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海的战略驱动力

多年以后，再回想起2017年1月那个繁华的夜晚，依然历历在目……

那年的互联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移动互联网行业充分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经历了一个极度繁荣的时期。在此之前的五年和之后的五年，新的概念不停地涌入市场：电商、社交、游戏、O2O、信息流、短视频、Fintech、在线教育、区块链、Web3在短短的十年内接连爆发，令人应接不暇。每个大的概念还有更多的细分赛道，如O2O就分为团购、外卖、跑腿、网约车、共享单车、社区团购等，几乎每年都有新热点。

那年的滴滴，也意气风发，刚刚战胜了在全球开疆拓土的互联网巨头Uber，风头一时无两。而让公司风评扭转的标志性事件——“顺风车事件”还有一年才会发生。在公众眼中，公司依然是那个屠龙的少年，刚刚打败了“外国独角兽”的入侵，又一次捍卫了中国互联网界的荣耀。

北京数字山谷的办公室窗明几净，不论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还是成名已久的行业大佬都纷纷慕名而来，每天都有新的员工入职，他们无论老少，都是自信满满、朝气蓬勃。

那是2017年1月17日，春节前的某一天，公司年会的主题是“星辰大海”。那是滴滴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年会，以庆祝公司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工人体育场被对半劈开，一半是舞台，一半是看台，满满当当坐了近万人，那是公司所有的员工，很多外包人员、实习生都受邀飞往北京参加这一盛会。当CEO亮相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超级巨星。全场欢呼雀跃，掌声雷动，荧光棒挥舞，闪光灯闪耀，整个看台仿佛一片一望无际的星辰。那时的公司迅猛发展，管理层踌躇满志，全员众志成城，CEO骄傲地向大家宣布：

“主场已经打完了，现在我们要打客场！”

那年的大洋彼岸，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特朗普与希拉里竞相拆台，掀开了不体面竞争的帷幕。随着希拉里的“邮件门”被爆出，特朗普后来居上赢得了大选。“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巅。”世界的风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团团的乱流汇合在了一起，无人知晓太平洋的风暴正在形成，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躁动，隐隐约约预示着未来世界并不会太平，但当时谁也说不清楚政治、经济、行业未来到底会怎样……

而公司，从万千宠爱到千夫所指，还有两年的过渡期。

我们在前言中就说过：一个企业出海，必然是这个公司的战略需要；一个企业出海，必然需要一个公司级的战略。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必须和企业的大战略有高度的协同，国际化战略不能是一个孤立的部门战略，而必须是大战略至关重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企业出海才能真正成功。

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企业出海的难度，在国内所有理所应当的东西，在海外都有可能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才能获取；在国内所有现成的东西，在海外都有可能需要重建；在国内轻轻松松就能做成的事，在海外可能变得非常艰辛；在国内很廉价的东西，在海外可能会很昂贵，哪怕在发展中国家。

在国内如果需要沟通，你只需要走到对方工位，摊开电脑就可以聊明白。如果是异地，顶多坐五个小时以内的航班飞去对方城市，面对面聊一遍。但对国际业务来讲，有可能8个小时之后才能等到对方回复，几天之后才能召开一次深夜电话会议，会议上大家都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花了十分钟都没有表述清楚那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

企业出海的难度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

文化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社会习惯，这可能会影响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广告宣传的效果以及管理当地员工的方式。

法律合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企业必须了解并遵守这些规定，包括税务、劳动法、知识产权保护等。有时企业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违反了某些规定，很有可能遭受严厉的惩罚。

经济风险：国际市场可能面临汇率波动、经济危机、供需波动等风险，这些都可能对企业的国际化造成不利影响。

政治风险：很多国家在政治上对中国企业非常不友好，会用政治手段干预、打压中国企业。很多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政策经常反复，甚至会出现政变和动乱。

竞争压力：在国际市场上，企业可能会遭遇已经发展壮大的竞争对手，新进入者必须依靠有竞争力的产品和策略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供应链与物流：建立和管理一个跨国的供应链系统是复杂的，需要考虑成本、效率、可靠性等因素，同时还要应对各国的政策和关税问题。

品牌与定位：企业需要确定其品牌如何适应外国市场，并且可能需要调整其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不同市场的特定需求。

