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严廷中（1795—1864），字幼卿，号秋槎，一作秋查，诸生，云南宜良人，清道光、咸丰时期重要诗人。父严烺，字存吾，号匡山，乾隆癸丑（1793）年进士，历官甘肃布政使、湖北按察使等。严廷中自幼随宦京城、兰州、武昌等地，父殁，无以为生，入赀为山东莱阳县丞，历官福山、文登、蓬莱等县知县。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经停扬州，结“春草社”，名动一时。后复任莱阳县丞，擢两淮盐参军，以疾引退，卒于莱阳。严廷中诗文词曲无不擅，尤工词，著有《红蕉吟馆诗存》《红蕉吟馆未刻诗》《岩泉山人诗四选存稿》《红蕉吟馆诗余》《麝尘词》《红豆箱剩曲》《秋声谱传奇》《药栏诗话》等。
《药栏诗话》是一部随笔式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全书分甲、乙二集，甲集75则，乙集92则，共167则。从内容来看，这些论诗文字应该陆续作于严廷中道光元年（1821）任职山东至道光十六年（1836）经停扬州期间。此时正是袁枚性灵诗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作为“乾隆朝诗学的最强音”，其“流波所及，嘉、道之际的诗坛一直都涌动着崇尚性灵的思潮（尽管同时也有质疑的声音）”。[1]所以《药栏诗话》的写作受到袁枚及其《随园诗话》的深刻影响。王英志先生《袁枚评传》在讨论袁枚的“深远影响”时，曾指出，“嘉庆云南诸生严廷中的《药栏诗话》”等，“皆赞同袁枚性灵说，或褒扬性灵诗，是性灵派的支持者”。[2]蒋寅先生《清诗话考》对《药栏诗话》做了考察，认为“其论诗主旨追踵随园，推崇至情至性语，风格则主柔，论诗史见解通达”。[3]张寅彭先生《清诗话三编》第八册《药栏诗话提要》也指出，其“论诗主真情至性，近于袁枚，然又喜柔、曲，故所录虽不乏嘉道间名家，诗风却落于词风，远不逮随园之气局”。[4]诸位先生都注意到《药栏诗话》与袁枚性灵诗学的承继关系，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药栏诗话》的重要视角。因此我们稍加展开，按照由显至隐、由浅入深的顺序，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药栏诗话》所受袁枚及其《随园诗话》的影响。
一 《药栏诗话》以袁枚诗歌作为典范
《药栏诗话》共有四则采录袁枚诗歌，其中三则都是以之为典范，肯定其价值和地位。甲集第三十六则曰：
至性至情语，似易而实难。或以浅目之，非知诗者也。如袁子才先生《病中赠内》云：“千金尽买群花笑，一病才征结发情”；《送女还吴》云：“好如郎在安眠食，莫带啼痕对舅姑。”此种真挚语，在唐惟香山，在宋惟放翁耳。近代诸公，集中不多见此。
诗歌的本原在“至性至情”，只要能抒发“真挚”的情感，即使语言浅近，也是真正的好诗。袁枚“赠内”“送女”之诗，语浅而情真，远超近代诸公，直追香山与放翁，因而是近代诗歌的典范。
甲集第二十六则曰：
毛伯成“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抱负语。高青丘“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真实语。黄仲则“贱修不如贵夭，饥聚不如饱散”，悲愤语。若袁子才先生“言我明日饥，我已今日饱；言我明日死，我已今日好”，则又旷达语也。
诗之本原在于情感，但情感的内容与状态是有差异的。内心的宏大“抱负”与“真实”感受，即为两种不同的情感内容；内心的“悲愤”激烈与“旷达”平静，即为两种不同的情感状态。四种情感的诗歌抒写各有其典范性诗句。袁枚诗歌因表现了对生死贵贱的了悟，可为“旷达”之典范。
乙集第八十二则曰：
落花诗，咏者多矣，要不过伤红悼紫，以新巧见长耳。惟袁子才太史之“清华曾荷东皇宠，飘泊原非上帝心”、顾秋碧之“为有聪明才堕劫，已偿恩怨合生天”二联，别有寄托。
诗歌既然以情为本，那么任何题材的抒写都应有深沉的情感寄托，落花诗也不例外。袁枚与顾槐三的落花之咏，虽有旷达与悲愤之别，但都寄托了各自人生失落的感慨，因而堪称落花诗的典范。
不论是对诗歌本原即“至性至情”的契悟，还是对诗歌某一类情感状态如“旷达”，以及某一类抒情题材如“落花诗”的抒写，袁枚的诗歌都具有突出的典范性，可见《药栏诗话》对袁枚评价之高，受袁枚影响之大。
