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清修《明史》，入《宰辅年表》者一百六十三人[1]，崇祯皇帝在位十七载，在阁者先后多达五十人，史称“崇祯五十相”。但其中能“克保令名者”，仅“数人而已”[2]，黄景昉即是五十相中少数得以“克保令名”者。黄景昉（1596—1662），福建晋江人，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进士，其仕宦生涯，自编修以迄宰辅，几与天启、崇祯两朝相始终，直至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才被迫乞休。南明隆武元年（1645），唐王以黄景昉“敏慎弘亮，才堪救时”[3]，力聘其复职，但不久知时局无可挽回，遂于隆武二年（1646）八月再次请辞。自此决意终隐，以著述为事。康熙元年（1662）七月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
晚明的中枢政治，承续自嘉靖以降的基本格局，随着士大夫的政治诉求在“大礼议”中遭受挫折，在皇帝绝对权威恢复之下，内阁已然从士大夫政治领袖的角色异化为皇权的高度附庸，特别是在经历张居正时代之后，由于士大夫群体的分裂和党争的悄然兴起，阁臣在任仅能“以柔弱折中为能事，言路纷纷扰扰，难以形成一致的行动方略”，形成了晚明内阁的软熟和难有作为。[4]延至崇祯时期，在即位之初，崇祯皇帝曾有志更始，尝试重用士大夫，然而温体仁枚卜的喧呶和“己巳之变”的兵临城下，使其深感“党势已成燎原”[5]，认为群臣不可具信，外廷不足倚重。而另一方面，在崇祯皇帝锐意求治之下，内外交困的时局却日趋深重，令其本已“急于求治”的心态越发凸显，由操切而转向刻深，对士大夫动则处以严罚。与此同时，阁臣的辅政方式自温体仁入阁后，面对崇祯皇帝乾纲独断的制驭方式，不仅进一步呈现出揣摩迎合以求善保名位，甚至在标榜“孤执不欺”的掩饰下“导帝以刻深”，从而酿成“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6]的政治氛围，直至最终“溃烂而莫可救”。[7]
身处崇祯朝的政治氛围之中，黄景昉自元年入京授职伊始，在十六年的仕宦生涯中，崇祯朝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枚卜阁臣、己巳之变、温体仁秉政、推知改选、召回监视内臣、庚辰特科、黄道周之狱、壬午枚卜、议处白广恩、刘宗周削籍、薛周勒缢等，他或是亲历者，或是参与者。其间，黄景昉不管是任职翰林院、詹事府，还是此后的入预机务，从讲筵启沃、召对问答到票拟谏言，都曾力图补偏救弊于庙堂。但事实上，崇祯皇帝对之既未能尽其言，也未能尽其用。得不到上意的首肯，他所有的为政举措只能是“尽其心而已”，与其少年时所期许的立朝为政当“有补于国家”[8]的理想相去甚远。最终在现实与理想的张力中，由于票拟谏诤违忤崇祯皇帝的旨意，又深感“国家事实难措手，意向倐移，扞格恒生”，在“阙廷望断，补报无繇”的怅惘心情中请辞归里。[9]黄景昉晚年在回顾其崇祯朝的经历时，自我评价为“斤斤循职”[10]，这既是事实，也是无奈。
然而，面对晚明的社会危机，救世已然成为士大夫共同的时代论题，在庙堂失意的黄景昉，将其经世的主张转向史事的研究，希望从本朝过往的经验中寻求借鉴，探求走出时局困境之道，并陆续撰成《读史唯疑》《国史唯疑》等考史之作。不幸的是，在黄景昉辞官后不久，北京陷落，随后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也在风雨飘摇中相继覆灭。黄景昉的晚年，归隐乡里，专事著述，也尽己所能致力于泉郡社会的维系和重建，但在鼎革后局促的政治环境中，带着对胜朝的追忆和无限的痛惋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而他的著作也因谋刻未果，儿孙辈未能传其志业，在其病逝后散佚殆尽，虽经其弟子努力搜寻，也仅得数种而已。
作为崇祯阁臣群像之一，黄景昉的仕宦经历，除了乡邦文献外，不管是在官修《明史》，抑或时人的记载中，均非中心人物。近年来，随着《国史唯疑》的整理出版，因书中丰富的史料记载，渐为学界所重视，黄景昉也由此受到关注。[11]但迄今为止，多为直接征引书中内容，对该文献本身则鲜有专门的研究，而关于黄景昉更多的是对其生平的梳理介绍，他具体的仕宦经历、著作的存佚情况尚乏系统爬梳考证。虽然黄景昉在晚明时局中未以政显，却是切身经历了一朝的政治变迁，并长年任职于明廷中枢，而在他的存世著作中恰有一部分是直接记述其在天启、崇祯年间及南明隆武时期的经历见闻，对于深入研究崇祯朝政局及明清鼎革之际史事，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因此，系统地梳理还原黄景昉的生平，挖掘其著作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呈现崇祯朝纷繁的时局，补正明季史事的阙漏，也对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制度史、史学史有所助益。
一 学术史综论