人才与组织：找到合适的管理团队和员工来执行国际化战略是一个挑战，特别是要寻找拥有国际经验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同时，设计、运营可以有效管理这些人才的组织也不容易。

产品本地化：很多产品在国内的体验登峰造极，但一出了国门瞬间体验拉跨，甚至完全不可用。很多看不到的产品细节都需要本地化定制，甚至产品文案都需要逐字逐句地打磨。在某些特定行业，企业需要确保其技术和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并且能够与当地技术兼容。

消费行为差异性：消费者在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购买习惯和偏好，企业需要进行市场调研来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这种差异可能体现在产品品类方面，也可能体现在产品功能甚至产品色彩方面。

资金管理：国际化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汇率波动、监管执法等意外因素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损失，企业需要有效的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来保证资金安全。

人身安全：在很多国家社会治安是个严峻的问题，初来乍到且出手阔绰的中国人在很多不法分子眼中就是一台行走的ATM机，出海展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往往会遭遇重大威胁。

…………

婚姻家庭如此，企业出海亦然。成功的国际化企业都是相似的，但国际化失败的企业却各有各的失败之处。出海的困难千千万万，远远不止我们上面列举的那几条，其中任何一条都有可能让企业遭遇滑铁卢。

而面对重重困难和未知的挑战，企业毅然决然地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必须是由企业的战略所驱使的，一定是服务于企业的整体利益的，并且在企业内部达成了广泛的集体共识。否则，企业很难下定决心，勇敢地突破重重困难，把出海之路走到底。

如果企业出海只是部门级的项目，或者只是老板一时的心血来潮，如果国际化拓展不服务于企业大战略和整体利益，如果出海的计划没有达成集体共识，那么，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或者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时候，企业很容易就退缩了，曾经宏大的计划也会不了了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必须是公司级战略，需要服务于企业的整体战略，那么企业的整体战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出海如何才能帮助企业实现大的战略目标呢？

第一，毫无疑问，出海会带来新的增长。

2023年，中国的人口为14.1亿，而全球的人口为80.86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17.44%。同年，中国的GDP为18万亿美元，而全球的GDP为105万亿美元，中国GDP占全球的17.14%。从消费市场的规模来看，中国占比相对较小。中国人属于典型的“干得多，吃得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消费市场总量约为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消费市场的6%。

开拓国际市场，企业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收获更广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实现销售的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扩大。增长可以解决企业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如果不能，也可以为解决问题争取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现在大部分企业面临增长停滞的严峻挑战，当企业停止了增长，企业的可分配利益变少，企业和员工的收益减少，开始出现利益冲突和内部竞争，内卷就开始显现。这时，无论在管理上如何做都是错的，公司便进入了死亡螺旋。

这时候，企业的氛围和文化会变差，也许管理层试图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但空洞地宣扬企业文化无法掩盖企业垂垂老矣的事实，只会让员工暗地里嘲讽。

这时候，企业的效益会变差，管理层往往采取很多管理动作来提高效率，在很多情况下，降本增效其实就等于裁员+减少预算。没有实际生产工具的优化，没有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没有技术创新的降本增效，只是让大家提高人均劳动强度，如果没有拿到确定收益，就很可能会导致满意度恶化，加速优秀员工的离职。

出海直接开拓了更广阔的新市场，可以带来更加强劲的增长。

增长可以让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增长展示了企业强劲的竞争力和活力，给客户、公众、监管机构、投资者注入强大的信心，这种信心甚至会上升成为一种信仰，信心可以转化为资源的投入，直接表现为客户踊跃的购买、公众广泛传播的口碑、监管机构的极大耐心、投资者果断的支持。

增长可以摊薄国内的固定成本，包括研发成本、生产线的投资等，极大地改善企业的成本结构，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从而带来更多的利润。

增长可以提高组织的战斗力，一个常打胜仗的组织往往会士气旺盛。一旦企业快速增长，可分配的蛋糕就会变大，大家一致对外扩张，组织和员工的利益会被拉齐，表现为员工满意度高、组织凝聚力强、团队士气高涨、文化积极进取。就算有管理上的瑕疵，内部有利益冲突，但分歧也会迅速弥合，员工往往可以容忍苛刻的文化、更低效的行为、更高强度的工作等不利因素。

