interview-shi.htm，访问日期：2016-9-19；施添福：《清代台湾北部内山的地域社会及其地域化：以苗栗内山的鸡隆溪流域为例》,《台湾文献》第56卷第3期，2005年，第182—242页。

[165]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新书序言》，何淑宜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2000年，第167、169页。

[166][日]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地域社会论”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太城佑子译，《暨南史学》1999年第2号，第42页。

[167]王晓秋：《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清史译丛》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86页。

[168][日]山田贤：《长江上游流域的移居与开发——生成的“地域”》,[日]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周绍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12—416页。

[169]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编：《贵州农村集镇经济问题》（资料辑）,1984年内部印刷本。

[170]冯贤亮：《明清江南士绅研究疏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71]专论史学研究方法名著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1944年版；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新民书局1970年版；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尔敏《史学方法》，台湾东华书局1977年版，等等。

[172]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09—410页。

[173]参见胡晓真《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版。

[174]（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20《贵州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32页。

[175]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本身也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现象，参见吴琦《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现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76]以清代贵州苗疆的改土归流为例，尽管学界对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多集中于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上，其论述亦多集中于历史背景、原因、目的、措施、影响、历史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常建华认为“以往的研究受到理论思维的束缚与史料占有的制约，与历史的‘真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鉴于此，他曾开掘档案资料，另辟新说，通过对雍正朝在贵州苗疆地区设置保甲、塘汛等基层组织的考察，认为清王朝藉此得以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常建华《雍正朝保甲制度的推行——以奏折为中心的考察》,《故宫学刊》第10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77]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8]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64年。

[179]有关方志的利用价值，参见来新夏《中国地方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5—179页。

[180]参见吴才茂《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1期。

[181]彝文主要遗存于黔西北地区，有关彝文献的性质及其利用情况，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23—34页。

[182]参见韦忠仕《“水书”研究概况》,《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4期。

[183]于志嘉：《明武职选簿与卫所武官制的研究——记中研院史语所藏明代武职选簿残本兼评川越泰博的选簿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1分，1998年。

[184]笔者得阅《铜鼓卫选簿》资料，曾烦劳过数位学界师友，先是经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李佩蓁学友相助，始得阅该选簿资料的目录，因看不到正文，又询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教授，经其指点，又询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梁志胜副教授处，蒙其慨赠选簿中有关指挥使刘崇文家族世袭的录文资料，后又烦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研究员康健学友在“中央研究院”访学期间，代为查阅全本，然与李佩蓁学友一样，亦仅能看到目录。后撰成《明代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变迁与村落形成——以铜鼓卫刘氏指挥使为例》，以之参加“第十七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蒙台湾大学历史学系衣若兰副教授厚意，拙稿得投《明代研究》，经匿名审稿人指点，大陆学者可以利用“明清与民国档案跨数据库检索平台”查阅该选簿，几经周折，最终全阅了该选簿资料。在此，对上述师友的帮助，谨致谢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