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治前期的汉学观
——新旧思想的葛藤
明治初期，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一批兼备汉学修养和西洋近代知识的学者，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积极倡导西方新文明。他们是当时新文明有力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被称为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
当时在日本学界，新式的洋学与传统的汉学交织混杂在一起，思想也处于混沌状态。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文明开化”口号的指引下，一切都以西学马首是瞻，丢弃了旧幕时代占据思想和学术中心地位的儒教和汉学，新旧思想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儒教和汉学在明治维新中的价值进行了重新思考与评价。
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极力主张打破旧幕以来的封建道德，树立“实利实学”的新文明，将儒教、汉学视为迂远空泛之物。但是，他又高喊“维持士道”，而且他一生都在创作汉诗，自身存在着对传统汉学既反对又保留的矛盾性。他对儒学把身处野蛮战乱年代的日本人民带入“元和偃武”和平时期的功绩予以肯定。他在《文明论之概略》卷五《日本文明的来源》中说：“东洋和西洋在学术风尚上有所不同，西洋各国以实验为主，而我们日本则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至今天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3]他还说：“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入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4]
但是，福泽谕吉站在倡导西方文明的立场，对汉学进行了批驳，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汉学是空理论，不合时势，并非实学。“汉学、洋学虽然都有学问之名，若从人之居家处世、文明之立国富强进行议论时，我国古来奉行的汉学则不能视为学问，我们所倡导的是文明之实学，而非中国之虚文空论。”[5]
第二，他反对汉学的尚古思想。他说：“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精神奴隶，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可以说，这是儒学的罪过。”[6]
第三，他认为儒教“治下”而不“警上”，并非难了贵族、士君子以及儒者的不道德的品质，批判了儒学典籍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把贵族、士君子犯不道德行为而不自耻，社会也不苛责的现象也视为儒教主义的过错[7]。
在福泽谕吉看来，儒学适用于过去，而不适用于现在。学习儒学的人应该根据具体的时代背景，对儒学是否适应当今社会作出适当的判断，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死搬硬套。所以，他在《劝学篇》中说：“孔子的时代距我们明治年间已有两千多年，……后世学习孔子的人也不能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进行取舍。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实施，那就是不识时务。”[8]
太田才次郎在《淳轩诗话》中载有一则有关福泽谕吉的逸话，从中也可看出福泽谕吉对汉学的态度。逸话中云：“或曰，福泽先生非儒而有似儒者。先生少时就乡先生而受汉学，是一；自以雪池为号，是二；时时赋诗以为乐，是三；平生爱左氏文，好读之，是四。此四者，奉西学者之所希觏。然先生平生排抵汉学，不遗余力。何也？先生门人有某者，一日问先生曰‘先生常好赋汉诗，读汉文，而力排汉学，何也？’先生答曰‘汉文之妙，余亦知之。但其学既遍于海内，至西学，则学之者少矣。是以抑此而扬彼耳。’某语之余，不知先生之意思果然乎否也。”[9]