二 《药栏诗话》直接或间接引用《随园诗话》的材料
《药栏诗话》直接引用《随园诗话》只有两则，即甲集第十四则、第五十四则，但间接引用则有十余则之多。例如甲集第一则曰：
“夕阳何处不销魂？马上黄昏，楼上黄昏”，词中之隽品也，与唐人“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相似。“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词中之神品也，与宋人“夕阳山外山”相似。“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词中之逸品也，与元人“新妆满面犹看镜，残梦关心懒下楼”相似。
本则起首“夕阳何处不销魂？马上黄昏，楼上黄昏”三句，出处不详，应该是转引自《随园诗话》卷七第六一则：
宋人词云：“斜阳何处最消魂？楼上黄昏，马上黄昏。”陈古渔《咏月》云：“闺中少妇关山客，楼上无眠马上看。”《清波杂志·咏望后月》云：“昨夜三更后，嫦娥堕玉簪。冯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本朝杨文叔先生《咏十六夜月》云：“休言三五团
好，二八婵娟更可怜。”《玉壶清话·咏新月》云：“一二初三四，蛾眉影尚单。待奴年十五，正面与君看。”近人方子云《咏新月》云：“宛如待嫁闺中女，知有团
在后头。”心思之妙，孰谓今人不如古人耶？
而且就两则材料的写作思路来看，《药栏诗话》强调的是诗词风格之相似，《随园诗话》强调的是古今心思之不异，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再如甲集第八则、第十三则曰：
眼前静境未经人道者，“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或问其妙，又不能道。大约此等句如仙姬神女，自不以粉黛示人。
金山诗，唐宋以来作者甚多，予独爱杨公济“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移置他处不得。
两则材料分置各处，似乎并无关联，其实是对《随园诗话》卷五第三四则的拆解化用：
宋人论诗，多不可解。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的是金山，不可移易。而王平甫以为是牙人量地界诗。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的是静境，无人道破。而刘贡父以为“春水慢”不须“柳坞”。孟东野《咏吹角》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月不闻生口，星忽然有心。穿凿极矣，而东坡赞为奇妙。皆所谓好恶拂人之性也。
再如乙集第三十八则、第五十二则曰：
“谁知姹紫娇红外，衣被苍生别有花”，此前人咏棉花诗也。戴湘圃学士《桑林》诗云：“黄鸟一声暮，绿云三径宽。江南数千里，未有一人寒。”与此同一寄托，乃有目为粗浅者，非知诗者也。
菜花诗以“半亩粗供寒士馔，一生不上美人头”为最。近见钱唐屠修伯（秉）《野花》云：“溪畔美人初识面，座中佳士未知名。”二诗格调，可称伯仲之间。
两则材料所引棉花诗和菜花诗，分别见于《随园诗话》卷七第七九则和第八六则：
方制府问亭栽棉花，招幕府吟诗，多至数十韵。桐城马苏臣曰：“我止两韵。”提笔云：“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方公击节不已。常州杨公子搢一联云：“谁知姹紫嫣红外，衣被苍生别有花？”
商宝意先生《咏菜花》云：“小朵最宜村妇鬓，细香时簇牧童衣。”其同乡刘鸣玉翻其意云：“半亩只邀名士赏，一生不上美人头。”鸣玉与童二树、陈芝图，号“越中三子”。
两诗皆质朴无华，兴味隽永，故传诵一时，并被袁枚记载于《随园诗话》之中。严廷中想必既目睹《随园诗话》之记载，又耳闻时人之传诵，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药栏诗话》中的诗句文字与《随园诗话》稍有出入。
不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可以见出《药栏诗话》所受《随园诗话》的影响，而间接引用尤其能见出其影响于无形的巨大力量。这固然是因为《随园诗话》“堪与《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为清代四大畅销书，无可争议地是清代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诗话”[5]，也与严廷中对袁枚的认同与推崇有关。