出海带来的直接增长，让苦苦内卷的企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第二，出海可发展全球供应链，企业可以通过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经营效率，降低风险。

通过跨国经营，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配置全球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原材料、资本和技术等。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其中全球化的原材料、资本供给的重要性已经毋庸多言，但是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全球外包领域还是缺少有效的实践。

全球人力资源外包涵盖了高端人才、技术人才，也包括低成本人力。中国企业可以在技术先进的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也可以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设立生产基地和人力外包中心。

在欧洲等传统工业强国建立研发中心，已经成为广大中国制造企业的通行做法。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人力成本并不高，但技术和人才的积累非常悠久，正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华为是中资企业在全球开展研发合作的先行者，在欧洲的研究所分布广泛，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传统西欧发达国家，也包括捷克、波兰、瑞典、芬兰等中欧和北欧国家。而吉利汽车在获得沃尔沃部分技术转让后，也在瑞典哥德堡设立欧洲研发中心，为领克等高端车型的推出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也有企业通过在有关税协议的国家投资建厂，从而获得关税减免，提高产品竞争力。大量汽车主机厂都会选择在目标市场建立保税工厂，从而获得极大的关税豁免，如广汽埃安、上汽、哪吒在东南亚国家的保税工厂。比亚迪为了拿下欧洲市场，计划投资上亿元在匈牙利建设电池组装厂。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来服务全球市场。比如，菲律宾是全球知名的英文呼叫中心外包市场，很多跨国公司会把客户中心和电话外呼中心设置在菲律宾，可以极大地降低劳动成本。而埃及则是阿拉伯语的呼叫中心外包市场，中国企业如果要在富裕的海湾国家展业，也可以把客服、外呼等职能设置在埃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对手，还要应对国际巨头的挑战。通过出海，企业可以直接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交锋，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创新成果，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表现在多个维度，包括获取跨国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以及对市场的认知。

第三，出海是市场的多元化，可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我们前面讲到出海有助于配置全球资源，包括布局全球供应链。供应链处在企业的上游，供应链多元化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同时也可以防范风险。而下游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公司资产和业务分布的多元化也至关重要。

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一定会避免对单一市场、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从而保持自己对上下游的影响力，甚至在初期会适当增加投入，短期付出一定代价也在所不惜。开拓新市场并且培育新的供应商，可以避免某个市场的“黑天鹅”事件给整个公司带来灭顶之灾，降低市场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影响。

中国市场作为一个巨大的、不断发展的、稳定的市场，成了中国企业天然的避风港，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是广泛存在的，包括整体宏观经济、微观细分行业、政策环境、监管力度、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订单量、原材料等各方面的波动。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经济是蓬勃发展的，市场需求是旺盛的，供给是强大的，监管是宽松的，流动性是充裕的，很多中国企业忙于采摘低垂的果实，却忽视了对海外市场的提前培育。尤其在那些最近十年才崛起的新兴企业中，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这些新兴企业在国内的业务发展迅速，管理团队一路小跑地推动业务，组织能力的建设尚未跟上，国内的管理工作都踉踉跄跄，自然无暇开拓和管理难度更高的国际业务。

这就导致了很多企业虽然在国内业务体量庞大，积攒了巨量现金储备，产品力、品牌力都不俗，甚至在国内市场也进行了多元化展业，但过度依赖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面临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化时，往往会遭受严重的冲击。

第四，出海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打造全球品牌，提高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

品牌的力量是巨大的，品牌可以让产品更广泛地传播，从而获得更大的流量，显著提高销量。品牌可以塑造受众关于产品的心智，让消费者对品牌更加信任，甚至忠诚。心智可以触发受众大脑中的购买链路，提高销售转化率。另外，品牌可以让产品卖出更高的溢价。

出海展业的过程也是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国企业需要让自己获取国际知名度，从而吸引全球客户。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开拓国际业务，也可以让其国内业务迈向新的高度。

国际化拓展是一件艰难而伟大的事情，人民群众和国家都非常期待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会付出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不仅关乎民族自豪感，也切切实实地关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关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中国企业可以成功地在海外开疆拓土，一定会极大地提高品牌形象，也会反哺国内市场，受到国内市场的尊重和追捧。

