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有了正确的认识，这就为进一步正确研究五四文学提供了一把钥匙。《初探》的作者正是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五四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表现在几个代表人物的评价方面。过去，在“权威观点”指导下，人们势必要把一些当时鼓吹人道主义而后来堕落或反动了的人物极力贬低，而对另外一些一贯前进的人的思想则予以拔高，以致湮没了历史真实。《初探》的作者依据他的新结论，既然肯定了人道主义，就必然要肯定当时的人道主义倡导者；既然人道主义是指导思想，那么当时主张新文学的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这种影响，即使后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人们也不例外。就这样《初探》的作者试图对他们都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回顾我们多年来的文学史研究，之所以不能实事求是，原因之一就是混淆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分野，更有甚者，则完全以政治仲裁代替了学术研究，致使我们的文学史的真面目被歪曲，甚至被颠倒了。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风云变幻的三十年，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必然会造就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许多人在政治舞台上浮浮沉沉，今是昨非。如果不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别开来，实难真正把握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方面，《初探》的作者的做法是令人钦佩的。他敢于讲真话，敢于秉笔直书，不因某人一生在政治上的褒贬毁誉而影响对他在五四文学史上的科学评价。在这一点上《初探》的作者表现出了一个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史工作者应有的探索真理的勇气。

对于一些后来政治上堕落的人物，《初探》一分为二，敢于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却以五四文学革命敌人的面目出现在一系列现代文学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逐步解放了思想，出现了一些试图正确评价胡适五四历史功绩的论文。但大多扭扭捏捏，肯定过于谨慎，批评则极力苛求，而且抓住尾巴不放。主要纠缠在：“胡适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主张究竟是形式主义的‘文学改良’，还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改革？”问题上。这是决定胡适在五四文坛地位的根本问题之一。正是从前者出发，有人至今坚持否认胡适的历史功绩。《初探》中的《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针对这一复杂而又要害的文学史争端，展开了自己全面而周密的论析，以有力的论据肯定了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改革。作者提出了许多创见，例如，“文学改良说”常常以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标题上的“改良”二字作为似乎无可辩驳的证据。《初探》的作者却在胡适当时的一些著述和信件中找到十几条根据，证明：“‘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两个概念，是当时的同义语，并没有质的区别，不但胡适用它们来表述自己的同一文学观，而且其他的文学革命倡导者亦这样用过。……”[4]因而在对胡适白话文学主张的评价上，《初探》不仅以强有力的论据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还廓清了过去对胡适一些具体问题的混乱认识，否定了一些错误根据，为人们今后科学地评价胡适排除了一些障碍。

对周作人的评价，同样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囿于对周作人的政治偏见，在学术界尚少有人正确估价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时候，《初探》作者就写下了《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一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把周作人放在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从而认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是对胡适、陈独秀文学主张的发挥和补充，周在当时的主要贡献是“他能够根据文学革命形势发展的趋向，及时强调‘思想革命’比文字改革是更为重要的一步”[5]，以及怎样进行思想革命？创作什么思想内容的文学？另外，对于一直遭受批判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主张，作者是把它们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了重新考察，提出创见：它们既符合当时世界的民主潮流，又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在同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中，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盟友”。

对于一些后来成长为共产主义文化战士的人物，《初探》也不囿于成说，而是经过自己劳动，重新进行研究，能够实事求是地评判他们当时的实际贡献。

伟大的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革命史上开创了光照寰宇的业绩。唯其如此，人们在评价鲁迅时，往往容易掺杂着自己的崇敬之情。或一味拔高，不惜穿凿附会；或为尊者讳，回避其历史局限。难得《初探》的作者把鲁迅作为一个发展的人来看待。他在全面肯定鲁迅五四“为人生”文学观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还能指出它的一些矛盾之处和时代局限。特别是作者有这样一个观点：五四时期的鲁迅和当时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一样，其“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是具有时代价值的精神‘德莫克拉西’和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文艺思潮”[6]，区别只在于，鲁迅的民主主义具有“彻底性”的特点，人道主义具有“革命性”的色彩。我们觉得，以上这些都是中肯的评述。只有如此认识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才能全面了解鲁迅的文艺思想，才能深刻理解他当时的文学创作，才能把握这位时代巨人的成长历程。《初探》中的《论〈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就是这样做的。它实事求是地探讨了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主要指导思想，认为不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阶级论，而是进化论、人道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引用马列主义关于发现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并非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基本特征，乃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可以达到的认识高度的观点，纠正了一些人仅以小说中触及阶级对立，便断定这是阶级论的简单化研究。

同样，作者对茅盾在五四时期新文学理论建设上的贡献，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对于茅公当时文学观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当时茅盾的文学观中社会主义思想和进化论并存。茅盾逝世后，不知是出于对这位文学巨匠的缅怀，还是由于党中央已经承认茅公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有的文章认为他当时文学观中社会主义思想占主导倾向。《初探》中《茅盾五四时期新文学观试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能够力排众议，做出了多方面努力：一是摒弃了以作家的社会思想代替文艺思想的做法；二是在具体考察其文艺思想时运用了比较的方法。特别是经过与当时的陈独秀、周作人的文学主张进行比较，发现茅盾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从而认为茅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基本没有超出进化论和人道主义范畴，虽然社会主义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道主义。我们觉得，朱德发同志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

对以上历史人物，《初探》不仅实事求是地确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而且找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他们当时的思想虽然都属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范畴，但又有所区别：同样是为人生的文学观，鲁迅侧重于国民性的改造，茅盾则更侧重于进化论；同样主张“进化的文学”，“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历史进化文学观，提出了白话文学主张；陈独秀依据新陈代谢的进化规律，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周作人本着‘从动物进化的人类’的理论，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虽然茅盾新文学主张也仍然建立在进化的文学观念上，但是他所说的‘进化’……主要是强调发展，强调革命，强调创造……”[7]。