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赵秀玲[1]
摘要：在新时代，新乡贤得到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创新主体。新乡贤治理在全国出现不少探索创新模式，主要包括：浙江台州市路桥区的新乡贤“同心圆”调解、绍兴市“人人皆可成为新乡贤”的评选活动、江苏徐州市梁寨镇的新乡贤工作室、山西运城市的新乡贤文化创意、广东云浮市的新乡贤治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的线上智慧新乡贤平台等。目前，新乡贤的乡村治理及研究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概念范畴模糊、功能作用不清、现代化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不明。今后，应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强化新乡贤的文化功能，提升其治理能力水平，建立适合其发展的制度机制。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新乡贤文化；人才
作为国策，“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使乡村治理进入良性可持续发展轨道。不过，如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要解决掉问题，就要找到新的突破点，对观念、制度及方法进行变革。近些年，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发力点成为关注重点，但如何发挥其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和具体细致的分析。
一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探索创新
当前，中国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困局。由于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也由于某些本地干部不安心在农村工作，还由于多数本土在外干部不愿回乡工作，更由于一些年轻乡村干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乡村人才青黄不接，远不能满足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高标准与严要求。新时代以来，新乡贤和新乡贤文化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乡贤治理实践及其创新发展大大缓解了人才荒，使乡村治理现代化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2]。具体来说，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探索创新了不少新乡贤治理模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浙江台州市路桥区新乡贤“同心圆”调解模式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为化解矛盾纠纷，充分运用新乡贤的矛盾调解功能。首先，台州市路桥区委统战部等出台《关于新乡贤助力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区、镇、村三级社会矛盾综合治理中心，以“定时轮驻、邀约随驻、线上云驻、专业援驻、走访续驻、基金义驻”六种方式，有效打通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其次，通过联选联推及统战、政法、信访、司法部门的联审联核，筛选 300 多名新乡贤调解员，组成“乡贤调解室”“老娘舅调解室”“老余工作室”“三叔婆工作室”等，避免了碎片化、个体性、单线型调解方式的使用。再次，倡导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调解，力求做到有规矩章法。为体现严肃性、公正性、平等性原则，也为了便于复杂矛盾的处置，区委将新乡贤调解室设在派出所，产生了良好效果。此外，在新乡贤调解室的公开墙上，挂着工作内容、受理范围、调解工作制度等内容，还有新乡贤调解员的照片及有关信息，既显得正规、严肃，又增加了可信度。这也是从“个体到团体”“无序到有序”“虚名化到场地化”的过程。复次，掌握调解的艺术方法，通过以心换心的方式化解复杂矛盾纠纷。由于新乡贤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本地有较高威望，也有亲和力与影响力，所以在化解矛盾时新乡贤也努力打造“同心之家”，推出《“舅”目标》《“舅”名片》《“舅”家训》，打出“舅在身边”的调解品牌。为了更好地调解沟通，路桥新乡贤采取“抓住主要矛盾法”“模糊处理法”“褒扬激励法”，颇得民心。最后，运用新科技提高调解效率。有时，通过上线、下单让新乡贤调解服务团帮忙线上调解，既节省了成本，又照顾了面子，还加快了速度，令人耳目一新。有的地方还创新使用网格视讯调解模式，通过联系呼叫实现新乡贤实时对话与实时调解，让“数据跑”代替群众跑、新乡贤跑，实现了新乡贤调解员“任你挑”、调解方式“由你选”、调解效果“请你评”，确保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3]。这是一种注重社会安全稳定，通过新乡贤“群贤治理”方式加强调解，共同打造“同心善治同心圆”的治理模式。
（二）绍兴“人人皆可成为新乡贤”的制度创新
