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序
张国庆
在云南古代，有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学理论著述，如傣族的《论傣族诗歌》。但从总体上看，汉民族的或说受汉文化直接影响而产生发展于古代云南的文学理论，是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主体。本丛书整理与研究的对象，正是这一主体。这一主体与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脉相承，可以说是产生发展于“古代云南”这个特定时空境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由于学界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开展得较晚且不够充分，一般学者和读者对它和与它相关的一些情况不甚了解，故下面有必要对与它产生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它本身的基本情况、相关的研究情况等依次略作介绍。之后，也将对与本丛书相关的一些情况进行介绍。
一
高山深谷，重峦叠嶂；边鄙蛮荒，道阻且长。极其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极其艰险的交通危途，使得古代云南与古代中原在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距离似乎要比其相隔甚远的实际地理距离显得更为遥远。双方在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沟通交流，其艰难程度远非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能想象。然而，中原的高度发达与古滇的缓慢后进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并没有阻止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中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给予滇文化以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虽艰难曲折，但毕竟又随着久远的历史演进而不断扩大与深化。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军入滇，称王于滇中，时日一久，将士们尽皆“变服从其俗”，融入当地土著（“蛮”“夷”）文化中去了。此一番楚融于滇的文化碰撞，实开了中原文化长期影响滇文化的先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以其地（今滇池一带）设益州郡，开始了中原王朝对古代云南的实际统治。汉晋、南北朝时期，内地更迭频仍的政权对滇地的虽松散乏力而仍持续不断的统治，以及内地移民的不断到来，渐次将浓郁的汉文化之风吹进了一向为高山大川深锁其门户的这一方边远蛮荒之地。例如出土于云南曲靖的早已蜚声海内外的那两块南碑瑰宝——《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就是很好的明证。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国统一云南。一方面，南诏王室积极引进并学习汉文化。南诏曾虏唐嶲州西泸县令郑回，南诏雄主阁罗凤“以回有儒学，……甚爱重之”（《旧唐书·南诏传》），后更委以清平官[1]要职。而据郑回所撰《南诏德化碑》碑文[2]，阁罗凤本人更是“不读非圣之书”。另一方面，唐王朝积极扩大汉文化对南诏的影响。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回云南牒》称，唐王朝对南诏曾“许赐书而习读，……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正是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汉文化对南诏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由此南诏国中出现了“人知礼乐，本唐风化”（《新唐书·南诏传》载阁罗凤孙、南诏王异牟寻语）之景象。继南诏而起，大体上与中原两宋王朝相始终的大理国，由于赵宋王朝无力远顾，加之佛教盛行，其受汉文化的影响实较南诏为弱。元灭大理，建云南行省，兴学校，建孔庙，播儒学，使得云南境内不少地方“师勤士励，教化大行”[3]。明清两代，云南被纳入中央集权政府的直接统治，于是移军屯戍，沟通商贾，发展矿业，更广置学校，推被儒学，开科取士，使得云南子弟翕然向学，云南文化蓬勃发展。袁丕钧《滇南文化论》谓明代云南文化有“骎骎与江南北地相颉颃”之盛，当非虚语。可以说，在元代尤其是明清以后，中原汉文化全方位地直接渗透融合进滇文化之中，并成了滇文化中具有主导意义的重要成分，成了滇云各族人民生活、生产尤其是相互交往赖以维系的主要纽带。
汉文化对滇文化影响渗透的进程也反映在文学领域中。今见于典籍的古滇最早的汉文歌诗，主要有西汉武帝时的《渡兰沧歌》和东汉明帝时的《白狼王歌》。总的看，古滇早期的歌诗、文学已受到汉文化、文学的浸染，但这浸染还明显缺乏深度和广度。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歌诗和文章，在量与质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南诏布燮[4]杨奇鲲的《途中诗》和大长和国[5]布燮段义宗的《思乡》，均被收入《全唐诗》，即是突出的例证。而《南诏德化碑》碑文，更是曾被史家评为“胎息左氏，其辞令之工巧，文体之高洁，俱臻上乘。三千余言，一气呵成，名章隽句，处处有之，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觏”[6]。此碑之铭文，亦被评为“掷地有金石声，非凡响也”[7]。元代云南汉文化影响持续扩大，但汉文学作品见诸记载者却极为有限，此中原因，尚待云南地方文学史家探究。明清时期，伴随中原汉文化全方位渗透融合进滇文化之中，云南汉文学情势大变，云蒸霞蔚，顿显壮观。当时已有多种诗文总集、合集、选集刊行于世，如《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南诗选》《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等。民国时期编纂的《新纂云南通志》，著录已刊、未刊的个人诗文集达千种左右。而民国时期编辑出版的《滇文丛录》和《滇诗丛录》也各有一百卷之多。借用前引袁丕钧《滇南文化论》之语，则明清时期云南诗文之盛，亦可谓“骎骎与江南北地相颉颃”矣。总而言之，汉文化、文学对滇云文学的影响，由浅入深，由窄趋宽，至明清而达于极致，这与汉文化对整个滇文化的影响渗透历程若合符契。
