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初探》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现代文学学术界开始纠正“左”的偏向，对一些过去在“左”的影响下未能解决或根本不曾解决的历史问题，有些同志敢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评价。但总的看来，研究的对象多是一些个别的有争议或被淹没的历史人物和现象；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使得这些枝节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初探》作者在研究五四文学时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抓得好、抓得准。因为指导思想决定着这场革命的性质，决定着对许多基本问题如何评价。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若有偏颇，就会导致一系列错误的结论。相反，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就为真正恢复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廓清五四文学研究中“左”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诚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界，犹如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洪流的聚汇口，五光十色的意识形态在这里交错杂陈，斑驳陆离的文艺思潮交织于当时的文坛艺苑。六十多年来，许多人都在寻找这一时代交响曲的主调音乐，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不仅国内学术界的看法几经变化，就连国外学者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分歧。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权威观点”，即：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多年来，这一观点一直作为定论被阐发、被沿用，并被作为无可辩驳的论据来研究其他问题。但在长期间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却都做不出圆满的解释。《初探》的作者为了维护历史的尊严，不囿成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下了本书中《试探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一文，论证了“权威观点”的不可信，另提出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己的结论。

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首先是从明确“五四”作为历史范畴的起讫时间入手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以往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不同理解，往往来源于对这一历史范畴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理解：长的多达数十年（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短的则是一日突变（狭隘地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算起）。《初探》反对“突变说”，也不同意过于宽泛的时间断限。作者依据茅盾的观点，把“五四”理解为：从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正式提倡文学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在确定了这一时间范畴之后，作者对有关的文献、史料进行了重新研究。我们知道，文学史研究是以史料为基础的，然而占有了史料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它。有些人之所以掌握了大量史料却仍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多数是由于不从史料出发，而是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片面地或者随意地宰割”史料为自己的观点服务。马列主义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恩格斯语），“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1]。《初探》作者正是运用这一原理的。在书中作者反复强调：“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他不仅占有了丰富的五四文学史料，更注意到它们的“总和”和“联系”，因此他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国际历史背景、舆论阵地、代表人物、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察，而且对这诸侧面又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探究。例如，作者针对“权威观点”主要以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为论据，重点研究了李大钊（注意：作者又抓住一个要害问题）。但他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只注意李大钊当时那几篇有“马克思主义”“布尔札维主义”词句的文章，而是多方面地研究了他当时的哲学、政治和文艺思想；对那几篇文章，也不是只研究文章本身，而是考察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发表后的影响；对于那些词句，也不是只看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它们在当时的具体含义。经过如此全面、深入的钻研，作者发现：当时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常把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相提并论，一同宣传；李氏对十月革命精神的理解，也是以“人道”“自由”等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的。总之，在当时李大钊的思想中，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一发现，《初探》作者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权威观点”的基础，又为自己的观点增强了论据。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权威观点”基础的“根本动摇”并不是依赖新史料的发现，而不过是对一些为人熟知的旧有史料和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掘和更精细的鉴别。例如，多数现代文学史家都认为，李大钊《新纪元》一文中的“新纪元的曙光”，是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曙光”，并以此作为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据之一。但《初探》的作者却不如此望文生义，他把它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以有力的证据对这一词句做出了新的诠释：“新世纪的曙光据当时李大钊的解释，不仅含有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光辉，而且主要是指‘欧洲几个先觉’者所大声疾呼的‘公理战胜强权’的民主主义精神。”[2]而且“新世纪的曙光对中国五四时期所照射的范围开始并不大，而是逐步扩展开来；……更重要的是，新世纪曙光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光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映射力量远不如‘平民主义’思潮”[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朱德发同志的结论是符合五四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作者的研究特点，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考察，而不是静止的考察；是全面、联系的研究，而不是片面、孤立的研究；是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不是简单、草率的臆说。

过去有些人之所以不敢承认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怕贬低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因为在一些人那里，“人道主义”一直和“资产阶级”“落后”“反动”联系着；二是担心这样就得肯定当时力倡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历史功绩。由于《初探》的作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人道主义在五四反封建运动中的历史进步意义，便解除了这些不必要的“担心”。

总之，《初探》的这一新的结论对于五四文学研究，乃至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评价，甚至重新评价五四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可以帮助人们廓清以往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理论问题的误解；还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过去因“权威观点”带来的许多难以克服的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