对于黄景昉及其著作的关注，除了各类官私史书之传记外，揆诸文献的记载，最早可溯源自明清之际。顺治初年，黄景昉的同乡好友林胤昌[12]为《屏居十二课》作跋，盛赞其“作事立言皆不愧古人”，有“叶文忠之广大，而兼李文节之狷洁”，但“惜其用之未竟也”。对于二人同讲的“旦气之学”，则佩服黄景昉能“童而习之，老而不衰”的进行“躬践”。[13]
康熙年间，闽中后学黄晋良在《国史唯疑序》中回顾了他“趋侍瓯安馆”的经历，对书名的“唯疑”之义，解释道：“夫‘唯’也者，受而不辞也；‘疑’也者，俟诸人惧偏也。”并认为该书立论高于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和何乔远的《名山藏》：“《弇州史料》，凡例不同，犹疑孤愤，间涉轩轾，料焉而已。何氏《名山藏》，苦心详略，亦或百一存疑，藏焉而已。唯疑之义，殆为此欤？”同时，他还指出该书最能反映黄景昉寄寓胜朝之情：“所留连往复于本朝之故，一切寄意于单辞尺牍中，其文约，其旨该，莫此书为盛。”[14]
至乾隆时期，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篇中介绍了黄景昉的《国史唯疑》和《宦梦录》[15]。全氏因黎士宏言《国史唯疑》有“一尺许”，而其所借抄之范光阳本只有四册，即认为“殆亦非足本也”[16]，自是也引发了后世关于十二卷本《国史唯疑》是否为足本的讨论。而对于《宦梦录》一书，全氏在《题宦梦录》一文中肯定其史料价值，称“黄太穉《宦梦录》言魏藻德之骤进，由于冯铨，其言足补《明史》”，但也批评黄景昉因与李建泰相善，而过誉李氏为“失人”。然而，全氏在文中对景昉的评价也有不妥之处，如称“太穉颇讥兴化受督师之命而惰，然兴化之才远在太穉之上。其督师非惰也，实当事不可为之时耳”[17]，则有失考证。
稍后，吴骞、吴寿旸父子在《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中介绍了所藏《宦梦录》的基本情况，并迻录了高兆、徐釚的跋文。[18]而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则著录了黄景昉的《屏居十二课》，认为该书“皆其所自警之词”，并转录金淳的跋文，指出读此书即可知景昉之为人：“此徐虹亭太史钞白藏本，晋江相国为崇祯五十宰相之一人，入阁年余，急流勇退，读其自课，可想见其人矣。”[19]
迄于清季，傅以礼在《华延年室题跋》一书中亦著录了黄景昉的《国史唯疑》，但由于受全祖望的影响，认为四册十二卷本的《国史唯疑》“殆即全氏所云节钞之本”，并对《国史唯疑》的成书时间及是否为足本论道：“书中纪有明一代事实，起洪武迄崇祯，逐则胪列。于治乱得失，直书无隐，盖成书在易代后也。惟无一语及国变后事，其非足本，即此可证。”[20]自全、傅相因之后，十二卷本是否为足本的问题也成为讨论《国史唯疑》时的重要议题。
民国初年，缪荃孙多次校勘《国史唯疑》，并与一时友人相互讨论，沈曾植在致书缪氏时曾谈及黄景昉的学术倾向及《国史唯疑》版本情况，称：“黄景昉《国史唯疑》，谈掌故是叶文忠一派，书十二卷，公曾见之否，可刻否？向似未见刻本也。”[21]与此同时，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也著录了《国史唯疑》各卷标题和每卷条数。[22]倡修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不仅著录了黄景昉的《国史唯疑》《宦梦录》，并且《鹿鸠咏》《瓯安馆诗集》《屏居十二课》等书，也分别撰写了提要。但其中除了《鹿鸠咏》和《屏居十二课》的提要对著作本身进行梳理评价外，其他著作的提要多是直接抄录前人的序文和跋文。不过该《提要》的著录也说明，迟至民国年间，《鹿鸠咏》《瓯安馆诗集》等书在大陆尚能觅得。
具体于黄景昉的著作，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史唯疑》一书，孟森于1934年8月所撰的《传钞本黄景昉〈国史唯疑〉跋》堪称晚近对该书研究的首出之作。他认为《国史唯疑》：“编次非随意为之，不及崇祯朝者，崇祯朝无实录，无国史可‘唯’与‘疑’也。国变以后更不必言。观其所命名，即限制了然，本非泛记时事之作也。”其观点恰与全祖望、傅以礼二人相反，认为十二卷本的《国史唯疑》即为足本。同时，孟森对黄景昉的评价亦较全祖望中肯，称：“（黄景昉）和平中正，不榜门户……盖所与皆善类，所防杜者用奄。其人其文，无可非难。”而对于书中的记载，孟森指出“遗闻逸事足补史传者极多，故自可贵”，复将该书的内容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万历以来为“所见世”，正德、嘉靖为“闻见世”，弘治以前则为“传闻世”，其中“传闻之世，好记异闻，未必尽确”[23]，并举出潭王、王守仁和戚继光的例子加以辨正。