三 《药栏诗话》的采诗原则受《随园诗话》的影响，主要采录当代诗人诗作，尤其关注寒士诗人与女性诗人
蒋寅先生指出，《随园诗话》是“我所知道的第一部评论本朝作家的分量超过前代作者的诗话”[6]，“不仅于乾隆诗学，就是从整个清代诗学来看，它都代表着诗话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型，即首先重视当代诗歌的批评，论当代诗歌的分量远远超过论古代诗歌，这为诗话编撰带来一股新的风气，同时也使这一传统诗歌批评的主要形式渗入许多非文学的因素，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可以肯定地说，嘉、道以后诗话写作风气的所有变化，诸如由探究理论转向记录诗事，由研究技巧、规则转向欣赏式的品鉴，由艺术批评转向自我标榜，等等，无不肇始于《随园诗话》。只要读一读以李调元、法式善、凌霄、郭麐、吴嵩梁、王偁、潘焕龙等为代表的清代中叶诗话，我们就会知道此书对后来诗话的诱导和影响之力，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的”[7]。
很显然，《药栏诗话》也在蒋寅先生所说的深受《随园诗话》编撰方式影响的“清代中叶诗话”的谱系之中，其采录原则是“重视当代诗歌的批评”。全书评点古人诗作较少，主要是对当代诗人诗作进行记载与评赏。以作者经历为序，依次采录武昌诗人、山东诗人、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诗人的诗歌作品，尤其详于后者。这些诗人中，虽有袁枚、刘墉、铁保、孙原湘、张问陶、阮元、郭麐、梁章钜、陶澍等名家大家，但更多的还是一些不甚知名的寒士诗人，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女性诗人。
《药栏诗话》中的寒士诗人人数众多，我们举顾槐三、邹熊、叶舟三人为例稍加说明。顾槐三（1785—1853），又作顾櫰三，字秋碧，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弱冠补诸生，课徒里中。道光十一年（1831）与杨辅仁、车持谦、王章等结苔岑诗社。顾槐三与严廷中早年相识，后于扬州复聚。《药栏诗话》乙集第六十九则记载其事：
丙申十月，与顾秋碧遇于扬州。次日以《燃松阁诗稿》十卷属予点定。名篇佳句，美不胜收。五七古出入于苏韩李杜而复参以香山义山，能写人不能写之景，能道人不敢道之语，真奇才也。
乙集第十八则、第八十二则又引其诗句“多累自知难摆脱，他生何苦再聪明”“为有聪明才堕劫，已偿恩怨合生天”，对其拥有聪明才智却不遇于时的遭际充满同情与愤慨。严廷中《红蕉吟馆诗余》刊刻时，顾槐三受严廷中之请，作序一篇，冠于卷首。序曰：
其词也其人也，第以词人目秋槎，浅之乎测秋槎也。今春乞归省墓留扬州，当事及鹾商慕君才求一见不可得。顾独开春草诗社，日与穷蹙之士游，暇则与梦琴夫人、侍儿镜波棹扁舟往来湖上。浅斟低唱，俯仰凭吊，意若有甚不屑者。嗟乎，秋槎之狂，秋槎之词之人也。
“日与穷蹙之士游”，而“当事及鹾商慕君才求一见不可得”，这是“秋槎之狂”，也是严廷中关注寒士诗人的原因。二人相知之厚，由此序之请和此序之作，正可以见出。
邹熊（1762—1821），字耳山，江苏泰州人。监生。嘉庆元年（1796），入泰州芸香诗社，与叶兆兰共主坛坫。嘉庆十三年（1808），与叶兆兰选编社友诗作，辑成《芸香诗钞》12卷。邹熊是当时扬州诗坛成就颇高、影响较大的一位重要诗人。甲集第六十三则曰：
泰州邹耳山（熊）下笔有情，《声玉山斋集》中，五言似香山，七言似放翁也。
严廷中论诗，以情为本，以香山放翁为宗，其肯定邹熊的诗歌“有情”，“似香山”“似放翁”，这显然是极高的评价。
叶舟（1766—1832），字布帆，又作布颿，江苏江都（今扬州）人。叶舟是一位比较典型的寒士诗人，乙集第七则曰：
江都布衣叶布帆（舟），性幽僻而工诗。……布帆家藏古砚甚多，旧时好结客，极文酒倡酬之乐，晚年诗益工而家日贫矣。
从《药栏诗话》甲集第六十则、乙集第七十三则的记载来看，严廷中与叶舟交往甚密。现存《药栏诗话》即为叶舟题签，可见严廷中对这位寒士诗人的敬重。