华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华为的国际化之旅始于1996年，步履蹒跚地十年磨一剑，终于在2005年国际业务收入超过了国内业务收入，华为的国际化战略取得了实质性成功。此后华为开始尝试进攻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从2012年开始，华为在通信领域就超越了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公司。

与此同时，华为顺势推出了手机业务和云计算业务，开始了多元化经营，并且开始了在芯片、人工智能方面的探索。也正是因为华为在国际业务上势如破竹，触动了美国的利益，导致美国从2019年起对华为发起了多轮制裁。2019年4月，美国商务部就启动了长臂管辖，要求全球供应商对华为供货要首先取得美国许可；同年8月，美国政府更是直接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次月禁令正式生效。

而这还远远不算完，之后美国政府陆陆续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禁令，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限制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比如：

2018年12月，加拿大在美国的授意下，扣押华为CFO孟晚舟。

从2018年开始，美国多次施压其盟国和附庸国，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禁止其使用华为的设备，尤其是5G电信设备。

《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半导体研发和生产，同时限制与中国的科技往来。

《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旨在遏制中国芯片产业，加强美国芯片产业的竞争力，也被称为《芯片法案》；《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及其附庸的芯片企业进行补贴；2022年，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Chip 4”芯片四方联盟，试图重塑全球芯片供应链，打击中国大陆企业。

美国政府不仅通过政治手段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合作，也动用长臂管辖逼迫其附庸国和地区的企业停止与华为合作，如ARM、台积电、Wi-Fi、SD、Bluetooth联盟、Google、Facebook、ASML等均在受限之列。2023年，美国强制要求荷兰ASML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深紫外光刻机（DUV）及其部件，试图彻底扼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芯片企业。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华为突破了美国的重重封锁，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也正是因为美国从2019年开始的变本加厉的打压，华为才在国内老百姓的心智中打下了高科技企业、民族企业的烙印，树立了高端的品牌形象。

也正因如此，即使在华为手机无法配置最新一代的芯片，CPU性能落后于竞品的情况下，依然有海量的用户支持华为。我也曾经是一个“果粉”，但是在2019年孟晚舟被扣押不久后，也转投华为，一个P40用了四年之久，并且配置了华为全家桶。

2020年，任正非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对特朗普的“推广”表示过“感谢”，称其为华为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第五，中国企业出海有利于吸纳全球人才，实现人才的多元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一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人民而言，年轻学生、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商业精英对美国无不心怀向往，为了心中的“美国梦”远渡重洋打拼。

美国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全球的人才汇聚一堂，共同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繁荣，造就了美国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举几个例子感受一下：

●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由第一代或二代移民所创立。

●硅谷工程师中移民占比高达70%，其中印度裔占30%。

●硅谷高科技企业的CEO中印度裔占比为7%，而华人中也有知名的企业家和CEO，如英伟达的黄仁勋、AMD的苏丰姿、Zoom的袁征，还有早期王安电脑的王安、雅虎的杨致远、YouTube的陈士骏等。

中国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敞开胸怀，吸纳全球的人才加入进来，贡献自己的才能，并且获得重要岗位。中国的企业家也要真诚为海外人才提供就业和成长机会，让他们将自己的职业生涯长期放在中国企业，甚至放在中国。

中国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地引进海外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优渥的待遇和便利的生活。在很多优秀的企业和高校中，我们经常看到外国专家担任科研、技术骨干。

而中国企业出海，对中国全球化人才战略将产生非常强有力的助推，为海外人才在中国企业中铺设了职业发展的通道，搭建了全球人才平台。平台覆盖了人才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包括人才的吸引和招聘，人才的发展和交流，人才流通市场，以及海外人才的生活及文化社区。这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及留存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出海也可以有效地吸引华人人才在海外为国效力，甚至归国效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高端产业长期被西方企业所把持，他们拥有大量高端岗位，为人才提供了高薪待遇，并且工作相对轻松，对全球人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加州湾区的架构设计工程师可以住着大别墅，开着小皮卡，全家人每到周末就可以去度假，而华强北的硬件工程师就必须住在宝安的人才公寓，挤着地铁，周末也要上班，孩子都没有人管。因为架构设计是高端岗位，在产业链的顶端，而售后运维则位于产业链的底层。