谢国桢虽然在初刊本的《晚明史籍考》中著录了《国史唯疑》和《宦梦录》，但未作评论，仅标注了所见之版本、馆藏地，并部分过录了两书的序跋。[24]直至1964年增订《晚明史籍考》时，刚主先生始对《国史唯疑》另加着笔，他指出该书卷十二《补遗》的史料价值尤高：“通记历朝人物遗事，后半卷专记闽事，文字简括精练，摭拾旧闻，兼抒己见，对于当时人物，颇加评骘。其记嘉隆以来社会风俗，经济状况，如所述福建、广西为征播助饷。闽粤商人至海外经商，一鸽鸟可获二十金等条，颇裨异闻。”这一看法，与孟森认为该书后半部分专记黄氏之见闻，尤具价值相近。同时，他也赞同孟森对黄景昉的评价，并接武其说，云：“唯景昉一生为人束身自好，在明代身居显位既不傍依门户，入清后杜门不出，又恐触忌讳，慄慄自危。”[25]此外，张宗祥在《铁如意馆手抄书目》中著录了其所见版本的《国史唯疑》之卷数、册数[26]；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则介绍了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旧抄本《宦梦录》，并摘录了部分序文。[27]
至20世纪80年代，南炳文、李小林主编的《明史研究备览》中也对《国史唯疑》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所记嘉靖、隆庆以来社会经济与民情风俗状况，颇具价值。”[28]随后，熊德基在历经数十年的搜集后，将《国史唯疑》整理点校，并在《前言》[29]部分，依据《檗谷黄氏家谱》的记载，梳理了黄景昉的生平及著作情况，迄今仍是研究黄氏生平的重要论著。另外，熊先生还从版本、成书时间和取材三个方面对《国史唯疑》进行了探讨，他赞同孟森的看法，认为十二卷本《国史唯疑》即为足本，但也主张：“这个问题仍有细加探讨的必要。”[30]并提出傅以礼跋文中所谓《国史唯疑》成书于“国变”后的看法恐不确切，应是“脱稿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入北京之前”。同时，他还指出《国史唯疑》的取材不限于实录，而是参考了包括残存的陈于陛所修《国史》在内的诸多史料。但熊先生也有武断之处，如认为《宦游录》[31]也是“成书于‘国变’之前夕”[32]，则是由于未见原书，过分推断之误。
近年来，关于黄景昉及其著作的研究，有杨艳秋的《〈国史唯疑〉双云堂抄本传藏考略》，该文通过对天一阁所藏双云堂本《国史唯疑》传藏过程的考证，指出该本是由范光阳双云堂本及其后人范邦堂补抄本组成，并对该本入藏天一阁的时间、经过进行了考辨。[33]赵万里在《明人文集题记》中重刊早年所作部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鹿鸠咏》一书作了简要介绍。[34]此外，如林金水的《利玛窦与福建士大夫》提及黄景昉曾与利玛窦有过往来，但具体行文中则未见详述；[35]而其《何乔远与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一文，则论及黄景昉与何乔远的交游情况。[36]黄一农的《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在考证《铎书》阙名序文时，曾梳理了黄景昉在天启、崇祯年间的仕宦经历，并论及他和韩霖的关系及其对天主教的态度。[37]高春缎的《何乔远之品德与事功》则谈及黄景昉对何乔远的评价。[38]李文玉的《崇祯五十相研究》在对崇祯朝阁臣群体的研究中，亦间有涉及黄景昉的政绩。[39]
另外，通过对黄景昉著作征引情况的梳理，大陆各类期刊、硕博学位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明确注明征引黄景昉著作的大约在500篇左右[40]，主要集中在《国史唯疑》一书上，对《宦梦录》《馆阁旧事》的引用则相对较少，其余黄氏著作更是罕有征引者，且这些研究的主题大多围绕明代制度史、政治史及特定人物展开。相对于大陆学者，因馆藏的便利，台湾地区学者[41]曾分别引用过《瓯安馆诗集》[42]《鹿鸠咏》这两本大陆稀见的黄氏著作，但其余学者的征引则仍然集中于《国史唯疑》上。由此不难看出，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学者对于黄景昉著作的关注主要还是在《国史唯疑》一书，其他著作近年虽渐有涉及，但仍为少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黄景昉的生平，通过对《檗谷黄氏家谱》《宦梦录》《国榷》《明通鉴》《南明史》《福建通志》《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等书的整理，并与《明史·黄景昉传》[43]进行比对后，可以发现黄景昉身仕天启、崇祯两朝，居官历编修、中允、侍读、谕德、庶子、侍讲学士、少詹事、詹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并曾任乡试主考官，经筵日讲官，实录、会典总裁等官，而《明史》本传的记载不仅内容较为简略，且多有遗漏、不确之处。并且迄今也尚未有文献或论著能翔实地反映黄景昉的生平，故仍有必要对其生平进行系统的考证梳理。