《药栏诗话》中的女性诗人共十余位，以李含章、汪端、何氏三姐妹比较有代表性。李含章（1744—？），字兰贞，云南晋宁人，李因培长女，嫁浙江归安叶佩荪为继室。甲集第五十五则曰：
叶琴柯先生（绍楏）母李太夫人（含章），吾乡鹤峰先生（因培）之女，诗笔沉雄阔大，殊无闺阁气。记其《题太白集》云：“灵凤翔千仞，高歌一代中。在天犹被谪，入世岂能容？胆落高骠骑，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诸将莫言功。”通首一气卷舒，笔墨之迹俱化。或谓“容”字出韵，代易为“入世岂求通”，大逊原句矣。因思“东冬”、“鱼虞”之类，唐人往往通用，不以为嫌，近日拘儒每有此胶柱鼓瑟之论。
李含章及其子女俱能诗，并以之为中心形成著名的叶氏女性诗人群，在清代诗坛影响较大，袁枚《随园诗话》有详细记载。其云南籍身份，也让严廷中倍增亲切之感，故于诗话中大力表彰。作为女性诗人，“诗笔沉雄阔大，殊无闺阁气”，其《题太白集》，神气卷舒，而于文辞声律不甚措意，可谓得李白之真髓。赵翼《瓯北诗话》卷一论“李青莲诗”曰：“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严廷中对于李含章的评介，或许即受到赵翼这段话的影响。在当时的女性诗坛，李含章无疑具有“诗仙”的风采与地位。
汪端（1793—1839），字允庄，一字小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乙集第五十一则曰：
钱唐汪允庄女史，闺阁中之仙才也。《题徐比玉女史花卉遗册》云：“明月三生仙证果，优昙一现梦因缘。”《同小云宴坐》云：“叶落钟鸣悲梦短，花飞钏动奈愁何。”《挽姬人紫湘》云：“云中紫凤长离鸟，天上夭桃薄命花。夜月空林呼妙子，晓钟残梦见瑶华。画眉菱镜花双笑，记曲珠帘月二分。锦瑟惊弦怀梦草，玉箫旧约返生香。”哀感顽艳，温李集中上乘也。女史名端，小云司马室人。
汪端生于钱塘文化大族，父母早卒，由姨母梁德绳抚养成人，梁德绳即《再生缘》的续作者。后嫁钱塘陈文述之子陈裴之，陈文述是继袁枚之后广收女弟子的著名诗人。汪端即生活在当时最优秀的女性文学场域之中，并最终成长为嘉道之际的“第一”女诗人。[8]严廷中称之为“闺阁中之仙才”，可谓定评。
何氏三姐妹，即何佩芬、何佩玉、何佩珠，安徽歙县人，两淮盐知事何秉棠女。乙集第三十四则、第三十五则、第三十六则曰：
歙县何吟香女史（佩芬）《秋雁》云：“高楼怨笛惊秋早，古戍寒笳入夜多”；“关河摇落悲千里，湖海飘零恨一生。”《饯秋》云：“江湖风雨三更梦，烟水芦花一段愁。”《秋怀》云：“病起瘦宽银约指，梦回凉透玉搔头。”又“藻疏鱼露脊，荷静鹭舒拳”，十字亦妙。
浣碧女史（佩玉），吟香妹也。《春暮》云：“风暖樱垂红子重，雨余苔绣绿花肥。”《即景》云：“嫩凉先向水边生，红蓼青
景最清。一个草虫飞簌簌，茨菰花里作秋声。”《荷花生日后四日初度》云：“头衔自署荷花妹，恰好生辰第四朝。”又《秋夜》云：“夜凉云蕴藉，花睡月温存。”女史有《渔父》词，气味逼近六朝。如“绿阴四面，红雨一蓑；画桥柳短，春坞花多”。又如“菰烟渺渺，枫叶飞飞；春水鱼小，秋江蟹肥”。古艳如此，一洗脂粉习气。
予倡《春草》诗于邗江，和者如云。女史中如何芷香（佩珠）、金仙裳（云封）、张饮香（醴兰），皆有和章，已刊入《春草唱和集》矣。惜诸女士诗集未见，无从采入。
何氏三姐妹中，佩珠最幼，诗作不多，诗才尚未充分显现，所以严廷中简单带过，其重心是对佩芬、佩玉诗作的采录和品评。佩芬诗沉郁慷慨，佩玉诗清新平易，各有所长，而皆能“一洗脂粉习气”，故为难能。严廷中《红蕉吟馆诗存》卷十一《题何吟香（佩芬）浣碧（佩玉）两女史合稿》曰：
鸾凤声中紫玉箫，双双福慧总能消。湘帘半卷红灯影，又见观书大小乔。
天上人间事渺然，拈花一笑悟前缘。云英小妹云翘姊，都是瑶台谪后仙。
以“谪后仙”称之，与《药栏诗话》对李含章、汪端的评价相类似。在严廷中看来，李含章、汪端、何氏三姐妹，无疑是三代女性诗人的杰出代表。
《药栏诗话》对寒士诗人与女性诗人的关注，其实也是《随园诗话》的影响所致。严迪昌先生曾说：“在袁枚看来，有‘真我’、有‘性灵’的诗人每于布衣贫士和闺阁女子中见，因为他们未沾上官场廊庙习气，较多葆有心灵的自在。所以，他空前地揄扬寒士诗人，即真正诗国的小人物和女性诗人，于是，从客观上为诗歌史展示了另一侧面的景观，在士大夫占统治地盘的诗界空间更多地保留了非贵族化的诗的群体。这是一帙别具意义的《录鬼簿》，乃其‘性灵说’所派生的一项重要贡献。”[9]《随园诗话》的这一“重要贡献”，显然在《药栏诗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四 《药栏诗话》的诗学观念深受袁枚的影响