在这个大环境下，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有很多优秀人才流失到了海外，主要是美国、欧洲、澳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他们虽然远赴重洋，但大部分人对中国依然怀有拳拳赤子之心。我在海外拓展业务的几年中，走遍了南北美洲、欧洲、澳洲、中东、非洲。在招聘的时候，海外华人永远是第一批投简历的人，他们很多人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消息，关注中国相关行业的信息，关注中国企业在他们居住国业务拓展的计划。事实上，在后续的展业中，海外华人更容易和中国企业建立情感联结，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们其中很多人甚至通过公司回国发展，让自己的人生轨迹回到了中国。

而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高科技企业通过长期的积累，纷纷实现了技术突破并且快速发展。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中国的高端产业开始蓬勃发展，迅速崛起，这些高端产业包括互联网、通信电子、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这些领域有着较高的门槛，处于产业链的顶端，而其中的领头企业掌握着利润分配的权力，在中国本土或者海外研发中心也创造了大量的高端岗位。

很多海外华人一直居住在华人社区，华人的面孔与文化世世代代都在传承，他们与中国的情感纽带始终都在，他们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同胞，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企业通过出海又招募了他们，用实际的利益与他们形成了联结，让海外华人及其后代与中国更加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就是中国向全世界派驻的最好的使者，是中国文化的宣传者和布道者，是中国经济与科技成就的推广者，是中国人民友谊的传播者，中国企业应该帮助他们在职业发展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六，出海能抓住时代的机遇，拥抱历史的潮流。

国内激烈的竞争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压力，也是中国企业出海最大的动力。

出于主动或者被动，很多企业聪明地避开了国内的竞争，果断地选择出海并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在海外市场称霸一方。例如，在非洲大获成功的传音手机的前身就是国内已经偃旗息鼓的波导手机，而极兔、Shein、Musical.ly、Opay等公司也大多出于华人创业者之手，他们避开了中国内卷的市场，依托国内丰富的资源与强大的供应链，在海外甚至是发达国家打下了一片天地。

而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出海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机遇。

通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企业可以获得政策优惠、资金支持和市场准入等多方面的帮助，降低出海的门槛和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往往对中国比较友好，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为企业展业提供了政策支持，这为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市场提供了便利和优惠条件。

甚至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的使馆和领馆都在积极地开展招商工作，他们的驻华参赞及其团队经常组织企业的座谈、研讨活动，积极宣传该国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投资优势。当中国企业在目标国家落地经营的时候，不管是该国驻华使、领馆，还是中国驻外的使、领馆，都会非常热心地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与辅导，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咨询、资源对接、企业社区建设、问题与困难的协调解决等。

我作为企业负责人在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南非、埃及等各国展业时，也曾受到中国外交部驻各地使、领馆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在本书中特表示感谢。

当今世界，大国博弈愈演愈烈，企业的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外在表现。也可以这么说：企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因”，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算领先，尤其是相较于美国的跨国巨头，中国新兴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有一定的差距。一个非常朴素的指标就是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美国科技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普遍高于50%，而中国同类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往往远低于美国同行。

中国企业在出海领域做得更好的往往是传统的外贸型企业，出海的产品也大多是电子产品、电器产品、工业品、消费品等。但这些企业所在行业普遍处于产业链的底层，企业自身不掌握利润分配权。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中国的新兴科技企业和行业，放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输出上，相关企业的海外业务占比的差距可能会更大。我们列举中美几个典型头部企业在2023年国外业务收入的占比，见表1-1，差距一目了然。

表1-1 新兴行业中国头部企业与美国企业国外业务收入占比

注：数据来源为公司财报及公开渠道。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存在企业和行业历史积累不足的问题，很多中国企业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政策、文化差异也很大，也有中国文化和品牌全球认同的因素。甚至英语天生就是国际化语言，欧美公司天生就是国际化的公司，天然就容易在印欧语系国家落地生根，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则面临巨大的沟通障碍。另外，美国及其盟国的制裁、封禁以及政策风险也是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但是以上困难并没有让中国企业退缩，以上困难也都有解决方案。有众多优秀的中国企业面临着重重不利因素，依然在不同的国家斩获了可观的市场份额，获取了丰厚的回报。

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从来不缺乏勇气，更不缺乏对大海那一边的好奇和探索之心，相信随着经济、科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家越来越积极地倡导“一带一路”，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踏上出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