一般意义上说，乡贤、新乡贤离不开德、能、贤、才，属于社会文化精英的范畴，浙江省绍兴市在高度重视精英乡贤的同时，探索创新了一种更具平民化、群体性、普遍性特点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这是在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前提下的新乡贤再造，是向其他地区展示发现、催生和促进乡村人才内生动力的典范。如诸暨市店口镇从2011年起，每年上门慰问看望店口在外人员亲属，在《店口镇在外知名人士父母慰问表》中，共有94人。上虞区编撰《虞籍名士通讯录》，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开辟“上虞乡贤名人展厅”。不过，绍兴市更重视本土新乡贤的再造，通过一技之长对农民进行星级评定，还实施相关计划开展民间人才选拔。为了广积人才，民间人才评选分文体艺术、生产生活技术、经营管理服务、特色产业四大类。种地能手可被评为农艺师，优秀泥瓦匠可被评为建筑师，会拉二胡的可被评为琴师，其级别从一星到五星分五个等级，采取比赛、认证、评审等方式评鉴确认。其中，五星级、四星级由市县两级评定，三星级由乡镇（街道）评定，一星级、二星级由村（社区）、企业、协会评定。截至2014年年底，绍兴市共发放证书7.58万张，评出民间人才36.5万人，挂牌2.78万户，发放奖金和创业信贷分别为110多万元、667万元，选拔986名民间人才成为入党积极分子，2422名被列为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对象。比如，有的妇女是包粽子能手，被授予中级“家政师”称号；有的妇女在唐装、旗袍等古装盘扣上做得好，被授予三星级民间人才；还有一农民的有机水稻种得好，被授予民间人才工作室牌匾[4]。这种具有草根性、平民意识、民间智慧的新乡贤人才选拔方式是一种创新，既有助于新乡贤成长，也有利于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三）江苏徐州市梁寨镇建立全国首家乡贤工作室
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江苏省徐州市梁寨镇于2014年年初，由老党员、老干部和优秀村民牵头成立了“梁寨镇民情民意志愿者促进会”，后改组为“乡贤工作室指导委员会”（又称乡贤理事会），成为全国第一个率先在村级挂牌成立“乡贤工作室”[5]的乡镇。从梁寨镇新乡贤的选拔来源看，退休回家干部占10%，曾担任“村两委”的干部占50%以上，无职务的普通村民为40%，反映了新乡贤的选拔偏于本地人和曾经有村干部身份的人。整体而言，梁寨镇新乡贤工作有以下特点。第一，规范性。每年举行一次“梁寨好人”“梁寨好婆婆”“梁寨好儿媳”评选活动，以净化乡风民俗。在管理工作中，新乡贤要统一工作服装、群体编号、工作编号，统一将新乡贤名字刻于石碑上，这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在增加仪式感的同时，也是一种职业尊严和身份象征。第二，程序性。这主要体现在建立工作框架、值班制度、片区例会制度、经费保障制度上，如在工作框架方面，镇里设新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每个村设新乡贤工作室，由七八名新乡贤组成。这一规定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在程序上有章可循，避免了随意化和模糊性。第三，自愿性。在新乡贤带领下，乡村社会形成文明新风尚，捐赠热情高涨，如村民自愿捐资建成“百姓林”，还有“二十四孝”雕像，甚至连平常的“二流子”也捐资建公厕，工作室成立5年来，全镇捐款高达3300万元。第四，联动性。梁寨镇新乡贤有自己的规则体系，但又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五位一体”主体引领的方式下开展工作。这五个主体包括新乡贤、镇干部、党员、村干部、“梁寨好人”，五个治理主体的联动作用共同推进乡村治理走向深入。当然，这也有助于新乡贤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6]。比较而言，徐州市梁寨镇的新乡贤治理更重视科学规范，比台州路桥更加理性化，比绍兴选人标准更为严格，也更加强调大胆探索和勇于创新的带头引领作用。
（四）山西运城市的新乡贤文化新探索
在新乡贤治理中，文化建设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对此，山西省运城市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最有代表性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如重视家规家训以及村史馆、村文化大院建设。近年来，运城市乡村陆续建起以村落文化为主题的村史馆，仅万荣县就建有村史馆52个，如灵池村史馆展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物，展区摆放着犁耧耙耱、风车、老式水壶、烟袋、桌椅板凳，展示了当地特色的传统手工技艺，以及乡贤名人、村规民约等。以关羽、司马光、柳公权、裴度、薛瑄为代表的家族名士形成的河东文化，在此都得到了很好体现。在新乡贤文化中，入选的22个家训，按关键词分类，涵盖了德、孝、仁、义、善等方面，如“孝敬老人，严教子孙；传承美德，从我做起”“以德立身，用心做人”“德为先，勤为本，善作魂，和为贵”等，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不仅如此，在一些“村文化大院”里，还通过“文化墙”张贴每个党员的家训，并配有头像照片和说明文字，图文并茂、丰富多样、各显风采。值得注意的是，运城市通过创新乡贤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以来，全市有60多万人走出家乡，在外成就了一番事业，他们与本地乡贤一起将家乡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万荣县西村乡永利村的王靖博，他回村当选为村干部，带领群众将原来的贫弱村变成全县首屈一指的“文化名村”；闻喜县侯村乡寺底村的吉平娟，她原是在外乡贤，后回村当选村主任，通过捐款美化村容，使寺底村实现了从“河东楹联文化村”到“中国楹联文化村”的历史性跨越。为表彰新乡贤作出的贡献，一些村庄披挂红花、“微信群”视频表扬、制图与文字上墙宣传，在村民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新乡贤不仅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也成为村干群儿女恋爱与成婚的重要条件。运城市还通过县、乡、村三级新乡贤理事会评出大量新乡贤，并结合“项目制”推进乡村治理。这是另一类型的新乡贤“大众模式”，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和快速发展[7]。与浙江省绍兴市的“人人可做新乡贤”比，山西省运城市的大众化新乡贤重视文化底蕴，是新乡贤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表达的敬意。
（五）广东省云浮市的新乡贤治村
