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梦在彼岸：凡人与侠客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侠文学当然也不例外。自战国至于汉代，是游侠活动频繁，且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时期。《史记·游侠列传》言：“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23]这种风气亦深入民间，如《汉书》所言：“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24]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侠自然会进入史学家、文学家的视野。司马迁首度为游侠立传，就是现实中游侠大量涌现，其言行深刻影响社会的结果。司马迁指出：“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对于这样的贤者豪杰，“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25]司马迁为了不让这些人的姓名及义举湮灭，故将之写入传记，希望他们能名垂后世。正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所言：“周末游侠极盛，至秦、汉不衰，修史者不可没其事也。”[26]《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的出现，首先是现实中尚武任侠之风炽烈在文学、史学上的反映。
文学也是对现实的超越，是人们对现实中无法获得之物、无法达到之境的想象。侠文学也是如此，那些扶危济困、自由不羁的侠客，寄托了文人对公平、正义以及个体自由的向往。司马迁为游侠立传，除了现实背景外，也是借侠者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李陵投降匈奴后，司马迁为之辩解，触怒汉武帝，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定为诬罔罪下狱。正好落在酷吏杜周手中，遭严刑审讯，直到次年被处以腐刑。司马迁在狱中遭受了各种残酷折磨：“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27]司马迁父子两代为官，朝中故旧应不在少数；狱中非人折磨长达一年，也并非没有营救的机会。然而现实却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28]的凄凉局面。司马迁深幽囹圄之中，怨愤无所告，想到行走于市井闾巷中的豪侠们，不免会感慨：“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29]这些人虽为一介布衣，但言必诺，行必果，重义轻生。他们赴士之阸困的身影，正是牢狱中司马迁引领以望却最终落空的希望。可以说《游侠列传》的写作，既是实录，也是创造。司马迁通过对游侠德行的颂扬，表达了对亲朋故旧的失望、对奸佞小人的控诉以及对制度不公的批判。明人柯维骐《史记考要》中说：“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其视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者何如？”[30]正说明了司马迁感慨身世而为游侠立传的目的。
这种思想也深刻影响到后世侠文学的创作。如《幽梦影》作者张潮言：“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3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提到，侠文学“主要是一种写梦的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侠客形象，更是作家与诗者‘英雄梦’的投射”[32]，并引述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英雄人物对于大众的意义有三：其一为“心理安全需要”，其二为“弥补个人和物质局限的倾向”，其三为“逃避责任”，[33]即借建立英雄形象来推卸一个个体为命运而抗争的责任。公允而言，中国人千年来塑造的“侠”本质上和西方的“superhero”有相通之处。人们构造出虚拟的形象，这个形象拥有强大的力量和至高的道德。他嫉恶如仇，视金钱如粪土，救人于水火之中。当“天道”“法律”“秩序”都因某种原因失去应有的公正性时，侠或者英雄会作为弱者的守护者以及强权的对抗者出现。他们代行天道，让正义得以施行，让作恶者得到惩罚。通过宣扬他们的事迹，人们可以获得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安全感与成就感，并舒缓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此外，文人对侠的歌咏与书写，也寄托了对现实中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的投射。游侠本就是极世俗与极超越的复杂集合体，而文人对侠客的关注与艳羡，不仅在于其扶危济困的道德因素，也在于其洒脱不羁的生活方式。古代文人多为儒生，深受“克己复礼”思想的束缚，不得不对人性中“欲”的一面进行压抑。而其官员或潜在官员的现实身份，让他们不得不遵循礼制，周旋于现实之中种种不适意的社会关系。而文学则天然有与礼制对立的一面，具有“移人性情”的作用。这使得具有文学家及儒生双重身份的文人，常处在一种两难的焦虑中。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诗歌中的游侠形象作为“理想自我”，[34]即不受现实秩序约束的、理想化的自我。在本能遭到长期压抑的现实中，部分诗人选择借任侠主题，表达自己对“肆意陈欲”生活方式的向往。所谓千秋文人侠客梦，文人笔下意气风发、驰骋京都的侠客，是理想自我的投射，也是克己复礼、循规蹈矩人生的一种代偿。
总之，侠文学是指以侠的形象及行为轨迹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文学体裁则包括从先秦到晚近的史书、诗文、戏曲、小说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同时代，侠的形象都有主要依托的文学体裁，其中几类特色鲜明者，本书将重点论及。如有史传中的刺客、游侠（《史记·刺客列传》《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汉代、六朝乐府诗中的都邑游侠（《名都篇》《少年篇》《长安有狭斜行》）；唐传奇中的剑侠（《聂隐娘》《红线》等）以及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的名篇。
[1]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十九《五蠹》，中华书局1998年整理本，第449页。
[2] （清）王先慎撰：《朝非子集解》卷十九《五蠹》，第456页。
[3]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十八《八说》，第423页。
[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2730页。
[5]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十八《八说》，第430页。
[6]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3181页。下引《游侠列传》不一一出注。
[7] （汉）荀悦撰，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卷十《孝武皇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标点本，第158页。
[8] （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外集卷第二《豪侠论》，中华书局2018年标点本，第788页。
[9]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318页。
[10]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3183页。
[11]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页。
[12]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697页。
[13] （汉）荀悦：《两汉纪·汉纪》卷十《孝武皇帝纪》，第158页。
[14] （汉）荀悦：《两汉纪·汉纪》卷十《孝武皇帝纪》，第159页。
[15]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3697—3698页。
[16]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二《八奸》，第55页。
[17]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31页。
[18]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十九《五蠹》，第449页。
[19]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3698页。
[20]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3182页。
[21] 冯友兰：《原儒墨》，《清华学报》（单行本）1935年第2期，第307页。
[22]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23]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3183页。
[24]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3705页。
[25]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3182—3183页。
[26] （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163页。
[27]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272页。
[28]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二十六，第272页。
[29]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3183页。
[30] （明）柯维骐：《史记考要》卷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
[31] （清）张潮撰，刘和文校点：《幽梦影》，黄山书社2021年整理本，第117页。
[3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3]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8页。
[34] 弗洛伊德于1923年提出了三我理论，即本我、自我、超我。其中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将“自我”分为“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真实自我”包括对自己存在的知觉、对自己意识流的意识。“理想自我”是个人认为自己应该是的那个人或自我。见[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美]卡尔·罗杰斯：《论人的成长》，石孟磊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