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纶扉宦梦：黄景昉与晚明政局》序

赵轶峰

政治历史上的晚明，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世间平素雍和景穆的所有制度、关系、观念、品格等等，都被置于极端冲突的情境中，显露出终极的本相。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晚明成为中国历史上受到学术关注最多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对于学术思想者的魅力，亦随之与日俱增。在众多关于晚明的研究论著基础上，今有朱曦林《纶扉宦梦：黄景昉与晚明政局》杀青付梓，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值得细细阅读的新著。

曦林虽属学界新秀，然而其研究黄景昉与晚明史事、文献却已历10年有余。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即以《黄景昉及其著作研究》为题。其后，他又多年持续钻研，不断扩展、深化、打磨，举世所存黄氏著作，网罗净尽，直至如今，方得形成这部40多万字的著作。除绪论、附录之外，书分六章，分别在晚明政治文化语境下考察黄景昉的家世与早年经历、仕宦生涯、为政思想、交游著述、经世思想与《国史唯疑》、甲申之变与《宦梦录》。此书出，中外学术界关于黄景昉其人、其事、其著作的研究，得臻空前完整系统；关于晚明政局的研究，也得进一步深化。

晚明政局由明初政局逐步推演而来，约两个半世纪间种种国内、国际重大事变皆有后果累加其间。最迟抵于万历后期，明朝之趋于崩溃已成定势，非个别人力可以挽回。这种在历史回顾时显而易见的局面对于时人而言，却并非确定，因而崇祯十七年间的庙堂政治，在每况愈下的氛围中，仍然贯穿着力挽时艰的种种努力。黄景昉在这样的时候进入明朝内阁，成为所谓“崇祯五十相”之一，在时代湍流的中心参与了那种努力。所以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的著作与心境，都为我们了解晚明朝政与整个时局变迁提供具体的信息。然而黄景昉是一个儒者，他钻研最深的学问，本是《诗经》。其人和平中正，怀着“以道事君”的理想，忠恳地提供朝政运行的建议，勤谨地履行日常职责，却和大多数儒者一样并不具有力挽狂澜的气魄与狠辣。他所逢际的崇祯皇帝，比明朝中期的绝大多数皇帝都要勤政，本是可以成为“太平天子”的人，却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挣扎中，操切求治，深刻多疑，无人可信，“治术专尚刑名，政体归之丛脞”，终于在有君无臣的孤家寡人境地里国破身亡。这种种逼仄，除了时局推演的外部条件之外，都与明朝庙堂政治体制有关。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将六部九卿的职事纳入皇帝一人乾纲独断的直接统筹之下开始，国家政务中枢的功能就残缺不全了。后来形成的以“备顾问、代王言”、“调和、献替”为主要职事的内阁并不能补足这种体制缺陷。其长期的后果是，文官士大夫这个中国传统国家政治中人数最多的中坚人群在最高决策层面难有作为。仅有的如张居正这样挺身担当的人物，也遭猜忌和死后的清算，留下的是后来阁臣百计规避的前车之鉴。这其实是在朝所有儒者的尴尬。崇祯十七年统治时期，竟轮番任用了五十位大学士。其中除了温体仁那样精心倾轧、导帝深刻的权谋之士，以及孙承宗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少数烈士，大多是揣摩“圣心”，将顺折衷，今人所谓“躺平”的人物，而朋党之争，却又在末世的阴影下依样喧嚣。于是，黄景昉的“以道事君”只能以“不可则止”作为了局。他三度入朝为官，终能全身而退，出处进退之际，识见有过于常人者，此亦不待多言。

儒者人生追求，有立德、立功、立言不同境界。黄景昉遭逢乱世，其德不足溥惠天下，差可俯仰无愧于心；无不世之功，然能苦心孤诣、恪尽职守；一旦归于水边林下，则只有著述一事为其消磨岁月的唯一寄托。这种寄托却也苦涩。因为在退出隆武朝局之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朝彻底地倾覆，耳聆新朝推进的鼙鼓，去追忆正在成为“胜国”的明朝之往事。他的《国史唯疑》和《宦梦录》，是史家力求存真的著述，也是这位成了遗民的大学士心境之投影。他的余生尽皆付诸写作，所成之书却又多难刊刻行世。他的呕心沥血，流离辗转，每归流散，幸而存世者，多为抄本，世人得而读之，也多在隔世之后了。

晚明是个大时代，黄景昉不能说是小人物，即便如此，他在时代的推演中，除了勉力公事，兼以自保，也只剩下埋头故纸，浅吟低唱。这种无奈，对于他的同时代人，并无什么特殊之处，所以也没有什么回响。倒是300多年之后，终于有人在审视他的时代时，逐渐看清了他的经历，甚至看进了他的梦境。如此说来，曦林竟是黄景昉的一个知音了。

曦林家学渊源，秀外慧中，加以勤奋谨严，早在东北师范大学求学期间，我就期其将来大成。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祖武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数年间，师生相得，显有进境。如今读其新作，体例严整，行文凝练晓畅，言有据而说成理，无论于黄景昉其人其事，晚明政局，乃至黄景昉著述版本、流传与价值之剖析，皆洞察幽微，丝丝入扣，游刃有余。读罢掩卷，回味悠长。喜从中来，因有是序。

2022年1月22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