而关于黄景昉的著作，在《屏居十二课·著书》[44]及其为族谱所作的《睦宗十二志序·宗才志》[45]中他都曾有过自述，但经检阅国内外各主要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馆藏目录、数据库等[46]，已知存世的黄氏著作仅有《国史唯疑》《瓯安馆诗集》《古今明堂记》《馆阁旧事》《读史唯疑》《鹿鸠咏》《宦梦录》《刻黄太穉先生四书宜照解》《新镌三太史评选历代名文凤采文集》。[47]近年来随着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除《国史唯疑》《瓯安馆诗集》[48]已整理出版外，《宦梦录》收入《罗氏雪堂藏书遗珍》《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馆阁旧事》收入《中华再造善本》、《鹿鸠咏》收入《明别集丛刊》第五辑、《屏居十二课》[49]（附《夜问九章》）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这些著作内容丰富，不仅有助于爬梳考证黄景昉的生平及思想，对于明清之际史事的研究也颇具价值。
二 研究思路与框架
通过以上的梳理，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学界有关黄景昉及其著作的研究尚显薄弱，既有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并且随着晚近新史料的问世，许多此前未涉及的问题也有待拓展。其中尤以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关于黄景昉的生平，迄今学界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为主，尚未有论著进行细致的考证，并且由于明清之际文献记载的舛误丛杂、详略不一，在具体研究时往往要面对前后抵牾的问题，以故仍有必要在充分利用黄景昉著作的基础上，参酌相关文献，考证还原其生平。同时，通过对《檗谷黄氏家谱》的爬梳，可以发现在黄景昉科考、仕进、归隐的不同历程中，均离不开家庭的濡染、学术的传授及黄氏家族奠基乡里的人际网络，个中细节的梳理有助于全面呈现黄景昉学宦的一生。
其次，在崇祯年间的政局中，黄景昉能够久任于庙堂之上，并最终得以“克保令名”，驰驿归里，其具体的仕宦经历、施政举措及其事君思想、为政思想，尚有待进一步厘清。特别是随着嘉靖“大礼议”以降内阁在庙堂政治中角色的嬗变及崇祯皇帝乾纲独揽的“威权政治”背景下，黄景昉的辅政实践，尤应加以关注。
最后，对于黄景昉的著作，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史唯疑》一书，其中除了在十二卷本是否为足本、成书时间及双云堂抄本传藏等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外，其他多属介绍性质，对该书的史料来源、著述思想、撰述目的、撰著原则与方法等方面则尚缺乏系统的研究。至于黄景昉的其他存世著作，至今尚未有论著进行研究。此外，对于黄景昉著作的存佚情况，也有必要进行全面的访查梳理，以为学界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
有鉴于此，本书的研究将主要围绕黄景昉及其著作这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章，在系统利用《檗谷黄氏家谱》的基础上，梳理黄景昉一系在明代的传衍、发展，还原黄氏家族由匠转儒，到家世业儒，再到形成科举家族的过程，并着重厘清黄氏家族的学术传授、人际网络。与此同时，结合黄景昉的自述及相关文献，呈现其幼承庭训、弱冠登科、结社乡里、久困场屋的早年经历，由此反映其登第前的家庭教育及奠基乡里的个人交游圈。
第二章，是对黄景昉仕宦生涯的考证还原。黄景昉自入仕以后，其余生几乎与政治相伴，不仅经历了天启、崇祯两朝的宦海浮沉，又短暂出仕南明隆武政权，甚至晚年也是在鼎革后“文网多繁”的政治高压氛围中度过。本章通过对黄景昉《国史唯疑》《宦梦录》《馆阁旧事》《鹿鸠咏》《瓯安馆诗集》等著作的梳理，结合《明史》《国榷》《崇祯长编》《崇祯实录》《罪惟录》《石匮书后集》《烈皇小识》《三朝野记》《檗谷黄氏家谱》等文献，辅之以相关时人的记载，考证还原黄景昉从登第入仕到决意归隐的“政治人生”，并对过往文献中记载的舛误，进行辩证澄清。
第三章，旨在探析崇祯朝政治嬗变中黄景昉的为政思想及实践。崇祯朝的政治生态，既有承续自嘉靖“大礼议”以降中枢政治变迁的格局，亦有因内忧外患及崇祯皇帝个人性格形成的政治文化。在梳理崇祯庙堂政治变迁与阁权空间的基础上，结合黄景昉的仕宦生涯及其自述，厘清其事君思想及辅政理念，从个案的角度，呈现“有君无臣”的崇祯朝，阁臣的为政举措和施政空间。
第四章，主要围绕黄景昉的著作及交游情况进行分别考述。对于黄景昉的著作，本章将在细致查访的基础上，逐一考察其著作的存佚情况，并分为大陆见存及其他见存两个部分，对《屏居十二课》（附《夜问九章》）《纷纭行释》《古今明堂记》《馆阁旧事》《瓯安馆诗集》《鹿鸠咏》《读史唯疑》等存世著作的内容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题跋、提要、评论，略述各书的史料价值。而关于黄景昉的交游，通过对其著作的爬梳，区分为师门之谊、闽地乡情、宦途同道、举业门人四大类，细述各人之间的往来情形，呈现其不同时期的交游圈，以作为黄景昉仕宦生涯的补充。