二
元代以前，云南（“古滇”“滇云”）文学理论尚未露出端倪。一方面，文学理论的产生总有赖于文学创作实践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元代以前发展相对稚弱的滇云文学还不足以成为孕育文学理论产生的合适的土壤。另一方面，其时相对稚弱的滇云文学尚未有对理论的较为明确的需要，故面对早已走向成熟的中原汉文学理论也未受到明显的影响。明代以后，随着滇云汉文学的日趋兴盛，云南文学理论开始萌生并逐步走向相对繁荣。确切地说，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相对繁荣，不是出现在滇中风雅刚刚兴起且其“文采风流，极一时之选”的明代中叶，而是出现在云南汉文学获得持续、稳固、长足发展的清代乾嘉以后。与中原文论相较，云南文论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它发展、繁荣既迟而结束得也晚。它的尾声，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8]。
二十一年前，我选编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前言中，曾就云南古代诗文论著的存佚情况做过如下简要概述。“在云南古代诗文论著中，诗话一类著作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云南古代诗话，有的已有目无书，有的曾经为其他著作提及而现已散佚，有的则仍流传至今。有目无书的，据史载，约有《榆门诗话》《古今诗评》《诗法探源》等十种左右。为各类著作提及而现已散佚的，有《方黝石诗话》《贮云诗话》等数种。流传至今的，有《荫椿书屋诗话》《筱园诗话》等十余种。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除了兼收云南地方诗人诗作并予以论说评赏以外，云南古代诗话完全与中原古代诗话一脉相承。在内容方面，各部著作常有自己的侧重点。有的偏重于保存滇中的诗人诗作，如檀萃《滇南诗话》[9]、袁家谷《卧雪诗话》；有的偏重于记载滇中诗人的断篇、逸事、掌故，品评滇中诗人诗作，如师范《荫椿书屋诗话》；有的偏重于对汉文学史上的诗人诗作进行广泛的评论，如陈伟勋《酌雅诗话》、严廷中《药栏诗话》、由云龙《定庵诗话》；有的在品评历代诗人诗作的同时，更注重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如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许印芳《诗法萃编》、朱庭珍《筱园诗话》等。当然，著作既有所侧重，却又常常程度不等地含有上述多个方面的内容。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酌雅诗话》《小清华园诗谈》《诗法萃编》《筱园诗话》等的价值更高一些。其中尤其是《诗法萃编》和《筱园诗话》不仅可视为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冠冕，即使置诸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也称得上是富有特色的佳作。除诗话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尚有：各种诗文集的序文跋语近千篇左右；论诗文的专题论文十数篇；论诗诗数种百余首；论文赋一篇；与友人论诗文的书信若干……”由于除诗文理论著述以外其他文学理论类别（如小说理论、戏剧理论）的著述极为少见，故所谓“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主体，就存在于云南古代诗文论著之中。换言之，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规模和存佚情况等，大体即如《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前言”之所述了[10]。这里，要向为云南古代诗文论著的保存做出过贡献的滇中历代先辈贤哲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因为正是他们持久不懈的苦心搜求，精心呵护，细心整理，才使得云南古代文学理论能够以如此可观的规模保存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搜求极广、研究甚深的郭绍虞先生以外，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有较多关注的学者几乎难以见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前期，一批云南本土学者始对之展开了粗具规模的群体性研究。蓝华增先生的《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张文勋先生等的《许印芳诗论评注》、张文勋先生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中之“汉文化浸润的滇云文学理论”一章（张国庆执笔）以及杨开达先生关于朱庭珍《筱园诗话》研究的系列论文，是这一群体性研究的主要代表。之后，相关研究进一步展开。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我选编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对于相关研究在云南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开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粗略统计，截至目前，新增的相关研究专著有李潇云博士的《清代云南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和王欢博士的《朱庭珍诗论研究》（待出版）两部，相关的研究论文已达四十余篇，其中对朱庭珍《筱园诗话》的研究尤为集中突出，成果也最为丰富。
