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侠？

《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1]认为与儒生并列的游侠，是危害国家的五种蠹虫之一，其特点为“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2]。《韩非子·八说》篇则云：“弃官宠交谓之‘有侠’。”[3]这样的结果是导致“官职旷也”，国家法令不行。这里指出了游侠的三个基本特征：以武犯禁、弃官宠交、肆意陈欲。

以武犯禁，即仗着武力违反国家法令。比如聂政，当众之下刺杀韩相；又比如郭解私铸钱币，盗掘坟墓。这说明侠群体从一开始就有对抗规则的一面，即侠客的反抗性。

弃官宠交，“宠”的意思是推崇、亲近，“交”是结交，即所谓结党营私。《史记集解》在解释“任侠”时，引用曹魏注家如淳注：“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4]这是说侠一方面互相信任依仗，以彼此是非为是非，而不顾国法；另一方面有一定的势力，能够“力折公侯”。需要指出的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侠本身是否具备“武功”或“异能”，并不是必要因素。司马迁列举的上自“卿相之侠”如战国四公子，下至布衣之侠如郭解等人，皆无武功或异能。当侠从史传进入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后，异能的重要性才逐渐上升。

肆意陈欲，是说侠客们能更自由地超脱社会规则束缚，尽情宣泄自己内心的欲望。侠的本质，是对规则的反叛与疏离，故能冲破礼法束缚。且由于游侠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贵家子弟，有更好的物质基础，故在生活中多纵性使气，铺张享乐。这种行为遭到了韩非子的严厉批评，他认为：“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5]侠与乱并列，都是陷国家于危难的原因。而在后世文学作品中，侠客肆意陈欲的生活方式，却多被视为其魅力的一种表现，并加以渲染美化。最终形成了豪奢不羁、仗义疏财的行为特征，丰富了侠的定义。追求美好事物、满足个体欲望，是人的本能之一。古代文人长期笼罩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束缚下，以礼教压抑欲望。这让他们对侠客们自由不羁的行为产生了羡慕之情。他们往往将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当作自己的理想投射，并将之浪漫化，加以辞藻，饰以想象，以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补偿。因此，后世人在定义及塑造“侠”时，或多或少也加入了对“肆意陈欲”生活方式的想象。斤斤计较于金钱，称薪而爨、数粒乃炊者，是不大可能被称为侠的。

除以上几点外，定义一个人是否为“侠”，某行为是否为“侠行”的最重要标尺，还是侠客之“道”。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序》中指出了侠及其行为的正面价值：“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6]这段话即是对先秦-汉游侠群体特质的总结，也为后世之侠订立了行为准则，垂范千古，影响深远。而其中又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内涵。

1.重诺轻生。“重然诺”是侠客的最高的美德之一。指一旦许下承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而所谓轻生，强调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履行自己的承诺，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刺客列传》中聂政等人，皆因对“知己”的承诺，而不惜孤身赴险，肝脑涂地。这一点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作品。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李白《侠客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不仅将“重然诺”视为游侠的典型特质，加以凸显，并且强调了为之可能付出的代价，有生死之别，五岳之重。戏曲小说中亦是如此。关羽“千里走单骑”，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程婴杵臼“万死存赵孤”，都通过信守承诺的艰难，强调了一诺之重，也凸显了人物的牺牲精神。

2.赴士之阸困。游侠们承担起私力救济的责任，帮助那些受到欺压和不公待遇的人们。大侠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冒险脱季布之困。郭解年长后“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赈济弱小，不图回报，也成为游侠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后人在记录侠客言行或塑造侠客形象时，都会着力表现这一特质。如《汉书》所记闾里侠魁原涉，“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他主动去丧母的贫士家吊唁，并帮其筹备了丧礼。《魏志》中孙宾硕救助被奸臣迫害的名士赵岐。孝子鲍出斩杀恶匪，救出母亲的同时，还救出了一同被囚的老妪。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为，体现出个体对于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感，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而独具光彩。同时，侠对弱小者的赈济，也符合了下层人民对于私力救助的渴求。在法制不完善的古代，特权往往凌驾于正义之上，弱势者利益很难得到保证。因此，人们渴望“侠”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只有符合了这一期许，侠的形象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在后世文学作品中，“侠”扶危济困的特质被反复书写，并成为侠客形象中最不可或缺也最光彩照人的元素。《水浒传》中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拯救金翠莲父女；《七侠五义》中展昭大破金龙寺，拯救了萍水相逢的包拯；皆是如此。司马迁之后，人们认可的侠客特质不断变迁。“以武犯禁”“肆意陈欲”等条目，在有的时代被忽视或特意隐去，而“扶危济困”这一条，则始终在侠的标准中占据着侠核心地位，可见人们对其的认可。