第五章，则着重于《国史唯疑》一书的研究。黄景昉所处的时代，士大夫面对朱明王朝空前深重的内忧外患，如何救世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从本朝史事中探求走出时局困境之道，则是史以经世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在经世思潮影响下，传统的实证史学风气也随之在晚明盛行。《国史唯疑》的结撰即凸显了黄景昉在这两方面的宗旨。本章将以社会史与思想史、史学史相结合的视角，通过对《国史唯疑》的文本细读，探析其经世史学思想及撰著宗旨，并在对比多种官私修撰的明代史书及文集、方志、碑传等基础上，考证归纳《国史唯疑》的史料来源。同时，结合黄景昉的自述、著作、现存馆藏版本、明清之际史家著录情况以及前人研究成果，重新考察十二卷本《国史唯疑》是否为足本的问题。
第六章，将聚焦于黄景昉的仕宦自述《宦梦录》一书。通过梳理黄景昉的自述、《宦梦录》自序、现存版本、相关序跋及后人所作之提要，厘清该书的成书时间、流传情况，澄清熊德基先生提出该书著于甲申之变前的观点。并以《明史》为主要参照，结合明清之际史书及时人文集、笔记等文献，考辨《宦梦录》的相关记载，以呈现该书在明清之际史事研究上的独特价值。
另外，本书附录分为《檗谷黄氏家族世系表》《黄景昉生平年表》《黄景昉存世著作及其馆藏地》《抄本〈鹿鸠咏〉整理》四个部分，以期能为学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帮助。
三 资料概述
本书以黄景昉及其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所身处的明清鼎革之际，存世至今的文献宏富、种类繁多、记载庞杂，全祖望就曾说“明野史凡千余家”[50]，并且由于这些作者“家期马班，人各操觚，但凭传闻”，间有“断烂不完，或抄写舛谬”，导致史事的记载存在前后抵牾、评价不一的情况，因此谢国桢即指出，对于明季史事“须合观数人所著之书，而后得其全”“凡数书所记略同，且由身历目验者，其说较确”。[51]本书所据史料，以黄景昉著述为核心，在参酌同时人的记载、“明实录”、官私修撰的明代史籍、文集、笔记、地方志、谱牒等文献的基础上，以期能“折衷众说，以归一是”，兹撮要略述如下：
其一，黄景昉的著作。现存世的黄景昉著作《国史唯疑》《宦梦录》《读史唯疑》《屏居十二课》《夜问九章》《馆阁旧事》《鹿鸠咏》《瓯安馆诗集》《纷纭行释诗》等书，内容不仅涉及黄景昉的生平、思想及其经历的鼎革之际史事，而且通过对《国史唯疑》《宦梦录》等书的文本细读，亦能反映其撰著之目的及与晚明经世思潮的互动，是本文的核心史料。此外，黄景昉为他人著作所撰写的序文，如《赵文毅公集序》《刘见初先生集序》《何镜山先生奏议序》《凌义渠奏牍序》《方密之激楚序》《三山论学记序》等，对于本书的研究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二，各类黄景昉著作的序、跋及提要。如林胤昌的《屏居十二课跋》、黄晋良的《国史唯疑》抄本原序、高兆和徐釚的《宦梦录跋》、全祖望的《国史唯疑跋》《题宦梦录》、傅以礼的《国史唯疑跋》、傅增湘的《国史唯疑跋》、孟森的《传钞本黄景昉〈国史唯疑〉跋》、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台湾“国家”图书馆编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汤蔓媛撰辑的《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等。这些序跋、提要不仅涉及黄景昉著作的成书时间和流传状况，亦间有对其思想、为政取向及著作内容的评论。
其三，谱牒、方志史料。《檗谷黄氏家谱》是黄仙举一系的家乘，该谱不仅详细记载了黄氏一族的传衍和发展，而且对黄景昉生平记载之翔实尤为现存诸书之最，是梳理黄氏家族及考证黄景昉生平的重要参考文献。同时，《家谱》中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如黄景昉所撰的《睦宗十二志序》《祧祀议》及《参祧祀悯》。在地方志文献方面，本书涉及的省志有何乔远《闽书》、康熙《福建通志》、乾隆《福建通志》、同治《福建通志》和民国《福建通志》《福建通纪》，府志有乾隆《泉州府志》，县志则有乾隆《晋江县志》和道光《晋江县志》，合计九部方志。这些方志虽然存在后代照搬前代的情况，但对于考证梳理黄景昉的生平、交游及家世仍有参考价值，特别是乾隆《泉州府志》、乾隆道光两朝的《晋江县志》，还保存一些已经散佚的黄氏著作的内容。