三
2017年10月，在云南大学文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以云南大学为主，在昆多所高校老中青三代近二十位学者发起成立“云南大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心”。几年来，在广泛开展多方面学术活动的同时，中心一直以云南古代文论为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同仁们取得共识，要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础文献资料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搜集整理，并要对其中比较重要、集中的一批资料（即现存诗话）进行系统的初步研究。2018年，中心申报的课题《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获云南社科规划办批准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课题。经中心研究，决定编纂《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丛书由如下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通过对现存十余部云南古代诗话展开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工作后，形成十余部整理研究专著。各部专著，统名之曰“笺注”，如整理研究《筱园诗话》的专著，即名之曰“《筱园诗话》笺注”，余类推。各书大抵含三至五个部分，依序如次。
其一，丛书序。
其二，各部专著之前言。前言交代或讨论笺注者认为有必要交代、讨论的相关情况或问题。
其三，诗话文本笺注。
各部诗话中原来的各条正文之间，一般并不排序，笺注时各条正文前加括号按（一）（二）（三）……顺序排列。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改变诗话原貌之嫌，好处是使诗话排列显得有序，眉目更加清晰，能为研究者提供较多方便。注释主要为正文中之人名、地名、引文、疑难词语、出典故事等而作，注释的宽窄详略，笺注者视情况自行处理。当正文内容需要引申讨论时，给出笺释文字。
其四，根据各部诗话的具体情况，有的著作可专设对于该部诗话或该诗话作者之诗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部分，以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有的专著不设此一部分，但仍须在前言中展开关于所笺注诗话或其作者诗学的必要理论探究。
其五，根据各部诗话的具体情况，确定设或不设“附录”部分。
第二部分，是通过普查广搜，将除诗话外广泛存在于云南各种历史文化典籍中的与文学理论相关的分散篇什（专题论文、论诗诗、论文赋、与友人论诗文的书信、各种诗文集的序文跋语……）尽量搜集起来并加以整理，从而形成的《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散论汇编》若干册。《汇编》作为云南古代文学理论除诗话以外的最基础的文献汇集，以历史年代为序编排内容，不做过多的讨论研究，仅作少量最必要的注释。
上述两个部分，分别或共同有着一些大致统一的编写体例，为免冗赘，这里只指出其共有的编写体例之一，即采用简体字，不用异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12月22日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停用了1055个异体字，一般来说，本丛书凡遇到《整理表》所确定的异体字，基本都改为相应的简体字。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本丛书也会使用异体字。主要是遇到人名、地名中有异体字时，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仍用原字。比如，“堃”是“坤”的异体字，一般情况下，“堃”改作“坤”；而当“堃”出现在人名、地名中时，仍作“堃”。
丛书的上述两个组成部分，其工作有先后之分，即诗话笺注在前，散论汇编在后。目前诗话笺注部分已有多部著作接近完成并将于本年度内出版，其余的大致也将于明年付梓。散论汇编工作将随后展开，预计于2024年内完成。
四
本丛书的编纂，有几个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对云南古代诗话第一次进行集中、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之前虽有一些整理（如拙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张文勋先生等《许印芳诗论评注》），但总体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不能和这一次的整理与研究相比。其次，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基础文献资料第一次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之前虽也做过一些搜集整理（如蓝华增《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等），但其规模格局同样远不能和这一次的搜集整理相比。再次，发现并解决了一些文献版本方面的重要问题。