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君相和离

（二）革旧鼎新，权力归一

自1368年建都南京到不再轻易出塞的洪武五年（1372），君相之间是最和谐时期，上下一心求治。对外，派徐达等北伐。对内，致力于恢复国力，保障民生。

朱元璋开国初期的政策非常像刘邦，不仅仅是因为李善长的建议仿效刘邦，因为这个时候的形势，就像西汉开国之时，内外交困。

朱元璋建国初期，国内民生疲惫，国外北元兵力强盛，归附北元的部落，不下数千里，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容不得新建的明王朝半点松懈。这个时期的朱元璋既需要文臣建设国家，也需要武臣安定边疆，扫除边患。

朱元璋采取是两手都硬的政策。一手抓内政一手抓靖边。

首先，确定礼乐制度。朱元璋刚刚称王，马上下旨让李善长、宋濂、朱升、刘伯温等制礼定乐。

其次，恢复生产。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朱元璋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积极鼓励、保护生产的政策。

再次，整肃边疆。明初的靖边，主要是北伐，北伐的同时逐渐建立防御体系。详见“北上南下”。明朝本想通过北伐，拿下北元，解决心腹大患。但北伐并不完全顺利。洪武二年（1369）的北伐即损失常遇春。常遇春一生从未败北。北伐获胜帅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赤城县西），突然病逝，年仅四十岁。朱元璋仿照宋太宗葬赵普的葬事下葬，追封开平王，谧号忠武。在太庙陪祭，在功臣庙绘画肖像，位列第二。洪武五年（1371）明军北伐失败，徐达生平第一次折戟，从此明朝不再轻言出塞，明朝与北元暂时相安无事。接下来，明朝全力大搞建设。

大搞建设，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势必成为朱元璋思考问题。在这方面，朱元璋实行了改革。一是废除中书，罢除丞相，设立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二是废除行省制度。设置布政司、提刑按察司、都指挥司三司，分别掌管地方的民政财政、司法、军政，互不统摄。三是设立锦衣卫监察臣民。四是加强监察制度，设立科道官，即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五是颁发了《大明律》和《大诰》。六是严禁宦官干政。七是军事上将不专军，军不私将。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节制诸军。后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都督府仅管兵籍和军政，不直接统军。兵部掌握军官的选授权，而军队最高指挥权则由皇帝掌握。在军队编制方面，则实行卫所制度。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司管辖，各都指挥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八是分封藩王。

在这个政治制度的改革中，朱元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对丞相制度做了一个了断。朱元璋认为自从秦朝设置丞相，丞相权力过大，借助君主的威势福分，祸乱国政，牵累祸及国君，是天下祸乱的根源。而各朝各代只有他认识到这点，所以他要对丞相这个职务动真格——废掉。有朱元璋这样的态度。君相离，势在必然。不过，在国家未完全稳定时，君相之间还是一片谐和的。

洪武年间很长一段时间，朱元璋就离不开李善长。即使不少人在朱元璋面前说李善长的坏话，李善长也不如从前谨慎，被人抓住把柄，但朱元璋依然不动李善长，即或惩罚也旋即重用。洪武四年（1371），李善长因病辞官归居，朱元璋很高兴李善长退休，赐临濠（今凤阳县临淮镇）地赐佃户赐仪仗士。但一年后，又把建临濠宫殿的事交给了李善长，还迁移江南富民到濠州（地方政府驻地在今安徽省凤阳）耕种，让李善长管理他们。这些事，李善长都完成得很好。洪武九年（1376），太祖又把宠爱的孙贵妃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他的儿子李祺。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状告李善长恃宠自纵，朱元璋因病几乎十日不能上朝，他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也六日不来朝见，召他至殿前，又不认罪，这是对朱元璋极大的不敬。李善长因此获罪，被削年禄。洪武九年（1376），正是朱元璋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之年。离彻底废除丞相制度还有4年。

但是治李善长罪不久，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与李文忠一起统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监督圜丘，即祭天坛的工程。

