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亚鲁王》史诗仪式与文化研究

《亚鲁王》史诗文化生境的田野调查报告为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相关成果主要有吴正彪的《仪式、神话与社会记忆——紫云自治县四大寨乡关口寨苗族丧葬文化调查》[69]《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保护——苗族史诗 〈亚鲁王〉 田野调查札记》[70]及唐娜的《贵州麻山苗族英雄史诗 〈亚鲁王〉 考察报告》[71]《西部苗族史诗 〈亚鲁王〉 传承人陈兴华口述史》[72]等，这类报告均是在研究初期研究者们对《亚鲁王》的生存环境进行实地调研后经过梳理形成的成果，对《亚鲁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文化研究大多通过史诗的唱诵仪式来解析其文化内涵，与《亚鲁王》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有交叉之处。诸如从神话学研究视角出发，认为《砍马经》具有古老的民间信仰的活化石特征，对其解读可获得对天马神话社会功能的整体认识。[73]又如以亚鲁王仪式为研究对象，厘清其纵、横向的变迁历程，探索其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实现调试与重构[74]，或关注作为亡者身份证明的“芒就”[75]，类型化处置展演场域[76]等。

如前，《亚鲁王》史诗研究的树状研究网络已初步形成，已有研究成果事实上无法绕开文本或文化，研究文本不能脱离文化，研究文化亦不能脱离文本，研究者们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将文化与文本联结起来，甚至强调文化与文本不可脱离，但文化与文本仍被作为两个割裂开来的个体，这就可能导致研究成果无限向前端延伸或无限向后端延伸，明显存在后继乏力的问题。一是脱离《亚鲁王》文本且“无限向后端延伸”的研究成果较多。特别是在跨边界作业的交叉学科研究上，史诗常被简化为研究者臆想中的某种并不全面的文化符号，从而导致后续的讨论难以落地。二是关注《亚鲁王》文本且“无限向前端延伸”的研究成果无意识地忽视掉了史诗译本的多样性。诸如没有关注史诗尚未正式出版的《亚鲁与动物的故事》《亚鲁子孙的故事》等译本，没有关注国家级传承人陈兴华翻译整理的译本，这就导致脱离文化的文本研究在面对新的文本时难以自圆其说。在与东郎、翻译整理者、研究者及地方政府的交流互动中，可以发现活形态史诗的特殊性。一是《亚鲁王》的“活形态”体现为与仪式共生。《亚鲁王》仅在葬礼上完整唱诵，并在葬礼上得到传承和延续，在其他仪式中得到补充和完善。二是《亚鲁王》的“活形态”体现为文本变异的常态。史诗内容除内核部分（“亚鲁王的事迹”“爬坡路”等）不能随意删减外，东郎可根据自身的知识掌握情况对枝叶部分（史诗其他环节）进行发挥。三是《亚鲁王》的“活形态”体现为文本的生长。鉴于史诗与仪式的共生，东郎根据亡者家族谱系及亡者生平事迹增补唱诵内容。鉴于此，研究沿着“立足文本—超越文本—回归文本”的研究思路，尝试讨论史诗的社会功能，或可为《亚鲁王》树状知识网络提供有益补充。基于《亚鲁王》原生态形式在本土文化中与仪式和吟唱一体的展演实践，单纯的文学抑或单纯的文化研究无法帮助我们把握《亚鲁王》中的文化现象，社会功能的讨论无疑是对口头传统的存在与传承价值和意义的再认识，亦可更新既有文学观，扩展对本土文化遗产独特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