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亚鲁王》史诗历史及文学视域的研究

源于史诗的展演场域，《亚鲁王》被认为具有“送魂歌”和“指路经”的功能[36]，以文本中的事件或人名为研究基础，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研究手段[37]，研讨史诗形成时间的断代问题、盐井问题、经商贸易的特点[38]，可发现《亚鲁王》承载着苗族古代部族国家的礼制，可能产生于原始农耕文明[39]，或产生上限当在唐宋时[40]，是苗族历史中重大事件的映射，这些礼制蕴含了苗族古代的社会信息，对解答历史谜团有着重要意义[41]。事实上，从神话学视角探讨《砍马经》与砍马仪式可以获得对史诗的整体认识[42],《亚鲁王》的仪式化展演为史诗传承创设了环境，加深“他者”对麻山苗族及该族群文化的了解和认识[43]，这源于麻山苗族在生命践行中赋予《亚鲁王》的情感因素、责任意识和养育实践。伴随文本的挖掘和展演场域中符号的推演，亚鲁王仪式上的文化符号被认为是“人人皆可为亚鲁王”的佐证[44]，史诗文本中社会秩序的建构是麻山苗族人民朴素生态思想的来源，其中的文化与生态实则是一组辩证关系，文化是生态的一部分，但是文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生态观念的塑造具有积极作用[45]。如钟敬文先生所言，任何民俗都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亚鲁王》亦是如此，通过厘清其纵、横向的变迁历程，探索其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实现调试与重构，是发现史诗稳定流传核心要素的重要手段[46]。

同时，文学视域的研究也颇受重视，主要关注点抑或以仪式为主，抑或以文本为主，抑或文本与仪式融合。丁筑兰[47]通过观察史诗仪式，认为仪式中的寻根观念是苗族保持万物一体的原始信仰的体现。此外，母题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丰[48]，多认为《亚鲁王》母题是按自然时序串联出现在史诗之中的，不仅是撑起英雄人物的框架骨骼，更是史诗发展的脉络主线，并以历时性轨辙和共时性流布探讨史诗女性被骗母题、征战母题、禁忌母题、英雄对手母题、造日月母题、万物来源母题等，认为母题是史诗流传过程中稳定不变的核心要素，对其研究可深入了解史诗的文化内涵[49]。郑迦文[50]则从叙事学角度出发，认为史诗叙事杂糅了创世、征战以及迁徙的程式，史诗英雄因人格特征鲜明而更倾向于“人的英雄”，史诗通过叙事的回环往复，强调了苦难主题，以此构建民族想象。徐新建[51]从文学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史诗是为亡者唱诵的。杨春艳[52]从史诗的仪式出发，提出麻山苗族对祖先故地的坚守是《亚鲁王》中情感、责任意识的重要依据，是史诗家园遗产的重要特征。杨柳[53]则对《亚鲁王》的诗性内蕴试作探讨，认为《亚鲁王》寄托了该民族的深情记忆与美好愿景，表现出对个体生命极为细致的体恤与关怀。吴正彪[54]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麻山次方言区苗族古经在史诗中传承的形态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分析。王宪昭[55]从神话母题出发，认为史诗保留了大量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神话情节和母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还有学者认为史诗折射出苗族人民的客居生命观[56]，呈现出男女有别、分工互补的性别观念。[57]

此外，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史诗的人物形象不仅牵引叙事脉络，还能够丰富文本内容，亦是史诗磅礴气势的重要缘由。尽管史诗人物形象的研究成果较少，但颇有启发意义。专著《苗族史诗 〈亚鲁王〉 形象与母题研究》专论史诗人物形象，讨论幼年亚鲁、青年亚鲁、中年亚鲁、女性形象与英雄对手形象[58]，较为系统地对整部史诗的出场人物进行了类型化处置和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