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治汉学观的变化以及对汉文学的影响

明治维新初年，西方文明如洪水一般涌入日本，汉学、汉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逐渐丧失了在日本社会以及文化领域内的主导地位，成为保守、僵化和落后的代名词。日本人对西学的狂热与对汉学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量的汉文典籍被视为“无用之物”而被廉价抛售，或者被束之高阁，汉学和汉文学一度陷入了衰退的境地。黄遵宪曾作诗慨叹道：“五经高阁竟如删，太学诸生守《兔园》。犹有穷儒衣逢掖，著书扫叶老名山。”[1]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不断深化，过度吸收西方文明的弊端逐渐显现，日本思想界开始对其弊端进行反思，重新对汉学的作用进行评价，汉文学得到再次复兴，并在明治二三十年代迎来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第四次繁荣。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记载到：“维新以来，广事外交，日重西法，明治十二三年，西说最盛。于是又斥汉学为无用，有昌言废之者。虽当路诸公知其不可，而汉学之士多潦倒摈弃，卒不得志。朝廷又念汉学有益于世道，有益于风俗，于是倡‘斯文会’者，专以崇汉学为主。”[2]所以，明治时期的汉学和汉文学的发展与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汉学和汉文学的认识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思想界对汉学和汉文学的看法决定了汉学和汉文学在日本的走向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