比如，朱庭珍《筱园诗话》现在的通行版本是《云南丛书》本，其采用的是朱氏写定于1877年、梓行于1884年的《筱园诗话》第三次修订稿。王欢博士之前在撰写其关于《筱园诗话》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已发现，云南省图书馆现藏有朱氏改定于1880年、曾刻于1885年的《筱园诗话》第四次修订稿（即《筱园诗话》之“筱园先生自订钞本”），与《云南丛书》本相较，此稿不惟在原有三篇自序外增加了第四篇自序，在卷一、卷二、卷四中共增补了四段文字，而且与《云南丛书》本在细部文字方面出入多达两百来处，显然此稿在前三稿基础上作了不小的改动。这一次整理《筱园诗话》，王欢即以“筱园先生自订钞本”为底本，而以《云南丛书》本和以《云南丛书》本为依托的多部现当代《筱园诗话》整理本为参照进行笺注。相信王欢这一整理工作的完成，将提供之前一般未曾得见的《筱园诗话》的另一个同样值得信赖而内容更加丰富的版本，这将给目前国内学术界日益升温的《筱园诗话》研究热进一步提供基础文献方面的更多支撑。又比如，刘炜教授在笺注严廷中《药栏诗话》时，发现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一个本子，比目前《药栏诗话》的通行版本《云南丛书》本多了诗话十一则，且《云南丛书》本细部多处模糊或有错讹的地方该本子都刻印得清楚准确，《云南丛书》本有几处将两条诗话合刻为一的情况该本子也没有出现，而是分刻得清清楚楚。刘炜的《笺注》采用了这个本子。目前尚不能落实的是，该本子究竟是《云南丛书》本之外的另一个版本呢，抑或它就是《云南丛书》本所据的原始底本。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刘炜的《笺注》都将提供给学界和读者一部较具新貌的《药栏诗话》。[11]最后，是纠正了包括拙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在内的现当代一些相关文献整理著述中的不少疏误。本丛书编纂的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但以上四点乃其荦荦大者。若一言以括本丛书编纂之意义，则：在云南学术史上，本丛书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础文献资料第一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将使这一基础文献资料首次以近乎全面的清晰的面目呈现在学界和世人面前，从而有力地推动有关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整体研究持续向前，更上层楼！
本丛书的编纂毫无疑问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相关基础文献资料的搜求整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基础文献资料展开研究更将是一项历时久远的学术工程，本丛书所进行的整理与研究，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仅只是完成了一项初步的工作而已。本丛书的撰写者都是云南高校拥有高中级职称或博士学衔、从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与研究多年的中青年教师，因为确知点校、笺注古书极为不易，故在工作中时刻都怵惕在心，勤勉于行，争取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疏误，以确保丛书的完成质量。虽则如此，疏误的出现，当在所难免。编纂者们始终抱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在丛书问世后将虚心地接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可能提出的质疑和批评，以期他年有机会时能以具有更高学术质量的相关成果奉献于世。
五
缕述至此，谢意衷出。首先要感谢参与丛书工作的众多同人尤其是丛书的每一位执笔者，以及在搜寻相关学术资料方面为丛书撰写提供了重要帮助的我的研究生丁俊彪同学，正是他们勤勉严谨的工作，保证了丛书以较好的学术质量顺利完成。其次要感谢丛书的两位副主编段炳昌教授和孙秋克教授，二位不仅对丛书的编纂提出过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而且参与了丛书的组织领导工作，分别审读了丛书的部分初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再次要感谢云大文学院的多任领导，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是本丛书从酝酿启动到最后完成的重要保证。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编辑人员，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是本丛书能够以较好质量顺利出版的有力保证。最后要感谢吾师张文勋先生。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其后数十年深耕不辍，成就斐然。又于80年代初引我踏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途，复于90年代初为我开启云南古代文论研究之门，今再以九十六岁高龄欣然挥毫为丛书题署书名，此皆深铭我心。在中国古代文论和云南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文勋先生贡献良多，声誉卓著，松柏常青！
二十一年前，当拙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出版时，我曾题“书《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后”小诗一首，此时欣然忆及，直觉得当日之所曾吟与刻下之所欲语竟毫无二致。遂改其题而移诗于下，借以为此序之结。
题《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