虽然福泽谕吉高喊打倒儒学的封建道德，剔除儒魂，但是士族出身的他却希望继续维持来源于儒魂的士道，反映了他在儒学思想批判上的矛盾性。
西村茂树则与福泽谕吉相反，他在1889年提倡日本道德论，1890年向榎本武扬文部大臣建言，提出日本国家德育的基础必须依靠儒教精神，并为推行儒教道德论编写了教科书。由此可以看出，西村茂树对儒学的重视和对儒学价值的肯定。
西村茂树二十四岁时，师从幕末志士佐久间象山，学习儒学，兼习兵学。象山主张的“东洋道德，西洋技艺”对于之后西村提出的“圣学”[10]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村提出的“圣学”实际上就是将中国儒学与西洋哲学结合起来，兼而取之，以解决单一儒学道德“固陋迂阔，不合时宜”的弊病。
西村茂树倡导在大学开设“圣学”科，主张将儒教用于德育，采用儒教的精神为小学生编写教材，与教育敕语并行实施。中学则不再重新编写教材，直接以儒教经典作为教科书。他强烈反对高等教育界取消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汉文科而将汉文教育划入国语之中的做法。同时，他认为，汉学的缺失不但会导致文化倾覆，而且会对道德带来很大影响。儒者的固陋、教授方法的拙劣是儒者之罪，而非汉学之过，绝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他在《国家文运的前途》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国的文化由国语（按：日语）和汉学构成，洋学会促进文化的进步。今后汉学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缺少其中任意一部分的话，我国的文化将会丧失步调，顷刻颠覆。何况汉学乃承载儒教之工具，从古至今我国一直都用儒教来加以维持。如今国民道德的衰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儒学的衰微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原因之一。……今日的儒者多固陋而不通时势，其教授方法之拙劣，实在令人感到惋惜。造成这样的结果，乃是儒者之罪，而非汉学之过。有识之士如能挺身而出，必有改正之法。因而，以此为由而废除汉学，可以说确实有失轻重。”[11]西村茂树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站在了事关国家文运前途的高度，对当时社会上的“废儒”谬误进行了批驳和纠正。
西村茂树的学问本领主要在于儒学和儒教道德，而并非汉诗文。但是，他自幼学习汉籍，学作汉诗文，具有良好的汉文学功底。所以，他对汉文学方面的问题也做过相关论述。
1884年4月15日，他在东京学士会院作了题为《文章论》的演讲，他对日本自古以来使用汉文的事实颇为抵触。他认为，用汉语而不用日语记述本国历史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并列举了五条用汉语记录日语而带来的不便。其一，文章语法不同，词序有别；其二，汉语中的语气词难以掌握；其三，使用汉文记述日语不能体现日语的语势，而必须按照汉文的意思翻译之后再记述，译法拙劣者完全会丧失著者的原义；其四，由于以上原因，导致学生学习汉文费时费力；其五，音韵相异、顺序不同，书写汉文时，始终不知文章之巧拙[12]。尽管西村认为汉文有上述诸多不便，但是他依然承认汉文在当今学科精细化背景下记述和议论大事上的作用，主张应该努力学习汉学，借助汉文改善和提高日文的表现力。
同时，他也希望日本文士能够“努力改善本邦的文章，使其巧妙雄大，能与中国文章居于同等地位”，“为文学另辟一片天地，进而争取独立国家的体面”[13]。他提倡文章改良，建议在精读日本古文弄通语法的基础上，精通中国及欧美各国，特别是希腊拉丁之文法，熟读诸国名家之文章，自我创造，写出前无古人之文章[14]。在翻译方面，他和精通汉学问的中村敬宇等人一样，认为汉文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他还提出用日本的俗语来弥补汉文翻译时的不足，希望从事翻译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和汉两方面的知识和素养。