在广东省新乡贤治理中，云浮市具有典型性，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第一，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与乡村治理紧密相连。云浮乡贤理事会的成立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其职责也主要是协助村两委开展工作，接受乡（镇）、村的领导与监督，镇（街）还有权直接撤销违背党委和政府政策方针的理事会组织。此外，乡贤理事会主要成员还可以列席“村两委”相关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对乡村重大事项决策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决策权。乡贤理事会的强行政功能有助于乡村治理，但也带来主体性的弱化。第二，非营利性组织，突出道德、社会、文化功能。如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云浮市注重将传统文化资源基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重塑乡贤文化，移风易俗。第三，以“村”为单位建立乡贤理事会，这与不少地方的县（市）、乡（镇）、村三级新乡贤组织不同。云浮乡贤理事会最早源于“村民理事会、社区理事会、乡民理事会”三级理事会的试点培育，但后来发展完善为自然村建制的“村—组”二级乡贤理事会。第四，通过推选产生乡贤理事会。其程序是：由自然村（村民小组）推荐提名、村（社区）党支部审核、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同意，最后由自然村（村民小组）公布理事成员名单。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由理事成员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第五，强化激励机制。云浮市专门建立完善乡贤激励机制，对现代乡贤地位给予制度规定，设立和兴建“公德史册”或公德堂，记录造福乡村的乡贤优秀事迹[8]。在此，广东省云浮市新乡贤更重实用性，可操作性较强。
（六）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搭建线上智慧新乡贤平台
浙江省是数字化智能治理的先进省，它在运用新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新媒体）进行新乡贤建设方面具有示范作用。为了更好发挥新科技力量，瓶窑镇建立宣传、学习、服务、建言、互动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乡贤云平台，形成一个激励新乡贤善举、助力新乡贤赋能、促进地区“内外循环”的互联网阵地，以数字化、智能化、移动化的方式让新乡贤更加便利地参与到本地区的发展建设中来。首先，充分发挥新乡贤中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带头引领作用，深入实施村播计划，鼓励培养农民当网络主播，走出一条“农民当主播、手机变农具、直播成农活、数据为农资”的致富新路。依托新乡贤云平台，累计为张堰茭白、大观山蜜桃、余杭纸伞等瓶窑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带货30余次，通过发放拍摄劳务费、直播带货、打造“村红”等方式带动村民增收。其次，制定评优育新机制。依托新乡贤云平台，围绕“乡贤赋能指数”，通过季度评价、年度表彰等形式，对优秀新乡贤及总分靠前的村社进行激励。开展年度“最美乡贤”评选活动，充分发挥先进新乡贤典型的激励、示范和导向作用，强化宣传引导，不断增进新乡贤的认同感、归属感。共评选出“最美乡贤”12名，市级以上媒体宣传典型新乡贤人物10人次，起到了带动示范效应[9]。这是一个集开放性、科技化、融合性、实用性、文化性于一体的新乡贤数字化治理新模式，大大提高了效率、增加了活力、深化了文化底蕴、集结了人气，深得民心。
以上是几个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突出典型。其实，就全国范围看，还有不少示范值得进一步概括总结。目前新乡贤的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很少孤立谈论新乡贤建设；招商引资、吸纳人才、经济发展被置于更重要位置，实用性和功利性比较强；方式方法多样化，特别是根据各地实情做出的选择很有针对性；作为一种新观念，新乡贤与新乡贤文化已深入人心，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和轰动效应。
二 当前新乡贤治理面临的困境
新乡贤队伍在中国广大乡村雨后春笋般生长，但它毕竟是一个新事物，还处于初级阶段，这就难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解决，也要从观念层面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当前，人们对新乡贤的认知理解还不明晰，需要进一步梳理、分析、研究。
（一）关于新乡贤的概念范畴等问题
新乡贤是相对于传统乡贤而言的，因为古今有变，对于乡贤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传统乡贤主要是指道德、精神层面的，是德、才、能兼有的乡村精英；新乡贤更多了些平民特色，偏于经济能人，有世俗化的理解。这在浙江绍兴“人人可以成为乡贤”的理念中很有代表性。不过，最能体现“新乡贤”特点的还是一个“新”字，这与传统的“旧”有很大不同，甚至有根本性差异。关于这一点，至今人们仍众说纷纭，很难有具体定论，即“新乡贤”到底“新”在哪里？有人认为，是新环境、新背景、新要求[10]；有人认为，是“新的空间”分布，因为现在的乡村社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封闭，而是相当开放，因此，离开本土的人很多，来到本土的外乡人也不在少数；有人认为，要有新的评价标准，既然新乡贤与旧乡贤已大为不同，“新乡贤”的评价标准当然也不能不有所变化，应该以平民化、大众化、技术化为衡量标准；有人认为，要有新的价值理念，因为时代不同了，一切都在变，特别是新时代的价值观念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不可同日而语，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新”[11]。当然，“新乡贤”之“新”还有歧义，有人认为其指的是“新时代”[12]，还有人认为应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说明在新乡贤的“新”的起点上仍有不同看法。