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华史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在华夏大地上根脉延绵。尽管在时代的洪流中，史诗的传统形式逐渐消退，但生长于民间，赓续于时间，承继于空间的史诗文化精神仍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并流淌于人民血脉，这缘于史诗文化精神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将民族历史、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1]以时空脉络溯源，可见史诗研究见证了中国学人从“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的文化弱势心态到“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自信历程。中华史诗七十余年的研究轨辙伴随本土文化遗产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始终，历经“资料取向”到“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转换，实现“为国证明”的文化自省到“文化建构”的文化自觉，成为在辩论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学问。[2]

《亚鲁王》（King Yax lus）是苗族史诗，是南方史诗群的范型，集亚鲁（Yax lus）及其先祖的创世史、征战史及迁徙史于一体，嵌合婚丧嫁娶、祛病禳灾、祈福祭祀等民俗礼仪，神秘而小众、雄厚而悲壮、禁忌而肃穆、完整而活态。史诗篇幅宏大，使用五言仄韵格律诵唱，辐射勒咚世界、天上世界、世俗世界，讲述了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传承谱系、英雄诞生、射日月、英雄婚恋、盐铁制作技艺、经商贸易活动、族群迁徙、七次战争等，阐释了生地变熟地、祖地眷恋、血脉意识等，是苗族古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3]完整的史诗见于丧葬仪式，族人凭着东郎（苗语，“歌师”）展演的远古立体图式唤醒记忆，亡者沿着东郎唱诵的先祖迁徙路线返回祖地，史诗内容围绕丧葬仪式不断补充，始终延展，实现赓续。[4]《亚鲁王》的活态性特征，使得它与所“生存”的环境联系紧密，它不仅承载着祖先们的历史，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并以此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精神指引。

2012年2月21日下午，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协办的“中国英雄史诗的重大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云山致贺信：“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翻译、整理和出版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一个重要成果，必将对我国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5]冯骥才强调，“开篇宏大，具有创世意味。通篇结构流畅大气，程式规范庄重，节奏张弛分明，远古气息浓烈，历史信息密集。细细读来，便会进入远古苗人神奇浪漫又艰苦卓绝的生活氛围中；大量有待破解的文化信号如同由时光隧道飞来的电波繁渺而至”[6]。刘锡诚认为，“这部目前还在口传的英雄史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文化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7]。Mark Bender认为，《亚鲁王》的出版为国际学术界在苗族史诗研究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它是当代少数民族史诗抢救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刘守华认为，“有关学者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南方史诗群的研究近年来也在急起直追……它们对中国史诗学的新开拓和对中华文化之增光添彩，我们将拭目以待”[8]。朝戈金认为，“因为《亚鲁王》具有类似 ‘指路经’的社会文化功能，由此决定了史诗演述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娱乐民众，而在于为亡者唱诵，成为苗民生死转换不可或缺的一个 ‘关捩点’”[9]。余未人认为，“在麻山苗人中自古传诵的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不是纯文艺作品，而是信仰的结晶。可以说，《亚鲁王》的唱诵是民间信仰的集大成”[10]。麻勇斌认为，“麻山苗族巫者在葬礼上唱诵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及其所展演的相关仪式，与苗族历史尤其是一些刻骨铭心的重大历史事件存在映射关系”[11]。黄永林认为，“《亚鲁王》的流布范围比较狭小，其地域性特征明显，对其研究首先应当是进行扎实的田野作业，才能对其文化生境有充分的了解”[12]。肖远平认为，“《亚鲁王》是麻山苗族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是被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演进的，具有增强民族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