他将中国与日本文章做了一番比较后认为，中国文章有七个优点：一是中国文章简约而日本文章冗长；二是中国文章充实而日本文章瘦削；三是中国文章雄健而日本文章软弱；四是中国文章富于变化而日本文章平衍；五是日本文章不及中国文章庄重；六是日本文章不及中国文章壮烈；七是日本文章不及中国文章正大。但同时他又指出三点日本文章优于中国文章的地方：一是“テニヲハ”的灵活运用；二是明确的时态；三是长于细密叙述[15]。从以上的比较论述可以看出，西村茂树对汉文学的优点和必要性认可的同时，又试图打破汉文与日文之间的隔阂，希望能取汉文之长，补日文之短，最终达到和汉融合的实用目的。
关于汉诗，西村也有过论述。他认为日本人通过一千两百多年的学习，特别是到了德川时代，日本人已经掌握了汉诗这一纯粹的中国文学样式的精髓，释六如、赖山阳、梁川星岩等诗人的水平并不亚于中国的名家。他主张化用中国的汉诗，创作具有日本风格的作品。“诗虽源自中国，但我国诗人辈出，已化其为我国之物。纵令中式音调节奏再难理解，也可以将其转化并创造出日式之音调节奏，吟咏之时自然会感发人心。”尽管他将和歌视为能够代表日本文学的精华，但是“和歌却缺少汉诗刚健奇拔、材料富赡、意象变化多端的长处”。所以，他主张“以汉诗来弥补和歌之短处，将来若要不断推进我国之文运，就须对和歌大加改良，吸取汉诗之长处，将其全部融入和歌之中……中国人按照汉语之语法音词自由吟唱，而日本人仅会机械模仿中国之语法音词。纵然邦人才思在中国人之上，终究无法改变处于下风之结果”。[16]因此，他希望将来日本和歌能够兼备汉诗的长处，达到最终彻底废除汉诗之目的。西村主张积极推进和歌与汉诗融合的想法固然可贵，但不考虑或者忽视了和歌与汉诗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内在特点，一味强调所谓的“融合”，又片面拔高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其“融合”的最终结果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
明治汉学家中村敬宇汉学素养深厚，汉文造诣颇深，通晓洋学，海外留学让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然而在他身上却依然保留着旧幕时代传统的儒者之风。所以，在对洋学和汉学认识的态度方面，他与具有新兴民主性和大众性特点的福泽谕吉存在些许不同。他认为，在洋学和汉学的学习上应该双管齐下，不可偏废，而且他还特别重视汉学修养对洋学学习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在《汉学不可废论》中指出，但凡在洋学上能崭露头角、有所建树者，都应具备良好的汉学素养。擅长汉学者，在英文的学习过程中，进步迅速。擅作汉诗文者，易通英文，大都胜于英语专攻者一筹，没有汉学素养的学生是不可能进入哲学科和文学科的。为了说明汉学素养的重要性，他列举了两位当时既通洋学，又擅长诗文而出名的成功人士的范例。他说：“此二人可谓为有读书天赋之少年才子，因具汉学之基础，故而能精进于洋学，得此良好之结果。”[17]而且，他还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进一步强调汉学素养的必要性，“予自伦敦归国之初，儿辈废汉学而专习英学。攻学英学之初，虽进步稍快，然至难处则止步不前，故予对汉学之废弛深感后悔。……予又观幼年留洋而中年归国者中之一二人，仅语言纯熟而已，至难处却徘徊不进。此与具备汉学基础而出国留洋之人相较，真乃天壤之别”。[18]
中村敬宇对汉学的功绩是非常肯定的。所以，在他创办的英文学塾——同人社中，将汉学与英学并行教授。他在《编年日本外史序》中反对喧嚣一时的“汉字废除论”，他说：“今日论者，或欲废汉字，或欲限用之，或欲专用国字，或欲独用罗马字，纷纷是非，果何日而决耶？余谓学问文艺之事，多多益善。其旧者何必厌而弃之，其新者何为拒而绝之？汉字行于我邦，二千年有余岁。如古诗文，我邦挽近敻胜于古昔。而日用话说汉语之杂者，十而六七矣。今欲废汉字或限用之，均皆不可行也。”他在谈及汉学益处时又云：“余近聚徒教授，深悟于洋学者不可不修汉学。无汉学而从事洋学者，勤苦五六年，尚不能适修汉学者之一二年。洋学进步之迟疾，视汉学得力之深浅。盖汉学之有益于人如此。”[19]