虽然说，“新乡贤”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但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乡贤是旧的，只有新时代的“乡贤”是新的。因此，应将“新乡贤”的发展看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新时代之“新”又有了新要求，即实现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与时间节点，特别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解释才是合理和辩证的。另外，在“新乡贤”的范畴上，有的使用的是狭义概念，即本地乡贤和本土在外工作的乡贤；还有的认为，外来本土的乡贤也应包括在内，这是从广义上理解新乡贤[13]。至于新乡贤到底包括哪些角色，更是难以统一规范。概言之，有人将本地乡镇政府和村干部也视为新乡贤[14]，有人把回来担任村干部的在外乡贤也看成新乡贤，还有人将做饭能手等有一技之长的人当成新乡贤，这是一个很难确定与统一的新乡贤范畴标准。因为不同的概念、定义、范畴代表的是不同的职责、功能、价值，没有明确边界的科学定义必然导致状况混乱和方向目标不明。
（二）关于新乡贤的功能作用问题
与以往的旧乡贤相比，新乡贤被赋能并且有点无所不能，这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但如果职责过多或角色定位不明，必然带来职责超载的情况。如近年来，湖北省大悟县彭店乡充分发挥新乡贤的统战力量，以“新乡贤+”（新乡贤+乡村振兴、新乡贤+产业发展、新乡贤+乡村治理等）的方式[15]，广泛组织动员新乡贤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作用，在乡村振兴“三项行动”（功能镇区、和美乡村、实力产业）、乡村蝶变、治理更新、文明乡风等方面出谋划策，助力乡村振兴[16]。另外，不少地方注重在联动中发挥新乡贤作用，但联动过程中有何内在结构，其中新乡贤应发挥怎样的特殊作用，似乎都缺乏详细具体的和可操作的说明。如浙江省德清县初步搭建起“乡贤参事会”三级平台，即在村级层面，以村单建、跨村联建、村企（片区）合建等方式组建乡贤参事会；在乡镇（街道）层面，成立乡贤参事联合会，为村级乡贤参事会提供培育孵化、支持评估、交流培训等服务；在县级层面，设立乡贤基金，为项目化运作提供资金保障，更好地发挥乡贤的优势特长，激发乡贤组织的生机活力。又如，在乡贤会与村“两委”的关系中，有如下规定：“乡贤会作为村两委与广大村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在吸纳广大村民参与协商议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贤会在乡镇政府、村两委与村民群众之间铺就了缓冲带，这一协商治理模式极大改善了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强化了村两委的政治权威与动员能力，构建起民主氛围浓厚且充满活力的基层自治机制。乡贤会协商治理模式在经济带动、政治引导、文化引领、维护和谐以及生态发展等方面呈现出多维价值意蕴，这一模式内在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政治逻辑。”[17]这样的职责确定是有意义的，但跨村与村企如何联建合建，乡贤会与村“两委”之间怎样避免权力重复与冲突，在此并无进一步说明，仍显得比较模糊和笼统。因为让乡贤会治理模式“在经济带动、政治引导、文化引领、维护和谐以及生态发展等方面呈现出多维价值意蕴”，本身就与村“两委”的职责有冲突。还有，对新乡贤的文化功能有所忽略，即使强调也往往是对表层文化的理解，像文体活动、乡风民俗、以孝治理等，必然导致新乡贤价值功能的弱化。
（三）关于新乡贤的现代化问题
可以肯定，新乡贤培育是乡村人才建设和人才振兴的重要举措，这对于弥补和改变乡村人才缺乏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指出，在谈论新乡贤时有过于强调“物化”的不足，即过于从经济、资本、技术、手段、方式、方法上展开，相对忽略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在治理与振兴的前提下忽略了“人的现代化”丰富内涵。以新乡贤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为例，人们对这些较少给予关注，也没有看到其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甚至自觉不自觉形成“年长是乡贤的一个优势”这样的观念。一般而言，年长者阅历广泛、经验丰富、智慧多样，但也要看到其视野有限、学历不高、知识不多的不足，特别是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思想会比年轻人保守，也容易跟不上时代步伐，缺乏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思维，这必然会从整体上影响新乡贤的品质和未来发展向度。从此意义上说，新乡贤之“新”还包括年轻化，是指有现代思想意识头脑、敢于拼搏创新、有超前意识的新锐人物，否则，是不可能富于开放、开拓、进取、创造精神的。如四川省汉源县永利乡的新乡贤在年龄、学历方面参差不齐，受年龄、学历等因素制约，新乡贤在参与村“两委”村务管理时难免会产生分歧。其中，年龄最大的新乡贤已经高达78岁[18]。江苏省徐州市梁寨镇的新乡贤中，60岁左右的居多，最大年龄超过80岁，初中及以下的学历高达50%。“乡贤工作室”指导委员会中有11名成员，平均年龄70岁[19]。可以说，我国目前的新乡贤普遍存在老龄化、行政化、事务化的短板，远远不能适应人的现代化高标准与严要求，更不要说从乡村文化振兴的高度使其富有主体性、先锋性和引领性。
