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古遗音：先秦—汉代侠文学

长安附近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尚武之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云：“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1]《后汉书·虞诩传》：“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唐李贤注：“秦时郿白起，频阳王翦；汉兴，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上邽赵充国，狄道辛武贤：皆名将也。丞相，则萧、曹、魏、丙、韦、平、孔、翟之类也。”[2]可见关中地区自古民风勇悍，好武成风，名将辈出。班固曾对这种现象给予了解释：“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3]慷慨尚武的地域风气，为汉代长安及周边地区侠风盛行提供了土壤。

秦汉以来，中央政府采用迁徙地方豪强到京畿的措施，提升王朝控制力，这也促进了关中一带侠风盛行。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4]，这一措施迫使六国豪强脱离故地，受秦之掌控。各地豪强及其手下所蓄养的士等武装力量一同迁徙到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在人员结构、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对这一地区造成了深远影响。

汉代秦立之后，中央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桀于关中。”[5]地方豪强们再一次被迁徙到长安及其周边地区。随他们而来的还有大量财富以及地方人才，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进了关中尚武之风。

第三次迁徙豪强发生在汉武帝时期，这时汉初奉行的封国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封国制使得大量的土地户口被分封出去，诸侯王的势力迅速膨胀，其中一些人有意结交地方豪强，蓄养侠客，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史记》中记载，淮南王刘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其罪状之一就有“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6]。被曾做过代国宰相、太仆的武人灌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7]于是武帝实施了第三次迁徙豪强到京畿的举措，目的是“内实京师，外销奸猾”[8]，“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9]

这三次迁徙对汉代制度、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扫清了分封制的残余，使中央集权得到了巩固。而一个副作用是，进一步推进了长安及周围地区的游侠风气。

《汉书·地理志》记载：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10]

战国以来的养士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迁地方豪强充实京畿的制度，使得诸侯王门下的游侠之士，聚拢到了京畿地区。这也进一步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风尚。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次迁徙，涉及的并非只有豪强。一些家贫但有侠客之名者，亦在迁徙之列，比如郭解。“及徙豪茂陵也，解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由此可以看出，迁徙的标准不仅是财富，影响力是更重要的因素。郭解这种“名侠”亦在重点名单上。这批人聚集于茂陵附近，必然与关中本地侠客群体发生交流。“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声争交欢。”[11]关中的“贤豪”也即侠客，他们与郭解等这些来自关东及其他地区侠客，形成了新的圈子。游侠特征之一就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不断地聚集以及频繁地交流，自然会进一步提升游侠阶层的活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