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后，设立了文学部，文学部中又设立了哲学、政治和汉文三门学科。中村敬宇、三岛中洲、岛田篁村、信夫恕轩等汉学家在文学部主讲汉文学。1880年中村敬宇在《申报》上发表了关于如何教授汉文学的意见。他说：“余教授文学部三年级之学生，……每月约做作文两三次，后对文章加以修改或者施以评点，以资鼓励。虽文题由我来命，但大致均由平日阅读之英文书中抽取一二章，令其以汉文加以翻译。余非不通英文，学生英语原本亦尚可。余以为若能将此种课业长久坚持，于英汉互译将大有裨益。若着眼于有利于眼前之目的，边做汉文，边读英文，考求译语，一举两得，且更不废功夫，学生亦喜欢如此。若能依此学习，一学年后定能发现学业取得之巨大进步。”[20]
中村敬宇的意见实际上是通过实用的具体实践改变日本人心目中将汉学与洋学相互对立的思想观念，进而解决在汉学与洋学学习过程中“单打一”的片面做法，试图对汉学与洋学进行调和。对于努力挽救汉学衰退的汉学家来说，这种意见无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治汉文名家信夫恕轩对中村敬宇的意见颇为认同，他援引中村敬宇的意见为自己“不善汉文，其翻译之文辞必定艰涩”的主张增加权威性。本间俊明也引用中村敬宇的观点，在题为《论汉学讲究之必要及哲学馆设置汉学专修课之事》的论文中，论述了“将来欲深入洋学之阃奥者，必先努力培养汉学之能力”[21]的观点。
接受西方的新思想，倡导天赋人权的加藤弘之也承认汉学的必要性。1879年，他向文部省提出设立古典讲习科的建议，但却未被采纳。1881年，他再次建言，此时文部省也深感汉学的必要，于1882年重新设立古典讲习科，但是却将其附属于文学部，培养专门的汉学人才，这在日本汉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加藤在《天则百话》一书的《汉学》一文中，强烈反驳了明治初期人们关于汉学有害无益，妨碍明治开化的错误认识。他认为，首先，日本古代的文明开化全部源自儒佛，特别是德川幕府三百年间上流阶层的开化，儒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影响深远。其次，日语深受汉语的影响，在日常的生活会话和变体汉文中，人们经常使用大量的汉语词汇，而且相当多的汉语词汇已经融入日语之中，成为日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在接受欧洲文明开化的今天，重视洋学不但不应该抛弃汉学，反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汉学的研究。虽然东京帝国大学有汉文学科，但也不能只研究汉学，还要深入研究欧洲文学哲学，但人员甚少，困难很大。所以，如果有一批从事汉学研究的专门人员，对将来是非常有益的，“就像今天在欧洲研究希腊、罗马古学那样，我很希望在我国能够有一些专门研究汉学的人才”[22]。
西周，石见国（今属岛根县）津和野藩医之子。二十岁奉藩主之命，学习儒学，遵从崎门学派，主要学习朱子学。他在读过《论语征》之后，逐渐转向古学派，后又倾倒于徂徕学派。嘉永二年（1849），游学大阪时进入后藤机开办的松阴塾，之后又进入冈山藩黉闲谷学校学习，最后来到江户，任时习堂讲师。后来赴荷兰留学，学习哲学、法律学和经济学。
西周具有深厚的汉学素养，又精通洋学。他承认儒学在理解学习西方哲学过程中重要的媒介作用，但同时也指摘宋儒形而上学的缺点，力排虚妄空谈，注重实证实效。在这一点上，他与福泽谕吉的观点是相似的。
他从研究法律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的法制。在研究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和汉古今书籍研究的必要。他在《百学连环》（第二编下）中讲：“大凡为适用于国政，仅学习西洋之国法政律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想有用于国政，必须知晓我国古来之事。由于我国的政律制度皆取自汉土，欲知之，必先知汉土古来之国法、政律以及历代之事实。否则，研究西洋各学更属无益。故而欲发挥政律学之作用，必须研究和汉古今之书籍，这是学习西洋学所必要的。”[23]