《药栏诗话》的诗学观念比较丰富，大约有以下几点，从这几点都可以见出袁枚的深刻影响。
首先，在诗歌本原上，主“性灵”说。乙集第二十四则、第六十一则曰：
丹徒严问樵（保庸）……为人倜傥不羁，不屑屑于礼法小节，视龌龊辈蔑如也……均自写性灵，不愧名士风流。
白门汤雨生参戎（贻汾），工书画，善词曲，诗主性灵。
严问樵与汤雨生皆风流名士，其人真率如此，其诗则必以“性灵”为宗。“性灵”即真之情，或情之真。故《药栏诗话》又称其为“性情”或“情”，亦称为“真挚”或“真”。
甲集第六十四则、乙集第三则、乙集第五则曰：
钱唐屠琴坞太守（倬）著有《是程堂集》，五七古不矜才不使气，和平大雅，一洗近世靡靡之音，近体自写性情，无所依傍。
钱塘陈鲁山孝廉（寓泰），丽京先叔甲子同年也。侨居邗上，倡白桃花诗社，名著一时。著有《香草山房诗集》。……皆性情诗也。
甘泉许春卿（之翰），诗以情胜，不作人云亦云语。
此数则以“性情”或“情”论诗。诗人“自写性情”，“不作人云亦云语”，是谓“性情诗”，自能感人。
乙集第六十八则、甲集第七十五则曰：
诗以真胜。有时随口说出亦足动人者，真故也。劳小山（长龄）《客中示妾》云：“白傅青衫今湿尽，累他蛮素对霑衣。”予每吟此，不觉增感。
酒生亦工诗，感予采其尊人诗，以五律四首见赠。末一首云：“马服遗书在，千篇读未能。讴吟本忠孝，风雨畏侵陵。采摭劳明府，流传抵暗灯。鲰生稽首谢，展卷泪难胜。”宛转真挚，具见孝思也。
此数则以“真挚”或“真”论诗。不论是劳小山的“示妾”之语，还是酒生的“孝思”之篇，因为“宛转真挚”，“以真胜”，故能动人。
王英志先生在讨论袁枚“性灵”说的理论内涵时，曾经指出：“‘性灵说’特别强调‘性情’或‘情’，袁枚把‘性情’、‘情’是作为‘性灵’的主要内涵来运用的。所以在感情这个特定含义上，‘性灵’、‘性情’、‘情’往往相互代替、交叉使用。”[10]又说：“袁枚标举的性情实质上是真性情、真情，其所谓‘性情得其真’，‘情以真而愈笃’，就是强调感情之真。”[11]《药栏诗话》论诗主“性灵”，注重“性情”、“情”之真，或“真挚”、“真”之情，显然受到袁枚的深刻影响，可谓得“性灵”说之真传。
其次，在诗歌风格上，贵“柔”、尚“鲜脆”。先看“柔”。甲集第十八则、乙集第八十三则曰：
予论诗以柔为主。盘空硬语，皆矫揉造作为之，非正格也，故于唐之昌黎，宋之东坡、山谷，皆不甚好。
至诗以温柔和平、缠绵雅丽为主，韩苏集中无此也。韩以排奡为主，苏亦以排奡为主；韩不善言情，苏亦不善言情；韩以文为诗，苏亦以文为诗，其失一也。且二公集中，五七古犹可，五七律绝则不可，短于言情，刚而不柔故也。盘空硬语，佶屈聱牙，岂诗之正格哉！
诗之正格，在“柔”不在“刚”。所谓“柔”，即“温柔和平、缠绵雅丽”；所谓“刚”，即“盘空硬语，佶屈聱牙”。后者的代表是韩、苏、黄，故不为严廷中所甚好。这显然是受到了袁枚的影响。《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一〇则曰：
诗家百体，严沧浪《诗话》，胪列最详，谓东坡、山谷诗，如子路见夫子，终有行行之气。此语解颐。即我规蒋心馀能刚而不能柔之说也。然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
从这一则材料来看，袁枚是以李杜之“刚柔参半”为至极，认为韩苏之“纯刚”与香山之“纯柔”都是各得一偏，似乎无所轩轾。但《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李少鹤书》曰：
然而天下物，未有不以柔为贵者。金、银、铜、铁、绸、罗、纱、绢，触目皆然。虽太阿纯钩，天下之至刚者也，亦以能屈能伸为贵；而况于声诗一道，将含商嚼徵，播之管弦者耶？《易》称君子“独立不惧”，而仍“藉用白茅”，取其柔之至也。刘熙《释名》云：“儒者，柔也。”即此意也。
《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第一二则曰：
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为贵：绫绢柔则丝细熟，金铁柔则质精良。诗文之道，何独不然？余有句云：“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