其四，“明实录”、官私修撰的明代史籍及时人的文集、笔记。“明实录”，为黄景昉《国史唯疑》所疑之核心文献（其中包括明万历年间陈于陛等所修“国史”），因此，明代的历朝实录是本书研究《国史唯疑》所必须依据的核心史料之一。官、私修撰的明代史籍，包括《崇祯实录》《明□宗□皇帝实录》《崇祯长编》《明史》《明史稿》《明会典》《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南疆逸史》《罪惟录》《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思文大纪》《春明梦余录》《山书》《烈皇小识》《三朝野记》《东南纪事》《明通鉴》等，由于《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及七年六月、崇祯朝及南明诸政权皆无实录[52]，而这些史籍均是研究明清之际史事的重要参考文献，并且各书还散记了与黄景昉有关的事迹，既提供直接之史料，亦能起佐证之作用。其他时人的文集、笔记亦散记着与黄景昉相关的记载及评价，如蒋德璟的《敬日草》《悫书》、吴甡的《柴菴疏集》《忆记》、骆日升的《骆先生文集》、黄道周的《黄漳浦集》、郑之玄的《克薪堂文集》、钱士升的《赐余堂集》、姚希孟的《文远集》、张镜心的《云隐堂文集》、揭重熙的《揭蒿庵先生文集》、曾异撰的《纺授堂文集》、陈龙正的《几亭全书》、金日升《颂天胪笔》、杨士聪的《玉堂荟记》、李清的《三垣笔记》、史惇的《恸余杂记》、周亮工的《赖古堂集》、陆世仪的《复社纪略》等。并且像杨士奇的《东里文集》、金幼孜的《北征录》、李贤的《古穰集》、祝允明的《野记》、王世贞的《史乘考误》《嘉靖以来首辅传》、郑晓的《吾学编》、陆容的《菽园杂记》、于慎行的《谷山笔麈》、朱国桢的《涌幢小品》等，皆是《国史唯疑》的史料来源，对该书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1] 关于明代内阁大学士人数的讨论，如王其榘、谭天星、王天有、田澍、洪早清等学者都曾有过考证，但因各自观点不同，在统计时人数略有差异。本书仍循《明史·宰辅年表》所列人数，共为163人。
[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51《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506页。
[3] （明）陈燕翼：《思文大纪》卷3，《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99册，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4] 参见赵轶峰《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
[5]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21“崇祯二年闰四月戊寅”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332页。
[6] （清）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烈皇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页。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4《赞》，第335页。
[8] （明）黄景昉：《宦梦录》卷1，罗振玉辑《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9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74页。
[9] （明）黄景昉：《宦梦录》卷4，第287、289页。
[10] （明）黄景昉：《端揆征》，《馆阁旧事》附录，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11] 如陈时龙在《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就说：“笔者对这一问题（明代科举制度下地域与经学之间的关联）的关注，始于读到明末大学士黄景昉《国史唯疑》中的一段话。”（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2] 按，据其跋文可知林孕昌（林胤昌，避清世宗讳）长黄景昉一岁，生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卒年据乾隆《泉州府志》在顺治十四年（1657），享年六十三岁。故此文必定撰于黄景昉退隐之后，林孕昌病逝之前。其生平详见郭庚武、黄任、怀英布等纂修（乾隆）《泉州府志》卷44《林孕昌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册第465—470页。
[13] （明）黄景昉：《屏居十二课》，罗振玉辑《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9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347页。
[14] （清）黄晋良：《〈国史唯疑〉抄本原序》，（明）黄景昉《国史唯疑》卷首，陈士楷、熊德基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5] 《宦梦录》又称《自叙宦梦录》，为引用之便，本书统一称《宦梦录》。