（四）关于新乡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乡贤、新乡贤、新乡贤文化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问题。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但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崇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忽视，更不要说进行深透的认知理解。五四运动以来就存在这样的偏向，直到今天仍形成强大的惯性思维，导致不少人缺乏文化自信。在新乡贤治理中也是如此，新乡贤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修养、能力培养，提高判断力、鉴别力、欣赏力，避免跑偏方向和走错道路。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要提高警惕，不能不加选择随意吸收。如不少乡村治理宣传乡贤文化，让“二十四孝图”上墙，没有对其中存在的消极、迷信、虚妄内容加以剔除或说明，将愚孝当真理。对于武训这样的历史人物也要作科学分析，不能不加选择地将他的奴性与献身一同接受[21]。因此，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照搬照用，目前的新乡贤文化治理在面对优秀传统文化时，就易陷入简单化思维，谈以孝治理就是好婆媳，到底怎么为“好”？新时代的新乡贤应如何做到“好”和“新”，多数仍停留在传统思维观念中，没有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发掘与深化。简单将旧乡贤之“好”移到当下的新乡贤之“好”，有时是有价值的，有时就会产生错位甚至闹出笑话，毕竟时代变了，不能没有发展和创新。以新乡贤的调解说事为例，当前最易出现的局限和错误是传统思维，即没有法治意识的“各打二十大板”、和稀泥做法，甚至让老实人让步吃亏，缺乏基本的现代平等意识与法治观念，导致许多村民被侵权。如此，新乡贤就称不上真正意义的“新”。其实，真正的新乡贤既要继承中国传统说事讲理、以和为贵的思想，又要掌握法治原则和有现代意识，并实行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需要有历史文化知识、法治意识、理论水平、创造性思维及前瞻性眼光。
新乡贤是个新事物，它一定要经过长期研讨特别是实践运用，方能不断得到开发提升。在旧乡贤向新乡贤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巨大的空档期，也有许多模糊地带，需要今后不断进行补充、丰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和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链条，不能进行孤立、机械、片面的理解，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新时代的新乡贤。而新时代的新乡贤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作一般化的简单理解，需用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思维，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进行研讨，以期得到更加丰富深邃的内涵和不断阐释的空间。
三 新乡贤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2]。基于此，如何让新乡贤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独特优势，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其一，强化新乡贤的文化功能，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目前，新乡贤功能有超载的局限，除了发展经济、调解矛盾纠纷，还要宣传维稳，好像它无所不能。其实，应凸显新乡贤的文化功能作用，从文化意义上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第一，新乡贤应成为乡村文化的继承者和守卫者。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风险是“去乡村化”，不少村庄加速消失，与此相对应的是农业文明、乡土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村庄文化、家族文化等日渐式微，在有的地方已经消亡。站在城镇化角度看，这无可厚非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由村民变市民、消灭农村和发展城镇是大势所趋，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标志。然而，站在城乡统筹发展、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众多的现代化等角度看，“去乡村化”的现代化发展观念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乡村善治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因此，“留住乡愁”和继承乡村文化传统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以修缮县志、乡情、村史、家谱等为例，面对其断流绝迹的危机，新乡贤可发挥巨大作用，以保存其文化根脉。如山西运城倡导村史馆建设，在村史馆中，村落文化得以发扬，其中包括旧生产生活用具、当地特色传统手工技艺、乡贤名人、村规民约等，这对后人有历史文化熏陶作用。第二，新乡贤应在乡村精神文明中起到标杆引领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新乡贤主要是道德精神引领，在乡风民俗方面移风易俗。在中国古代，乡贤是乡村道德典范，他们身体力行、精神高尚、善良仁慈，得风气之先，深受百姓爱戴。新乡贤更应该如此，在乡村社会中真正成为新风尚、新道德、新文化、新文明的建设者和引领者。在这方面，山东莱州的“以孝治村”、江苏徐州梁寨的“功德林”、贵州贵阳流长镇的“破旧俗与兴新风”[23]等都很有代表性。当前，乡村社会受到金钱至上、宗教迷信、恶风旧俗的影响，不利于提升道德修养与文化精神，新乡贤正可在此有所突破、创新、发展。第三，新乡贤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党和国家一直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这在乡村治理中也有体现，如让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及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墙。不过，不少地方仍停留于形式层面，未能落实在广大乡村干群的行动上，更难走进他们心中，这为新乡贤提供了发挥自身价值的巨大空间。新乡贤之“新”主要表现在新的观念，即借助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引领性，以突破陈规旧俗，特别是克服封建落后及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袭及异化。比如，不少乡村是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发源地，新乡贤可以通过广大干群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广东省某村新乡贤在村广场建起标准的升国旗仪式，每当重大节日（特别是大年初一），冉冉升起的国旗下聚集了大量村民，他们沐浴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24]。只有新乡贤的文化功能得以凸显，乡村社会道德文化思想及精神面貌才能焕然一新，呈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