袁枚说，天下之物大抵“以柔为贵”，“虽太阿纯钩，天下之至刚者也，亦以能屈能伸为贵”，“金铁柔则质精良”。这里明显是在“刚”“柔”两端之中，偏向于“柔”。《药栏诗话》以“柔”为正格，以“刚”为变调，不好韩、苏、黄，而以香山为宗，正是对袁枚诗学观念的直接继承与衍生。
再看“鲜脆”。“鲜脆”是袁枚论诗的重要标准，但似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随园诗话》卷七第三二则曰：
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能知派别之所由，则自然宽矣；能知精采之所在，则自然严矣。余论诗似宽实严，尝口号云：“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
“脆”，指的是诗歌外在声韵的清脆；“鲜”，指的是诗歌内在意味的鲜美。“鲜脆”兼顾诗歌内外两方面的审美要求，是诗歌“精采之所在”。无论“宫徵”“酸咸”，即无论何种风格，只要能达到“鲜脆”的要求，即为好诗。《药栏诗话》在这一问题上显然也受到袁枚的影响。乙集第十一则、第七十八则、第八十三则曰：
作七绝当如雪藕冰梨，鲜脆利齿。
凡此之类，皆如食春韭秋菘，鲜脆可口。
汉魏六朝诗骨自高，以去三百篇未远耳。然诗中往往取字之晦者句之涩者入之，读之令人口齿不利。
严廷中固然“鲜”“脆”并提，但似于“脆”更为留意。“脆”就是口齿爽利，所以诗中不能“取字之晦者句之涩者入之”，即诗歌的用字不能“晦”，造句不能“涩”，应当追求平易、流畅之风，以便于讽咏吟诵。这可视为对袁枚“鲜脆”观念的发展和补充。
再次，在诗歌取法对象上，非驳杜韩苏黄，而以香山放翁为宗。《药栏诗话》批驳韩苏黄，已见于上述论“柔”一节，非议杜甫则主要见于乙集第八十三则，甲集第三十三则、第三十四则：
又有祖工部抱韩苏以自夸格调者。吁！伪矣！工部一代大家，名重今古，仆何人，斯敢置一喙？然窃有鄙见，以为工部之诗坏于宋人之诗话，因之以误后人。盖宋人尊之过甚，往往附会穿凿，引某字曰“此渊源于某书也”，引某句曰“此一代之史笔也”。工部诗诚高矣，而何至字字皆书，句句皆史？且工部当日下笔时，又何必字字皆书，句句皆史！如此其不惮烦，遂至后人不体此意，不学其沉雄阔大而学其字字皆书，不学其忠厚缠绵而学其句句皆史，几至堆砌直率而不自知。此非工部之误后人，宋人之诗话误之也；亦非尽宋人之诗话误之，后人以耳为目自误之也。
宋人诗话宗韩祖杜，令人生厌。黄彻《
溪诗话》尊工部而抑太白，更为呓语，至谓“心术事业可施于廊庙”，以李杜齐名为“忝窃”，则全无心肝矣。要之，少陵自是一代大家，然何至字字皆经，语语皆史？如引“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以为史笔森严，人不易及。如此论诗，几于无诗。
少陵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香山诗“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人”，皆不失仁人之旨。乃《
溪诗话》云：“同合而论，则老杜之心差贤古人。”自咏所怀，何烦后人为之评较？且又安见老杜之句，其心遂贤于香山耶？此种议论，恨不起始皇焚之。
鉴于杜甫的崇高地位，严廷中虽然心中不好，但也不敢明确批评，只能以批评宋人诗话的曲折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严廷中说，宋人诗话，如《
溪诗话》等，对杜甫诗歌尊之过甚，往往附会穿凿，以为其“字字皆经，语语皆史”，遂误导后人，堆砌直率而不自知。至于推崇杜甫的“诗史”之作，则是对诗歌抒情本质的茫然无知。而以杜甫贤于太白香山，更为严廷中所鄙视愤恨，断不能接受。严廷中借批评宋人诗话以批评杜甫的这一曲折思路，与袁枚如出一辙。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题宋人诗话》曰：
玄圣虽不作，何王不衮裳。终日嗜菖蒲，未必皆文王。孔子所以圣，岂在不撤姜。我读宋诗话，呕吐盈中肠。附会韩与杜，琐屑为夸张。有如倚权门，凌轹众老苍。又如据泰华，不复游潇湘。丈夫贵独立，各以精神强。千古无臧否，于心有主张。肯如辕下驹，低头倚门墙。
宋人诗话附会杜韩，一切以杜韩为准，心中毫无主张，丧失了独立精神，令人作呕。袁枚对宋人诗话的厌恶，以及潜藏的对于杜韩诗歌的不满，都直接影响到了《药栏诗话》。
《药栏诗话》推崇的是白居易和陆游，常以二人双提并举，作为论诗的标准。甲集第三十六则、第六十三则，乙集第七十二则曰：