[16] （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29《国史唯疑跋》，《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7页。
[17] （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29《题宦梦录》，《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340页。
[18] （清）吴寿旸辑：《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2，郭立暄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19]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25，《郑堂读书记》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604页。
[20] （清）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卷上，主父志波标点，杜泽逊审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21] 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22]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二《杂史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3—304页。
[23] 孟森：《传钞本黄景昉〈国史唯疑〉跋》，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14页。
[24]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1、5，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25]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1，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5页。按，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谢国桢对《宦梦录》的著录一仍其旧，仅过录了吴寿旸、高兆、徐釚和全祖望的跋文。
[26]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张宗祥文集·铁如意馆手抄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27]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28] 南炳文审订，李小林等主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7页。
[29] 按：熊德基先生的《〈国史唯疑〉序言》写成于1987年5月。
[30] 熊德基：《〈国史唯疑〉序言》，（明）黄景昉：《国史唯疑》，第5页。
[31] 按，《宦游录》当是《宦梦录》之误。
[32] 熊德基：《〈国史唯疑〉序言》，黄景昉《国史唯疑》，第6页。
[33] 杨艳秋：《〈国史唯疑〉双云堂抄本传藏考略》，《汉学研究学刊》2012年10月，总第2辑。
[34] 赵万里遗著：《明人文集题记（三）》，《文史》2001年第1期。
[35] 林金水：《利玛窦与福建士大夫》，《文史知识》1995年第4期。
[36] 林金水：《何乔远与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晋阳学刊》2018年第1期。
[37] 黄一农：《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兼论历史考据与人际网络》，《文化杂志》（澳门）2000年第40—41期。
[38] 高春缎：《何乔远之品德与事功》，《德行教育与军事专业伦理学术研讨会》，2003年8月。
[39] 李文玉：《崇祯五十相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6年。
[40] 此数据为2021年9月的数据，以中国知网文献、期刊、硕士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提供的参考文献为准。
[41] 如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12月）、邱雯惠《晚明的舆论——李三才个案之研究（1593—1623）》（硕士学位论文，中央大学，2005年）、萧意茹《明代西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1年）等。