朱元璋如此护惜宠遇李善长，李善长谋反，对他自己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在朱元璋攻下滁州就投奔了朱元璋。此后，一直忠心耿耿为朱元璋效力，即使在并未见朱元璋有能定天下的迹象时，郭子兴来笼络他时，他也断然拒绝了郭子兴的拉拢，始终跟着朱元璋，扮演着朱元璋最忠实的大管家角色，替朱元璋管理物资供给，考核来投人员，报告给朱元璋，量才定位，安抚部下及投诚人员，稳定军心，平衡朱元璋与手下及各路反王之间的关系，俨然一介布衣丞相。朱元璋自己也称李善长就是上天赐给他的“萧何”，所以当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说李善长没有做丞相的才能，杨宪是结结实实碰了个大钉子。为免杨宪难堪，也为了让杨宪死心塌地效力，朱元璋说自己出于乡情与患难之情，不会去评判李善长是否具有做丞相的能力，但让杨宪以后不要再提这事。这分明是在告诫杨宪，李善长是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经得起考验，这事到此为止，没得商量，杨宪你好自为之，下不为例。但杨宪愚钝，没有谙透朱元璋。自这次长谈后，还如此。于是当退休了的李善长站出来给朱元璋上奏疏说杨宪奸佞，朱元璋就毫不犹豫把杨宪杀了，不去纠结其中的具体细节。就杨宪、李善长二人结果来看，两人在朱元璋心中地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即使不断有人在朱元璋面前议论或告李善长的状，杨宪、胡惟庸、汪广洋、陈宁等陆续被朱元璋杀掉，朱元璋也始终没有动李善长。然而，李善长忘记了胡惟庸初任宁国知县，是因他的推荐，后又被提升为太常少卿，直至升任左丞相，都有他的大力推荐，两人还因此互有往来。胡惟庸早已败亡，李善长竟还是稳如泰山，朝廷必然会有人不满。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惟庸的党羽，明太祖下诏免死，将他们安置在崇明，但李善长没有表示感谢，太祖因而怀恨在心。其实，在这之前，胡惟庸被杀时，李善长就该去谢罪了。李善长地位高了，被信任久了，失去了旧日的敏锐、谨慎、恭敬、谦逊。这些不谨慎、不主动等势必成为被猜忌的重要因素，加以权高忮（zhi）刻，得罪了不少人，获罪在所难免。最终，即使胡惟庸案已过十年之久，李善长还是被牵扯到胡惟庸案中，因匿而不报、心怀两端、大逆不道等原因被杀。

和李善长同在洪武元年（1368）被封为丞相的徐达，忠厚谦让，常年在外征战，所以丞相之责，李善长几乎一人掌握。不过，徐达虽位高权重手握兵权，但一回京，就很知趣地归还帅印、交出兵权，而朱元璋则设宴招待，君臣欢饮。有时，朱元璋不拘礼数，称徐达为兄长，而徐达见朱元璋如此，就愈发恭谨。胡惟庸为丞相时，想尽办法巴结徐达，徐达始终不为所动，并在朱元璋面前说胡惟庸不胜任丞相的职位，胡惟庸后来身败被杀，徐达丝毫没有受牵连，朱元璋也更加看重徐达。洪武十七年（1384），戍边的徐达在北平生病，背上长了疽，稍微好一点，朱元璋就派遣徐达长子徐辉祖带着自己的诏书去慰问他，不久就把他召回京师养病，到洪武十八年（1384），医治无效去世。朱元璋为他停止临朝听政，亲临丧礼，悲恸不已。朱元璋曾经称赞徐达说：“令行禁止。不居功自傲，不贪图女色财宝，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没有过失。当世有此美德者只一徐达。”并给予徐达配享太庙和在功臣庙肖像位列第一的待遇。

关于徐达的死，有野史说是朱元璋毒死，或不能吃鹅被迫吃鹅而死的。无论哪种说法都不足信。徐达，戍守北平，北平是徐达长女婿朱棣的地盘，二人要想联手造反，确实不得了。但徐达生病的时候，朱标还在世，地位很稳固，徐达老成持重，根本不会造反。让徐达因病中毒去世，对于想坐实朱元璋毫无人性的史家来说，确实是两全其美的事。然而，借胡惟庸案，朱元璋已经清除掉认为有隐患者。朱元璋没有必要毒死他。蓝玉案是朱标死后再发生的。而这些野史作者怀才不遇借此泄愤，或演义吸引读者的成分倒确凿可信。

明朝开国前后的重大的军事行动，徐达几乎全部参与其中，明朝版图的大半江山都是徐达直接带兵或参与打下来的。他的四子朱棣娶了徐达长女，即日后的徐皇后。不仅如此，徐达的次女是代王妃，三女是安王妃，徐达这种殊荣在当时仅他一人，他造反所得荣耀也不过如此。