3.不矜其能，功成身退。比如朱家，在拯救豪杰数百人后，“终不伐其能”“诸所尝施，唯恐见之”，郭解在为洛阳仇家调解纠纷后，连夜而去，原因是不愿“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都体现出施恩不图报的优秀品德。

确立侠的上述行为准则后，司马迁将“盗匪”与“游侠”群体做出了明确分割。《游侠列传》先详叙朱家、郭解等人事迹，再列举了“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指出“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那些对抗国家法令、结党营私、肆意享乐者，是居于民间的大盗，配不上侠客之称。“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可见道德因素在侠定义中的重要性，如果不符合“道”，哪怕拥有势力和名望，亦不可被称为侠。

这种定义也被后世所接受。荀悦在《汉纪》中也曾对侠的特点作出总结：“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7]

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8]所谓义，即“救人于厄，振人不赡”[9]等道德因素，这才是侠的根本。

需要补充的是，节义等道德要求外，《史记》还总结出了侠的另一特点：即对名誉的极致追求。这一点不能以“道德”笼括之，而包含了下位者对青史留名的强烈渴望，实现个体价值的不懈追求。而与儒家建功立业不同，这种对“名”的追求，往往包含着对生命的舍弃，因而具备了牺牲精神和悲剧之美，格外打动人心。如豫让临死前要求赵襄子脱下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完成象征性的刺杀；又比如田光因太子丹怀疑他会泄密，故自刎以全节侠之名。最典型的要数《刺客列传》中高渐离段落。刺秦行动失败后，秦皇搜捕太子丹余党。高渐离隐姓埋名，在赵县作 “佣保”。他本可以抛下过往，就此了此残生，直到有一日，听到主人家有人击筑。悲声慷慨，点燃了他心中未凉之血。高渐离久久彷徨，忍不住出口点评筑声之善恶。一句点评，意味着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此时他仍有退路，可以继续逃亡，继续混迹在“俑保”之中，逐渐消磨自己的锋芒。但他选择了相反的道路。高渐离回到住处，拿出了隐藏已久的筑和华丽的衣服，盛装出场，弹奏一曲。这个“易装”的举动，充满了象征意义，他选择放下了“久隐畏约无穷时”的逃亡生涯告别，而重新做回一位“刺客”，走上刺杀秦皇的不归之路。与荆轲刺秦时不同，此时四海统一，刺杀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但他依旧要走完这样的“必死之旅”。既是为了荆轲等故人的遗志，也是一次对自我名誉与尊严的成全。

聂政的故事也是如此。他为了不连累自己已出嫁的姐姐，刺杀侠累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以极其残忍的形式，自毁容貌，掩盖身份。而他姐姐知道后，又千里赶到韩国，在集市上认尸。她自知，这一认的结果，是自己也会受到株连。但她并不畏惧，因为她知道，“名”对于一位刺客，意味着什么。他们抛掷生命，牺牲血肉，只为了自己的名字能在世上流传。如今，聂政为了亲情，舍弃了侠客最重视的“名”。她又怎会因为“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最后，二人皆死，他们为对方的牺牲看似落到空处，但实际上，却更凸显了名与爱的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重视名誉与之前提到的“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并不矛盾。游侠们不挟恩图报，不看重金钱物质等世俗回报，他们唯一看中的，就是“名”，正是这样强烈的个人荣誉感，赋予了他们超越世俗的光辉。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时期的侠客，大体上有如下特点：客观具备赈济他人的能力（武力或影响力）；道德上重然诺，赴士之阸困；生活方式上放浪豪阔，蔑视规则；组织形式上脱离主流社会结构，以个体好恶组成小团体，同声相应。人生观上，痛恨碌碌无为，追求显身扬名，为此不惜舍弃生命。只要大体符合上述原则，上至王侯卿相，下至贩夫走卒者，都可以称之为侠。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历史还是文学作品中，那些被称为侠的人，他们的行为和选择都深受这些特质的指导。中国古代的侠文化不仅仅是关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赞颂，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一种社会理想和道德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