汉风千载漫吹拂，
边地云山气象殊。
兰椟捧出君细看，
从来滇海蕴明珠。
壬寅新春 谨叙于云南大学东二院
[1] 《新唐书·南诏传》：“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
[2] 历来典籍和大多数学者认为或倾向于认为《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是郑回。1978年，有学者撰文论证，此碑作者并非郑回，而是王蛮盛。1985年至1987年，王宏道先生在《云南社会科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接连发表《〈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上）》《〈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下）》《“〈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上）》三篇文章。王文论据丰富翔实，论证深入周详，分析透彻明晰，逻辑周密顺畅，得出确定不移的结论：碑文作者，就是郑回。王文此一结论，大约可为《南诏德化碑》作者一案定谳。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种著述，既无视（或根本未睹）王氏之论，亦不自作深入考辨，率尔即认定此碑作者为王蛮盛，不能不令人十分遗憾！愚以为，今后凡欲论此碑作者问题者，皆当研读王文而后言之。
[3] 支渭兴：《中庆路增置学田记》，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4] 布燮：见前页注释①。
[5] 大长和国：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篡夺南诏，建立大长和国。公元926年，大长和国灭亡。
[6] 见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7]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8] 本丛书所谓“云南古代文学理论”，一方面包括产生于云南古代的汉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包括云南近现代人所写的在理论对象、理论内容、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几乎所有重要方面都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脉相承，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归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那些文学理论论著。
[9] 外省籍人士撰写于滇的诗文论著，一般并不划入“云南古代诗文论著”的范畴，如杨慎的《升庵诗话》等。但，檀萃的《滇南诗话》应是一个例外。檀萃虽系安徽望江人，但居滇数十年，其《滇南诗话》十四卷，收有他和他的滇中友人、学生，以及滇中淑女、仙释，并流于滇客于滇宦于滇者，共约三百家的大量诗作，其作大多与滇密切相关。《滇南诗话》之名，颇符其实，故视其为“云南古代诗文论著”之属，应当是可以的。
[10] 可以预期，本丛书最终完成时，对于《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前言”所述之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规模和存佚情况等，很可能会有适度的修正和更为确切一些的描述。
[11] 关于王欢、刘炜二位所遇到的著作版本问题，这里谈两点看法。一是《云南丛书》所收录的大部分文献，辑刻于1914—1942年间。其收入《筱园诗话》第三稿而未收入作者手订的、内容更为完备的《筱园诗话》第四稿的原因，估计是1942年以后第四稿始入藏省图书馆，故省馆虽藏而《云南丛书》未及收。二是《药栏诗话》的版本似存在两种可能。首先，很可能现今省馆所藏而《云南丛书》未收之本，同样是1942年以后始入藏省馆的。其次，也可能该本早藏省馆，且正是《云南丛书》本所据底本，但因为当年可能存在的多方面（手民、编审、经费……）的问题而导致《云南丛书》本漏误多有，质量不佳。除《筱园诗话》《药栏诗话》二书外，这里还要提及云南诗论家王寿昌的《小清华园诗谈》，早年出版的拙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曾考证指出，《云南丛书》所收的《小清华园诗谈》只是其雏形、初稿，而其完本或定本则另有他藏，并于后来被收入郭绍虞、富寿荪先生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笔者在此处比较集中地提及云南古代诗话整理中遇到的版本问题，是想就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今后学者凡依据《云南丛书》进行文献整理工作，都应该对相关文献的版本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既有助于保证自家整理工作的质量，也可帮助发现《云南丛书》在版本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相信经过月累年积，最终当可对提升《云南丛书》的整体质量发挥积极作用。第二，省图书馆等相关部门，似应将相关问题纳入视野并予以长期关注，以期当重印或再版机会出现时，能汲取一切相关研究成果，全面解决《云南丛书》在版本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云南丛书》的整体质量。《云南丛书》是记录云南古代（汉代至明清）至民国初年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思想精神的文献总汇，是云南地方文献的百科全书，是云南地方文史研究者们历来极为珍视的文献宝库，其编纂质量的哪怕是些微的提升，对云南的文化与学术建设的整体事业而言，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