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史诗是特殊的知识总汇，亦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史诗将最丰富的生活世界转化为最经典的文化符号，将人类社会的早期经验营造成开阔的叙事话语，篇幅和容量是其他叙事体裁无可比拟的，几乎所有学科都可以从史诗中找到自己的源泉。以传统视域审视史诗文本，可以发现即便是活形态的史诗，依旧是在讲述过去，似乎与现代社会形成完全隔离的状态；但实践表明，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地域文化持有人抑或自然地，抑或不自然地受到史诗影响，且影响巨大。以动态眼光审视史诗，发现史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潜隐其间的独有功能体系，并影响着地域社会，成为当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缘于史诗有外层结构和内层结构。外层结构是史诗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态、语言和各种民间文化传统，这是史诗透露出来的外层知识信息。内层结构指史诗文本本身的结构，史诗文本容量巨大，从创世到人类起源，从早期生活到定居发展，从迁徙到民族形成等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历史尽在其中。

《亚鲁王》嵌合地域文化持有人麻山苗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指导着他们的行为模式，塑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麻山地区属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是典型的石山区、高山区，自然地理条件相对恶劣，地域文化持有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立足于这片山石之地，由于与外界联系较少，在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滞后[14],《亚鲁王》在几千年的时空演进中得以完整保存。史诗诵唱了麻山苗族从先祖故地西迁麻山的故事，囊括了苗族先民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伦理禁忌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苗族古代社会的历史书。

《亚鲁王》具有多重社会功能。一方面，史诗中的战争场景、贸易活动、婚恋经历、农业生产、炼铁制盐、祭祀祈福等是反映古代苗族军事活动、经济理念、人生礼仪、生产劳动、民间观念、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料，是麻山苗族探寻祖源的根据；另一方面，时空演进中的亚鲁王文化沿着“互动—调适—整合”的行动逻辑，历经“拒斥冲突—理性选择—吸收更迭—重构再建”的过程，建构了一套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模式，并以此推动地域文化群体价值行为和价值取向的调整。换言之，麻山苗族生产生活的实践逻辑中史诗仍系标尺规束。《亚鲁王》社会功能的研究不仅能把握史诗稳定传承的核心规律，还将揭示史诗所隐喻的和谐观念以及当代社会价值，拓宽史诗研究视域，同时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方法的交叉运用能够探索学科联动的新模式，更为深入地了解麻山苗族地区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并以此作用于地域发展和和谐社会建构，为其他民族地区提供有益借鉴。同时，国家市场化改革已历四十余年，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不仅需要更高要求的社会治理能力，也需要更为有效和更具弹性的社会治理模式，以《亚鲁王》为文化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有助于理解社会运转规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此外，麻山苗族的精神品格与《亚鲁王》史诗存在着悠远而深邃的内在联系，他们世世代代学唱《亚鲁王》，以歌唱、祭祀的形式教育后代，要有除恶布善、捍卫正义，以及为大众追求幸福、和平、美好的生活而不怕艰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和品德，这种文化精神有助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建立和发扬。

具体来讲，亚鲁王文化重视多元调和、兼顾多元利益、注重多元互动的文化治理模式和价值整合体系理应成为创新驱动未来导向下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与理论概括。政府职能部门、地方文化精英、地域文化持有人、学术共同体、其他民众之间的交流互动加剧了地方文化的变迁，地方文化因此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再阐释，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再生产。而享有信息的不均衡，导致了各主体之间的零和博弈，但是零和博弈下的发展并不能持久。亚鲁王文化空间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较大变化，甚至实现了更新。地域文化持有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适应主流文化和其他亚文化带来的冲击，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转变思想观念的漫长过程就成为有效治理和有序社会建设面临的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利用的高效，与文化持有人固守的“归返”意识冲突。不论是史诗文本还是节日民俗，抑或日常生活中，文化持有人的归返意识都十分强烈。而返回祖先故地不能离开世代生长的文化空间。以亚鲁王文化为基础开展的亚鲁王城建设要求文化持有人脱离原有文化空间，显然背离了亚鲁王文化的价值理性。在实践过程中，紫云县政府主要依靠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由王城建设范围内的文化持有人组建而成，他们以亚鲁王文化作为王城建设的价值理性，以经济补偿满足文化持有人生存发展的物质需求。作为王城建设范围内文化持有人，他们维护了地域文化，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员，他们贯彻了政府的经济方略，推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其关键做法在于，通过重构再建亚鲁王文化空间，满足文化持有人的“归返”诉求，将地域文化整合到主流文化的发展中，实现多元利益主体与非零和博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5]亚鲁王文化重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强调在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保持文化永续生命力的内源动力。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均是个体归属感的体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并不相互独立。从文化认同而言，个体从中获得身份的确认，传承共同的文化，形成共同的理念，是这一文化共同体的黏合剂。个体的认同表现为内在的心理认同和外在的行为认同，麻山苗族通过亚鲁王仪式传承亚鲁王文化，因仪式的小众和严肃，使得文化传承的范围小但影响深，东郎在唱诵的过程中阐释“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16]，为“亚鲁王”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依据。从民族认同而言，民族的归属感是个体对民族群体的一种依恋感，个体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增强民族团结力和民族凝聚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文化立足传统，着眼未来，伴随多重话语体系进入麻山，带去新的学术思维、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民族自信依据的同时，演化出多中心的文化碰撞与互动，文化持有人一改被动状态，主动适应、融入现代化进程，将地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打造极具地域文化特征的亚鲁王城，实现了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有效衔接，努力摆脱后发劣势。

亚鲁王文化重视和谐共生，认可万物同源的思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要求史诗最终回归实践传统。作为民族知识的总汇，史诗成为一个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准，“有了史诗，这个民族就觉得他在文化上能形成很强的文化自我认同感”[17]。《亚鲁王》中存在着对很多生活现象的解释，例如鸡以小（碎）米为食，是亚鲁造出太阳后，与鸡祖协商，用小（碎）米作为鸡打鸣呼喊太阳的报酬；砍马仪式砍马，是因为马祖啃食亚鲁的生命树，亚鲁与马祖约定亚鲁的后世子孙在去世之时，可以砍马祖的后代来作为惩罚。这些认知伴随史诗世代唱诵，潜移默化根植于麻山苗族的记忆中，形成了他们的行为依据和道德规范。必须关注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思维和地方性作为要求史诗学科回归实践传统。一方面，全球化凸显带来了地方性文化的非地方化，多文化之文化协同意义成为中国史诗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经验与生存智慧的结晶，史诗则是人类历史经验与生存智慧结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为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能力贡献实践经验和创新思维。自19世纪后期传教士带入西方史诗，研究者们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苏联理论，主题，类型，母题的结构特征和文化历史意蕴对史诗进行研究。20世纪随着口头程式理论的引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史诗的口承性，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但是随着微观研究的深入，其必然要归结到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中，因此史诗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