其二，提升新乡贤的能力水平，以适应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标准。应该说，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新乡贤既不是旧乡贤，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新乡贤，而是新时代具有现代意识、能力、水平的新乡贤。然而，目前的新乡贤在学历、年龄、思想、境界上都不能令人满意，亟须不断改进和快速提高。目前，新乡贤应在以下方面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第一，“政治三力”即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最为重要。当前，在乡村治理中，政治站位不高、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思想薄弱成为乡村干部普遍存在的软肋，因为他们学历不高、理解力有限、远离政治中心，对他们提过高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然而，新乡贤有知识，政治觉悟相对较高，从他们入手在“政治三力”上下功夫，就大有希望和前途。这就需要一方面让新乡贤发挥“政治三力”作用，对乡村治理有文化引领性；一方面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和政治文化理解力。这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和互相作用的。第二，现代管理能力亟须加强。在乡村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乡镇干部疲于应付，既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关，也与其工作效率低下有关。真正有较高现代管理水平的乡村干部并不多。新乡贤有所不同，他们有的是从现代管理岗位退下来的，有的是高学历，有的精通电脑、互联网技术，还有的就是行政管理专业出身，这对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管理水平大有益处。当然，即使这样，新乡贤也存在明显短板，如年龄不占优势、退休不在现场、学习进取心容易下降，形成路径和心理依赖，需要不断充电来焕发生机活力。第三，要具备文化的穿透力。不少人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一场实践活动，无须多少文化，过于讲究理论还会陷入空谈。其实，站在乡村文化的贫乏状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看，乡村治理现代化更需要思想文化审美的穿透力，即透过现象看本质。以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为例，以往由于缺乏文化支撑，乡村治理长期处于“去乡村化”偏向，“乡村振兴”的提出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还有乡村生态环境恶化、乡村文化荒芜、乡村道德滑坡等都是如此。新乡贤的价值在于，他们能提高文化含金量，有思想深度和审美能力，从而避免被异化的风险。第四，创造能力变得极其重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业，由于中国乡村情况复杂，特点鲜明，人口众多，其实现绝非易事，更不能靠简单的模仿复制就能完成。它需要在深厚积累基础上实现转化与创造，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复杂过程，没有创造性思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与普通乡村干部相比，新乡贤是思想文化精英，是乡村文化的守护者，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大脑。当然，要做到前瞻性和引领性，新乡贤还要不断砥砺前行，在不断提升自我的同时，全力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其三，加强和规范新乡贤制度建设，以保障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顺利推进。近年来，新乡贤和新乡贤文化等概念的提出大大推进了全国乡村治理，不过，如何为新乡贤定位，特别是处理好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发挥更大潜力，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进行制度化设计安排。这既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台更完备、系统、具体的制度，也需要从地方政府（特别是乡村）层面进行制度创新，以做到科学、规范、有效、可持续。第一，建立有利于新乡贤投身乡村治理的制度机制。当前，制约新乡贤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缺乏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特别是有利于新乡贤安心乡村的配套制度机制，像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工资待遇等。我们虽出台了关于新乡贤的一些制度规定，但主要是针对选用、工作、考核、奖励方面的，离新乡贤更切身的诉求往往较远，不能解决其后顾之忧。