至性至情语，似易而实难。或以浅目之，非知诗者也。如袁子才先生《病中赠内》云：“千金尽买群花笑，一病才征结发情”；《送女还吴》云：“好如郎在安眠食，莫带啼痕对舅姑。”此种真挚语，在唐惟香山，在宋惟放翁耳。近代诸公，集中不多见此。
泰州邹耳山（熊）下笔有情，《声玉山斋集》中，五言似香山，七言似放翁也。《元旦》云：“开樽集少长，拜母学儿童。”《示弟》云：“当思规戒日，即是爱怜时。”《待雪》云：“若是肯来宜酒后，似曾有约在梅先。”《新蝶》云：“已消扇底三秋恨，来结花间再世缘。”《吴门》云：“春从欸乃声中去，愁在湖山画里消。”
富谿汪巢林（士慎）善画梅，暮年双目失明，犹能以意运腕作狂草。金冬心谓其“盲于目而不盲于心”，信哉。著有《巢林集》七卷，金竹簃代刊行世。好句五言如“朝昏来冷客，风雨落闲门”；“绿暗云连树，春阴酒病人”。七言如“满径草肥春梦里，隔帘花尽雨声中”。《种竹》云：“沾泥犹带山中雪，冲冷先锄屋角冰。”和平蕴藉，在香山放翁之间。
香山与放翁的共同点，在于语浅情真，和平蕴藉，有闲淡之风。二人之间，严廷中又于香山更为倾心。《红蕉吟馆诗存》卷五《拜白集》序曰：
生平读古人诗，雅好香山，苦未窥其藩篱。甲申十二月，东莱翟君文泉镌“拜白山房”小印见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以香山放翁为宗，尤其推崇香山，这固然是因其合乎严廷中的诗学观念，但也是受到了袁枚的直接影响。表面上看，袁枚对香山放翁的评价并不高。《随园诗话》卷四第四则曰：
凡事不能无弊，学诗亦然。学汉、魏、《文选》者，其弊常流于假；学李、杜、韩、苏者，其弊常失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学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浅；学温、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纤。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则诸弊尽捐。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佛云：“学我者死。”无佛之聪明而学佛，自然死矣。
袁枚高扬独立精神，自言“试问随园诗学某，三唐两宋有谁应”（《遣兴》），于唐宋诸大家皆不愿学，既不学李杜韩苏，也不学元白放翁。《随园诗话》卷十六第四则、卷十四第五九则曰：
古人诗集之多，以香山、放翁为最。
诗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则精神衰葸，往往多颓唐浮泛之词。香山、放翁尚且不免，而况后人乎？故余有句云：“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
袁枚认为，香山放翁诗作最多，但不免颓唐浮泛之词。对香山放翁的不足，袁枚有清醒的认识。但是，理性的批评，并不影响其情感的喜好。袁枚《读白太傅集三首》序曰：
人多称余诗学白傅，自惭平时于公集殊未宣究。今年从岭南归，在香亭处借《长庆集》，舟中读之，始知阳货无心，貌类孔子。然平生不饮又不佞佛，二事与太傅异矣。
“无心”而“貌类”，正是其情感深处的共鸣所致，也就是因其人生境界与创作态度的相近而产生不期然而然的一致性，如“天性多情，喜好女乐，诗谢雕琢，心由自主”[12]等。袁枚与香山放翁的这种情感共鸣，尤其是与香山的“无心”而“貌类”，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了严廷中，使其明确地树立了以香山放翁为宗，而尤其推崇香山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处对于香山的态度，以及上述对于“柔”的态度，我们可以见出袁枚“情”与“理”的矛盾，即理性批评与情感喜好的对立冲突。相较于袁枚，严廷中则显得更加任“情”而动，一往“情”深，即完全尊崇情感的喜好，不会为了观念的全面与正确，而以理性的批评压抑情感的喜好。这是严廷中的偏狭之处，也是其单纯之处。透过严廷中，我们反倒更能把握袁枚性灵诗学的真精神与真面目。
