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侠因何而来？

首先，游侠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言，“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10]，这既因为去古已远，史料湮灭，更因为当天下有道、上下相顺时，并无产生游侠的土壤。吕思勉在《秦汉史》中说：“盖当封建全盛，井田未坏之时，所谓士者，咸为其上所豢养，民则各安耕凿，故鲜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井田之制稍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相随属，又或淫侈不恤士，士遂流离失职，而民之有才智觊为士者顾益多。于是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11]这是说，当井田制度废弛后，社会动荡，诸侯大夫顷刻亡国灭家，依附于他们的士阶层便脱离了原有人身关系，在世间游荡。民间有文武才能的人，也效法他们的行为。因此，能文者成为游士，能武者成为游侠。班固更进一步指出：“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战国时期，七国合纵连横，争雄天下。于是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公子“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12]礼乐制度废弛，为游侠提供了活动的空间。荀悦《汉纪》中将游侠与游说、游行并称三游，认为他们是“上下相冒、万事乖错”之世的产物：“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13]要除掉这类游侠，最好的做法，是恢复上下相顺的治世：“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14]

其次，上层的纵容。战国四公子蓄养门客，其中不乏冯谖、朱亥之类的侠客。而他们利用自己的势力，周旋各国，排纷解难，因此被司马迁、班固确认为侠之首：“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这类卿相之侠的存在，无疑对侠风起到了助推作用。汉代之后，各诸侯王为壮大自己的势力，延续了这种做法：“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15]他们作为公卿的私人武装力量存在，平时接受公卿供养，危急时候，则以自己的武力，为主人排忧解难。

除了壮大势力外，这些侠客们，有时也为主人执行暗杀任务。韩非子《八奸》：“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16]，司马迁《刺客列传》中所列豫让、聂政、荆轲等人即属此类。这类任务往往需要侠客付出极大的个人牺牲，因此主人平时必须待之以礼，以表“知遇之恩”。如太子丹对待荆轲：“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17]当这些侠客有违法犯禁行为时，主人也会动用自己的势力，予以包庇。韩非子尖锐地指出：“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18]可见上位者的恩养经常破坏法律，使得游侠之风愈演愈烈，无法禁绝。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大量游侠涌现。班固言：“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19]

最后，私力救济的需要。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邱。”（《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这不是说太平盛世就没有游侠存在，而是在乱世法律制度废弛，弱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更加需要侠客来替天行道。司马迁《游侠列传序》列举了古代圣贤们遭受苦难，不得申解的例子，指出“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圣贤犹如此，“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20]私力救济，既包括了弱者对公正的渴求，也蕴含着对法治不公的谴责。越是上下倾轧、法制废弛的乱世，弱者对侠的呼唤及颂扬之声，就越加迫切。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个人，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清代末年，中国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侵凌。一部分有志之士，希望唤醒中华民族任侠尚武的精神，救亡图存。梁启超就是其中代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重新审视世界局势，认为中国重新处于与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霸国政治”中，故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记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任侠尚武之辈，希望从历史中找出蕴藏于民族血脉中尚武强国之精神的佐证，唤醒作为国民“最初之天性”的尚武精神。可见，每每到了风雨洞、国家危亡之际，对侠的渴望和呼唤就会重新出现在民众心中，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也会得到复兴的契机。

时代的需要为侠风兴盛提供了土壤，而制度废弛又为侠的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每当社会大变革之际，侠便携刚勇之风，登上历史舞台。关于这些侠的出身，学界多认为来自脱离依附关系的中下层士人，大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侠之思想归属，则众说纷纭。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出自墨家，章太炎、郭沫若等人认为出自儒家，冯友兰则认为儒墨兼有，其《原儒墨》指出墨家出于侠之后，又称：“孔门弟子中，子路似系一侠士出身者”，“子路死时之慷慨捐生，亦近侠士”[2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游侠思想及来源的复杂性。在此借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中观点作为总结：

侠的出身很杂，朱亥是屠夫，侯嬴是守门人，冯谖、荆轲是门客，战国四公子是王公贵族，朱家是财主，郭解是平民。他们中有文侠，也有武侠，有布衣之侠，也有卿相之侠。可见侠的出身不同，他们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从有关史料来看，侠也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行侠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各操一业，行侠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侠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们并非靠行侠谋生，这是二。侠之行侠，是乐为此道，或曰为侠义精神所驱使，因此正如刘若愚在《中国的侠》一书中所指出的：侠气出于天性，侠之为侠是个人气质使然，这是三。有此三点，大可不必拘泥于侠的出身决定侠的起源一说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