于是，最初封的丞相二人，徐达因病去世了。李善长却最终受累于他一手推上去的丞相胡惟庸。而胡惟庸案之所以案发，导火线之一是外交使节来朝不奏报，一是刘伯温死因问题。刘伯温吃了受朱元璋之命，胡惟庸派来治病的医生的药，不久就去世了。这是导致胡惟庸案的伏笔。刘伯温死于非命，只是胡惟庸飞扬跋扈的冰山一角，在丞相任上，胡惟庸起初还小心谨慎，忠心耿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结党营私，滥用职权，培养自己的势力，甚至还结交武将，以至于心怀异志。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国，存在于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古代王国的贡使来到南京朝贡，此等外交上的大事，朱元璋竟然不知道，可见胡惟庸一手遮天到了什么程度。最终，胡惟庸试图谋反未遂，即被诛杀，他死后，庞大的党羽也渐次伏诛，前后长达十年，这就是胡惟庸案的经过，正也因此，朱元璋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当然，即使朱元璋不废除丞相，朱元璋君臣分离也是必然的。就其本还是胡惟庸自己骄奢擅权到极点。本就迟早会废掉丞相的朱元璋，最终下决心杀掉他，为终结丞相制度画上了完美句号。

死后还能对胡惟庸有杀伤力的刘伯温，曾面对朱元璋丞相人选的提问，直言没有比李善长这个大柱更合适的。与李善长相比，其他都是小柱，并且这些小柱还各有毛病。其中杨宪虽然具备做丞相的才能，但气量狭小，汪广洋比杨宪气量更狭小，而胡惟庸则有将马车弄翻的危险。实践证明，果如刘伯温评判。

刘伯温，功劳不如李善长等人大，但在后世民间名声却比李善长等大，民间流传着种种有关刘伯温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话。被神话的刘伯温，在当时最大的本事就是所谓的未卜先知、能掐会算，明朝建立后，刘伯温所做的几件有名的事都与卜筮有关。在他杀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就有借天象杀人的一面。刘伯温去世很早，洪武八年（1375）即去世，没和明朝走多远的路，能拿出手的建树真不多。刘伯温的败笔，也是提前让他离开人世的一件事，竟然把自己卷入实则自己一手造成的既是贪腐又是大逆不道的案子——谈洋案中。最后这个案子，被胡惟庸做成了刘伯温贪恋风水、假公济私，侵占民间土地为自家坟地的铁案。朱元璋大怒，龙气只能天子家享有，刘伯温竟然敢有这等私心，但念在开国之功，不予追究、保留爵位、夺去俸禄，已退休的刘伯温忙不迭地进京谢罪，经过这一折腾，连惊带吓，不久病死。

当然，即使朱元璋不废除丞相，朱元璋君臣分离也是必然的。有君王的个人禀赋，更有境遇之故。

首先，朱元璋猜忌多疑，刚愎专断。其次，集权欲望，维护皇权稳定的需要。对于要集权以及为子孙万代计的朱元璋，势必废掉丞相制度，去掉胡惟庸也就是迟早的事。当然，胡惟庸有骄奢淫逸不法之举，也死不足惜。但他却还累及自己家族，以及其他功臣，罪过可谓滔天。再次，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互相倾轧。朱元璋的功臣到明朝建立后，不少人有骄纵之态。封了7个公爵，除卷入胡惟庸案的李善长和卷入蓝玉案的冯胜被杀，其余的5个徐达、汤和、李文忠、常遇春和邓愈都是善终。至于27个侯爵，至少一半是善终。被杀的，包括胡惟庸、蓝玉在内，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咎由自取。蓝玉也是骄纵到极点，侮辱元太子妃，致使太子妃自杀，后又强闯进喜峰关口，加以朱标去世，朱元璋忧虑继位人问题，于是有了蓝玉案件。胡惟庸案，朱标还在世，虽然有为朱标铺平道路，免除后患的一面，但那个时候，如果功臣们守法，朱元璋没有任何把柄，是不可能兴起大狱的。

对于功臣，朱元璋其实多次劝诫过他们，要谨慎守法、善始善终，不要干法乱纪，共享富贵。此外，他还给功臣颁发免死铁券，但免死铁券对免死是有次数限制的，发的人也有限。

朱标曾埋怨父亲杀人过多，朱元璋叫他拣扔在地上的棘杖，并用这来告诉他，自己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稳定和江山永固，如果不是朱标死得早，朱元璋大兴胡惟庸案就应该杀够了。但历史总是无情又偏偏不遂人愿，有刺的开国功臣们死得差不多，明王朝一片坦途，朱标却早早死掉了，而朱棣则等来了自己的机会。朱元璋如何解决这个后继问题，且看下回《明太祖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