[42]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随着福建师范大学陈庆元教授对黄景昉《瓯安馆诗集》的点校整理，不管是他的《曹学佺生平及其著作考述》（《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还是他指导的学生于莉莉《石仓烟景自风骚——曹学佺后期家居文学活动考论》（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7年）、魏宁楠《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9年）都关注并征引了黄景昉的《瓯安馆诗集》。
[43] 《明史·黄景昉传》为研究黄景昉最基础的文献，并且作为正史，影响超过其他的史籍，因此将《明史·黄景昉传》作为对比的依据。
[44] （明）黄景昉：《屏居十二课·著书》，第343—344页。
[45] 《檗谷黄氏家谱》不分卷《睦宗十二志序·宗才志》，檗谷村村委会藏清光绪二十六年长房家乘钞本复印本。
[46] 代表性的书目、数据库有：《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四库系列”、“明别集丛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以及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中研院”图书馆、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目录、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等。
[47] 按，此处现存著作为笔者能明确知道其所藏地，且通过相关机构检索，能够提供该书准确典藏号、索书号者。其中除了已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者外，《刻黄太穉先生四书宜照解》仅有清刻本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瓯安馆诗集》仅有清刻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读史唯疑》仅有清抄本藏于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并且这几种著作大陆均未见收藏著录者。另外，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著录现存清抄本《读史唯疑》十六卷（清陈步蟾跋），而黄景昉自述其《古史唯疑》亦为十六卷，这两种著作名称仅一字之别，且卷数相同，《读史唯疑》在内容上亦以明以前之古史为主，故笔者推测二者可能为同一著作。此外，关于黄景昉存世著作的主要内容及馆藏情况，可参见本书第四章及附录三。
[48] 按，《瓯安馆诗集》现存世的仅有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刻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和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均是据日本内阁文库本影印，但该书迄今尚未有机构正式出版印行。陈庆元教授整理的《瓯安馆诗集》所据底本即是该刻本的影印本。
[49] 《宦梦录》书后附有《屏居十二课》，该版本的《屏居十二课》与《丛书集成》本所据砚云甲编本略有不同，且该本之后附有林胤昌跋，为砚云甲编本所无。
[50] （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44《与卢玉溪请借钞续表忠记书》，《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705页。
[51]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第4、11—12页。
[52] 谢贵安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崇祯及南明实录已不属于《明实录》之列。因为崇祯死后，明朝灭亡，未来得及为崇祯修《实录》，他身后所修的两部实录及一部长编都是清人追纂，无复实录原意，南明诸朝非明朝正传，且所修实录多残缺或散佚。”（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所以像《崇祯实录》《崇祯长编》《明□宗□皇帝实录》虽属官修，但已不具有实录原意，乃清初明史馆为修《明史》而纂辑。且《崇祯实录》只是简单记述崇祯朝十七年间的史事；《明□宗□皇帝实录》只记天启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崇祯长编》只存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