应自上而下建立关于新乡贤服务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有效制度，从实用性、根本性、保护性、共情性等方面着眼，保证政策的落实落地、生根成长。如从城市退休下来的乡贤，他们可能不太在乎待遇条件，但要有身份的认同感、荣誉感和自我实现感，在政策层面就要从价值尊严和留名青史角度考虑问题。一些年轻乡贤则有所不同，他们扎根乡村奉献自己，从政策层面就要解除其后顾之忧，并给予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激励。第二，搭建有利于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成长、交流平台。目前，乡村社会条件比较有限，当新乡贤融入时，其孤独感与原子化可能最为突出。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为他们搭建联系、沟通、交流、对话的平台，特别是新科技平台，使其获得一种在场感和集体感，这也是另一意义的“家”，是除了家乡之外的“文化之家”。在以担当、奉献、共情、激励为前提的新乡贤平台上，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以生命无悔的勇毅踔然前行。有的基层干部表示，引进新乡贤意义重大，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做，只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对人们就有一种激励作用，也是一个巨大贡献[25]。这样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有价值的。第三，理顺新乡贤与村“两委”等的关系。在调研中有新乡贤反映，他们很愿为家乡父老作出贡献，所以全力建起“农村书屋”，但慢慢发现他们很难融入乡村社会，最主要的还是得不到乡村干部支持，有举步维艰之感。这就需要处理好新乡贤与村“两委”、县乡镇政府的关系，也要有相关的制度界定，以确保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功能的发挥。如赋予新乡贤更多行政权、法治权，是否会与乡村干部产生冲突？如将新乡贤定位在“文化”引领层面，可能与地方权力的紧张就会化解。因此，从制度层面应考虑新乡贤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关系，以合作共赢、取长补短、相互激励、共同提升。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被人们称为“第五个现代化”[26]。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这条清晰的路线图中，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了深刻的价值意义，也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问题在于，新乡贤和新乡贤文化如何在其间体现独特的文化功能，并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动力和精神引领，这是需要给予充分认识和值得深入研讨的重大课题。
New Village Saints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ural Governance
Zhao Xiuling[27]
Abstract: In the new era，"New Village Saints"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Party，the state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innovation subject of rural governance. There are many innovative models of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New Village Saint governance across the country，mainly including: New Village Saint "Concentric Circle" Mediation in Luqiao District，Taizhou，Zhejiang，Shaoxing City's "Everyone Can Become a New Village Saint" selection activity，New Village Saint Studio in Liangzhai Town，Xuzhou City，Jiangsu，New Village Sai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 Yuncheng，Shanxi，Xinxiang Xianzhi Village in Yunfu City，Guangdong，and the online smart New Village Saint platform in Yuhang District，Hangzhou，Zhejiang. At present，there are still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of New Village Saints，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mbiguous conceptual scope，unclear functional role，modernization，and unclear 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uture，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ural governanc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New Village Saints，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capacity，and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suitable for their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Village Saints；Rural Governance；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New Village Saint Culture；Talent