综上所述，《药栏诗话》受到袁枚及其《随园诗话》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药栏诗话》对袁枚诗歌典范性的确认，对《随园诗话》直接或间接的引用，更表现在对《随园诗话》采诗原则的继承，对袁枚诗学观念的认同。《药栏诗话》对袁枚性灵诗学的赓续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性灵诗学的脉络之中，才能深入理解《药栏诗话》的价值与意义。
《药栏诗话》有清道光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力编印《云南丛书》，将《药栏诗话》收录其中。《药栏诗话》的云南丛书本是否即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翻刻而成，还是另有所本，现已不得而知。其后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收录此书，皆据云南丛书本影印。今人张国庆先生《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和张寅彭先生《清诗话三编》也都以云南丛书本为底本，收录此书并做新式标点。云南丛书本乃成为现今最流行的本子。但笔者仔细对照云南丛书本和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发现云南丛书本存在较严重的问题。首先，云南丛书本缺漏11则，其中甲集10则，乙集1则。其次，云南丛书本中有多处存在前后两则混为一则的情况。再次，云南丛书本文字错讹较多。因此，本书舍云南丛书本，而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云南丛书本，以及张国庆和张寅彭二位先生的标点本。
本书笺注部分，“注”主要是对原文中的人名、地名、生僻字词、典故、诗句出处等做简要注释，“笺”主要是征引相关材料作为原文的参考。本书校勘较少，故不单独出“校”，相关情况在“注”中一并说明。本书附录搜集了严廷中的三篇传记、八篇诗文序，并征得张一粟女士和李超先生的同意，收录其《严廷中年谱简编》和《严廷中生平及其〈药栏诗话〉的价值》两篇论文。
由于笔者学力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还存在很多疏漏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
[1]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5页。
[2] 王英志：《袁枚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3—594页。
[3] 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4页。
[4] 张寅彭：《清诗话三编》（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637页。
[5]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8页。
[6]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8页。
[7]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8、383页。
[8] 严迪昌：《清诗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页。
[9] 严迪昌：《清诗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8页。
[10] 王英志：《袁枚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395页。
[11] 王英志：《袁枚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397页。
[12] 尚永亮：《从“浅俗”之否定到多元之阐释——清前中期白居易诗接受的阶段性变化及其要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还可以参阅石玲《袁枚诗与白居易诗之“貌类”及内在成因》，《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