西周还善于用汉文写文章。他对于汉文的态度表现在《百学连环总论并同闻书》一文中。他在文中写道：“以文事为方法，协助学术，达到探究真理之目的。（文字）作为媒介，虽然可以发现真理，但如果沉溺于文字，则有害于真理的发现。……而且可以说，就连山阳先生仍旧将真理与文字混淆在一起，依然未能脱离腐儒之境。如果山阳先生真是一位掌握真理之人，其所著书籍，必用日文书写，何故殚精竭虑用汉文来记述呢？他用汉文记述，不但自己辛苦，读者也多费功夫。不通汉文者，更是不知所云。若以日文书写，则可以推广于万民，其益处更大。我国文章历来都用日文书写，而学者不可不懂汉文，但并非一定要用汉文书写。只是所写的文章要以大家易懂易解为主旨，汉文则用汉语，英文则用英语，法文则用法语，日文则用日语，以其国民易懂易解为关键。”[24]西周虽然承认汉字汉文在学术上发挥的媒介作用，但他也提出写文章一味使用汉字反而会受到汉字的钳制，无益于文章的理解的看法。他主张日本人应该使用日文书写文章，这样不但可以扩大识者阶层，还可以减少因文字障碍而带来的不便。
在汉文流行的明治初期，他批评用汉文书写文章的赖山阳为腐儒，主张用日文书写文章，在明治思想启蒙时期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在论及“国字”问题的时候，他主张将罗马字作为日本国字的论调，则显得太过激进，完全不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
中江兆民，名笃介，出生于高知城下新町（今高知县），土佐藩藩士中江卓介之子。自幼学习汉学，特别爱读《庄子》与《史记》。1871年，被政府选派赴法国留学，潜心研究史学、哲学和文学，深受法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归国后，他积极倡导自由民权，指导自由民权运动，是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政治家。1904年罹患喉头癌，被医生告知生命仅余一年半。他在与恶疾的苦斗中，以矫健的文笔写出《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两部书稿，后由其学生幸德秋水整理出版，出版后在日本思想界引起轰动。
中江兆民从法国学成归来，开办法文学塾。一天在街道散步，在旧书店偶见一本和汉对译的小册子，其译文纵横自在，毫无艰涩之处。得知译者是汉文名手冈松甕谷，遂执弟子礼，入门受教，汉文水平大有长进。他在汉文上独推冈松甕谷，在《一年有半》中他对冈松评论道：“日本近来的汉文，没有一篇是值得阅读的。他们不甘心做归有光和王遵严的奴隶，而却到了步盐谷宕阴、安井息轩后尘的地步。那种陈腐的气味，使人一读就要头痛。唯有冈村甕谷先生，的确是近代的大作家。他所翻译的《常山纪谈》、《东瀛通鉴》、《纪事本末》、《庄子注释》等书的水平，是其他汉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25]“其取材宏博，自三代秦汉而下及明清，再至稗官野史、方技之书，随意引用无遗。而其所著文章，又所谓字字轩昂，而不失妥帖。”[26]幸德秋水认为此段评语也可用在中江兆民身上，“此语直接用来评论夫子之文亦无不可。先生之学涵盖和汉洋，诸子百家无不研习，随意取用，实在令人惊叹[27]。”
中江兆民在汉文方面颇为自负，曾对唐宋八大家文逐一批点并附加评语。“予之评语，胜于山阳、谢拾遗于万千也。”[28]而且，中江兆民对《史记》特别推崇，他云：“《史记》之文，不拘格法，神气贯连，收放有度，雄浑苍劲，真乃天下至文也。”[29]
中江兆民既通洋学，又通汉学，而且他擅写汉文，作汉诗。中江兆民对当时汉学研究风气的衰退很不满，他说：“近年来，研究汉学的风气衰退，人们都是追求够用就行，所以无师自学的人不少，浅薄和粗糙的现象极多，随时可以看见‘退让三舍’、‘伺人鼻息’、‘一苇带水’、‘旗帜鲜明’之类的词语在报纸上不断出现；而读者也没有觉得奇怪的。这是由于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太繁多，没有闲暇学习汉学的缘故。”[30]
中江兆民认为汉学修养是非常必要的。幸德秋水在《文士》一文中这样记述道：“先生教诲我等曰‘日本文字难道不是汉字吗？日本文学难道不是训读体的汉文吗？不懂得汉字用法，怎么能写文章？擅长写文章者，不可不多读汉文。而且从事洋书翻译者，时常也会为没有适当的译词而苦恼。肆意生造之粗陋文字，接连出现于纸上，不但拙劣不足观，而且令人费解。实际想来，并非没有适当的词汇，而是他们的汉文素养不足。’”而且中江兆民还说：“汉文简洁有力，其妙冠绝世界。泰西文字细致繁复，毫发无漏。然而让汉文精熟者看来，往往觉得行文冗长，令人生厌。”[31]对于汉文言简意赅的风格和丰富的表现力，中江兆民是非常看重和推崇的。