[1] 赵秀玲，女，山东蓬莱人，教授，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乡村治理、基层民主政治研究。
[2]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2017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新乡贤文化”进行阐发，明确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中指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页）
[3] 朱玲巧：《路桥创建“1+6”新乡贤调解模式——以“群贤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打造“同心善治同心圆”》，《台州日报》2022 年9月23 日。
[4] 刘伟、严红枫、叶辉等：《乡贤回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人民周刊》2014年第10期。
[5] 王琦：《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现实需求、理论基础与机制创新——以徐州市两镇为例》，《民间法》2022年第1期。
[6] 材料来自笔者2017年3月在徐州市梁寨镇的调研；另见王红艳《新乡贤制度与农村基层治理：梁寨样本》，《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7] 材料来自笔者2019年7月在山西运城市万荣县、闻喜县的基层调研；另见牟汉杰《山西运城：激活乡土文化，书写乡风文明新坐标》，《农民日报》2019年4月16日。
[8] 卢志朋、陈新：《乡贤理事会：乡村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以广东云浮、浙江德清为例的比较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9] 余杭区委统战部：《余杭区念好“贤”字诀，书写新乡贤助力共富新篇章》，2022年3月2日，杭州统一战线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32258。
[10] 参见杨凌辉、朱友芳《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与政策研究——以赣州市为例》，《甘肃农业》2022年第6期。
[11] 李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回归的场域因素与推动策略研究》，《领导科学论坛》2022年第7期。
[12] 荔波县委统战部：《“新乡贤”文化指什么？》，2022年3月22日，同心绿宝石网，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ODIxNjIwMQ==&mid=2649816691&id。
[13] 徐燕琳、高菊：《传统乡贤文化的创新与弘扬》，《南方日报》2018年2月5日。
[14] 徐惠敏、李余霞：《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热带农业科学》2022年第8期。
[15] 《湖北大悟彭店乡：“新乡贤+”模式助力乡村振兴》，2022年3月18日，国记传媒网，https://www.bzx1688.com/g/39184.html。
[16] 左仁堂：《打好“乡贤牌” 唱响“振兴曲”——大悟彭店“四聚四美”凝聚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孝感日报》2022年7月28日。
[17] 刘传俊、姚科艳：《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8] 《“新乡贤”工作开展情况面临困难及对策建议》，2021年11月25日，汉源县永利乡政府网，http://www.hanyuan.gov.cn/gongkai/show/766a1ef5434c92f451a7325163be07ec.html。
[19] 《“大老支”有时比村干部还管用——徐州丰县梁寨镇百名乡贤助力村民自治》，《现代快报》2015年8月23日。
[20] 习近平：《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5页。
[21] 参见赵秀玲《传统“家政文化”与当前中国乡村治理》，《求索》2017年第1期。
[2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19页。
[23] 《流长镇“新乡贤”引领移风易俗》，2022年7月19日，息烽县人民政府网，https://www.xifeng.gov.cn/zjxf/tsxf/202207/t20220719_75578087.html。
[24] 彭晓旭：《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践逻辑：以广东Z村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25] 刘伟、严红枫、叶辉等：《乡贤回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人民周刊》2014年第10期。
[26] 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7] Zhao，Xiuling is from Penglai，Shandong. She is a professor，a second-grade research fellow，and the principal researcher of the Innovation Project of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e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research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grassroots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