中江兆民喜欢汉诗，特别是杜甫的诗。幸德秋水在《人物》一文中评述道：“先生论诗，必谈杜甫。酒醉后，经常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至于李白，则认为他的确是千古第一诗人，但却不如少陵之真气，恻隐动人。少陵乃慷慨之忠臣，太白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醉汉而已。”“先生喜欢杜诗，但并非仅仅喜欢他的诗，而是敬佩他高尚的人品，正是敬重他的人品，夫子（按：中江兆民）才能成为少陵第二。”“先生飘逸放纵，被酒骂世，表面看来颇有太白之遗风，然其一生凛然而有操守，宛如少陵其人。而且细读其文章，在冷嘲冷骂之间，却藏有至忠至诚之泪，苍凉沉郁，读后让人泣泪，宛如散文式之杜诗。其身世坎坷潦倒，宛如明治之少陵。”[32]
中江兆民主张诗文立意要新奇，反对蹈袭古人，模拟做作。他云：“我常常觉得，中国的诗文，到了宋代以后，不值得一读。毕竟脱不掉古人的窠臼。……生在古人以后，就要在古人开垦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文人的苦心就在这里。……假如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在古人的田地里面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他认为，真山民的诗“构思新颖，注意声调”，“大有类似唐朝诗人的地方”，并指出高青邱的诗“大致好像是从山民的这些地方得到了启发的”，“在构思方面，真正是新颖的，声调却往往能够赶上唐朝的优秀诗人。这不是模仿做作，而是自然类似”。[33]
他对于明治诗坛一些诗人生搬硬套，拾古人牙慧创作汉诗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而对森槐南的诗学颇为赞赏：“森槐南先生的诗学，不仅是日本的诗人，即使是中国的作家，恐怕也没有不尊重的。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凡已读过的，我觉得都是佳作。先生的作品不仅仅构思和措词够好，就切合主题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是煞费苦心的。槐南和宁斋诸君更值得珍视的地方是，不像日本的其他诗人那样，间接从《佩文韵府》那种工具书里去找材料，而像直接从自己的腹中取出来一样。”[34]
他曾经尝试革新汉诗，主张参酌法国高乃依的《熙德》《西拿》，拉辛的《阿达莉》《伊菲革涅亚》以及雨果近来的几部作品，觉得这样去创作汉诗“谅必能使人们的耳目大为之一新”。但是“要想做到字句优雅和纯粹，这是极端困难的”。所以，他曾经打算与森槐南、野口宁斋、本田种竹等人商量此事，而终究未果。[35]
中江兆民自幼熟读经史，赴法留学归来，仍然勤修汉学而不辍，所作汉诗数百，而大多无存。身染重疾，病榻之侧仍有《陶渊明集》与《三国志》，时常翻阅。在病逝前五个月，因为夜间病痛难忍，不能入睡，时有诗思，而诗韵生疏。所以写信让幸德秋水将《诗韵含英》一书带来。后来作《病中二首》，其一云：“残灯吹焰已，凉月伴窗明。病客梦方觉，阴虫三五鸣。”其二云：“西风终夜压庭区，落叶扑窗似客呼。梦觉寻思时一笑，病魔虽有兆民无。”[36]这让人不禁联想起夏目漱石养病期间同样写作汉诗的情景。尽管是洋学者，尽管有时也会对汉学提出各种批评，但其身上深厚的汉学素养，时不时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兆民病逝前的汉诗创作，就是无可争辩的明证。
当时站在接受西学“一线”的启蒙学家福泽谕吉、西周、西村茂树和中江兆民等人都是具有传统汉学素养和西方近代文化知识的社会精英。虽然他们都从某一个方面对日本传统的儒学进行了批判，但是却没有彻底抛弃。自幼接受汉学教育的他们在接受西方新思想、创制西学概念汉字译名的过程中，引经据典，往往将儒学典籍纳入引用之列。通过借助儒学概念，寻找东方学术的理论依据。所以，他们的思维模式都带有明显的儒学印记。他们借助儒学的某些概念宣传“西学”，使两者之间保留和维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合理的接合点。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对日本儒学批判的不彻底性，也为后来汉学的复兴埋下了伏笔。正如王家骅所说的那样：“‘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启蒙学思想运动，是拖着儒学尾巴的儒学批判运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